同治四年（1865）三月初四，紫禁城内，春寒料峭。慈禧与慈安两位太后早早地便已端坐在东暖阁，书案上放着一份新呈的奏折。按照常例，恭亲王又来入值进见两宫。恭亲王刚迈进殿门，不等其开口，慈禧便指着案上的折子厉声道：“有人劾汝！”恭亲王急忙拿起，粗粗一看，瞬间气涌心头，怒目圆睁，追问：“谁人所为？”慈禧极不情愿地答曰：“蔡寿祺！”恭亲王失声道：“蔡寿祺非好人！”话音未落，他便拂袖而去，愤愤离宫。三日后，朝廷颁布一道上谕：“恭亲王着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此令一出，朝野顿时一派震惊哗然：堂堂议政王突然落马，莫非预示着新一波整肃运动山雨欲来？

《垂帘听政》剧照，帘子后是慈禧与慈安两位太后

模糊的权限

高层大地震，自然成为坊间巷尾之饭后谈资。众人猜度：慈禧此番痛下杀手，想必此前早已盛传的叔嫂失和之秘闻并非空穴来风。这道上谕表明叔嫂已彻底摊牌，撕破脸面。

所谓性格决定命运，恭亲王之个性，确有可议之处。史学家吴相湘先生曾言：“恭王性质开明，临事敏决，能力之富强，当时廷臣中，实罕其比。”可见恭亲王堪称推动洋务改革、缔造中兴之不二人选。然而，恭亲王的短板亦非常扎眼，他“自幼学养不固，举趾高徒，是为美中不足”。所以当道光帝给他封爵时，“命之曰恭，一字钦承，涵意实极深远”。倘若他“能懔功高震主之古训，以多尔衮为前车之鉴，稍自敛抑，固可以持盈保泰，享荣华于久远”。只可惜“恭王竟未注意及此，言语行动诸多不检，甚或持功自矜，遇事流于专擅”。比如每次上朝，恭亲王“辄立谈移晷，宫监进茗饮”，两宫必客气一下，道：“给六爷茶。”然而有一回，叔嫂召对颇久，“王立御案前，举瓯将饮，忽悟此御茶也，仍还置处，两宫哂焉”。当日两宫忘记赐茶，恭亲王竟险些喝了同治小皇帝的御茶，由此知其潜意识中对君臣之礼并不十分在意。更让两宫不能忍的是，按照祖制，太后召见之地，“无论若何大员，非总管太监传旨，不能径入”。而恭亲王却往往不吃这一套，未等内监传旨，“径直入内，以为此制非为彼而设也”。

恭亲王身兼内务府大臣，对宫内日常一切开销，握有审批大权。当时慈禧身边的红人太监安德海恃太后之宠，四处吃拿卡要，亏空府库。恭亲王实在看不下去，以“国方艰难，宫中不宜求取”之由，警告安德海莫要太贪。安德海自然不服，问道：“所取为何？”恭亲王一时不能答，随口说：“如瓷器杯盘，照例每月供一份，计存者已不少，何以更索？”安德海答曰：“往后不取矣。”孰料明日用膳，安德海命人“悉屏御瓷”，尽用民间地摊卖的粗劣餐具。这让慈禧大为惊讶，安德海伺机构陷，把昨天恭亲王的训斥添油加醋讲了一遍。慈禧不禁愠曰：“乃约束及我日食耶？”据说次日恭亲王面圣，竟对两宫云：“两太后之地位，皆由我而得之。”此言慈禧绝不能忘而恕之也。

恭亲王奕䜣

不过，对于两位处在权力巅峰的统治者而言，私人嫌隙仅是表象，决定彼此恩怨离合的主因，终究还是权力。早在刚打掉肃顺时，慈禧便急匆匆借同治名义，郑重向世人宣告：“朕奉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懿旨，现在一切政务均蒙两宫皇太后躬亲裁决，谕令议政王军机大臣遵行，惟缮拟谕旨仍应作为朕意宣示中外。自宜钦尊慈训，嗣后议政王军机大臣缮拟谕旨，着仍书朕字。”

这道谕旨，清晰地明确了朝廷中枢政治决策的程序：第一步，各省及各路军队奏折均先呈交两宫披览；第二步，交议政王、军机处等重臣详议；第三步，两宫根据群臣意见作出裁断；第四步，议政王等大臣按照两宫太后意旨交由军机处拟旨；第五步，最终定稿呈请太后审定并正式颁发。

这一纸上谕，既是新一届领导班子制度设计的共识，亦是彼此心照不宣的默契。两宫拥有至高无上的最终决策权，而所谓的“议政王”仅仅是埋头干事的行政首脑。说白了，两宫是大清股份公司的董事长，恭亲王是总经理。至此，两宫将自己同奕的权限划分得泾渭分明。

然而，于日后的实际政治操作中，恭亲王却逐渐有意无意地侵夺太后之权，让原来厘清的权限变得模糊，“今膺议政王之重寄，集宫廷大小诸务于一身，虽不若顺治摄政王之位尊权重，然每日商白公事者环侍于军机处门前，耳目声势，亦煊赫于一时。而王于各省事件多委权督抚，其能特达者不加遥制”。这让慈禧心中甚为忧虑：首先，奕领衔军机处，枢垣之内除了李棠阶，一水的恭亲王嫡系，朝廷大政方针的制定，大半出自奕、文祥、桂良诸人之手，两宫裁断权渐成摆设。其次，为了贯彻改革大计，防止出现“政令不出紫禁城”的窘境，恭亲王就必须保证朝廷与地方之间的步调一致，于是他通过私人关系同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督抚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渠道，从而使得洋务改革得以全面铺开。手握朝廷大权的恭亲王又跟督抚打成一片，这怎能不让慈禧焦心？再次，虽说彼时的朝廷权力格局是两宫与恭亲王对峙，但其中还有一个X因子——慈安太后。虽两宫皆贵为皇太后，但慈安在咸丰时已是皇后，慈禧仅是贵妃，后者在地位上毕竟稍逊一筹。况且慈安性情宽厚，加之是恭亲王嫡嫂，二人合作起来可谓甚是愉快。倘若两宫发生争执或权斗，恭亲王袒护哪一边，其实不言自明。是故慈禧则须敲打恭亲王。一旦将奕定为“问题人物”，凡事一贯退让的慈安也不便公开表态支持这位六叔。

有道是，忧叠忧，愁上愁，今朝未出手，明日位难留，不收拾恭亲王，慈禧不罢休。

理论家出场

叔嫂不欢而散后次日，慈禧立即召集大学士周祖培、瑞常，吏部尚书朱凤标，户部侍郎吴廷栋等重臣商议对策。据周祖培的心腹幕僚李慈铭所载，慈禧先是出示蔡寿祺之折，指出恭亲王有贪墨、骄盈、揽权、徇私之罪，其应“归政朝廷，退居藩邸，请别择懿亲议政”。接着两宫垂泪谕诸臣曰：“王植党擅政，渐不能堪，欲重治王罪！”诸位大臣深知此事太过重大，皆不敢表态，噤言沉默。于是慈禧反复提醒诸臣：“当念先帝，毋畏王，王罪不可逭，宜速议。”周祖培揣摩慈禧之意，当是动真格要整恭亲王，而自己既不是后党，亦非恭亲王一派，故在朝中趋于边缘，明哲保身当是首选，便顿首言：“此惟两宫乾断，非臣等所敢知！”慈禧曰：“若然，何用汝曹为？他日皇帝长成，汝等独无咎乎？”面对太后咄咄之势，深谙宦海之道的周祖培明白此刻不能硬着头皮接招，而是应抬出后党成员替自己解围，于是答曰：“此事须有实据，容臣等退后详察以闻。并请与大学士倭仁共治之！”得到满意的答复，慈禧方才命众人退下，虽是三月天，诸臣却“均流汗沾衣”。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理论家倭仁终于出场。转过天来，倭仁便会同周祖培等人成立专案调查组，审讯蔡寿祺。问来问去，谁料蔡寿祺居然提供不出任何确凿证据。不过纵使无真凭实据，已洞察圣意的倭仁依旧以笔为刀，狠狠黑了恭亲王一把：“查恭亲王身膺重寄……如果平日律己谨敬，何至屡召物议？阅原折内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各款虽不能指出实据，恐未必尽出无因，况贪墨之事本属暧昧，非外人所能得见；至骄盈揽权徇私，必于召对办事时流露端倪，难逃圣明洞鉴。”无限想象代替了细密查证，看似模棱两可，实则暗藏杀机，此即莫须有也！

倭仁的奏覆果然符合慈禧心意，只是太后仍觉言辞尚不够重。就在倭仁拟写奏折的当天，慈禧自己也起草了一道诏谕。但由于文化水平有限，这谕旨错字连篇，慈禧遂曰：“诏旨中多有别字及辞句不通者，汝等为润饰之！”并且命令倭仁、周祖培等人改毕后，“即下内阁速行之，不必由军机！”慈禧打破常规程序，跳过军机处颁发诏谕，让恭亲王嫡系失去了转圜的余地。

慈禧太后

三月初七，有关恭亲王问题的谕令正式公布，动作之快堪称神速！而所谓罪状，无非“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视朕冲龄，诸多挟制，往往暗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妄陈”。然而自相矛盾的是，对于实证，谕令始终讳莫如深，只得以“虽无实据，事出有因。究属暧昧，难以悬揣”来搪塞。明眼人一望便知，这上谕就好似浸湿的海绵，一捏全是水，经不起推敲。

次日，道光帝第五子惇亲王奕首先发难，认为恭亲王“未闻有昭著劣迹”，“而被参各款查办又无实据，若遽行罢斥，窃恐传闻中外议论纷然”。惇亲王德高望重，自然很快引来一片附议之声。迫于压力，慈禧不得不“饬下王公大臣集议”。

面对强大的反对声，慈禧居然尚有心情玩两面之术。初九，在王公大臣会议之前，她先私下召见倭仁、周祖培等人，表明其罢黜恭亲王之决心，声称：“恭王狂肆已甚，必不可复用！”对于惇亲王的上书，慈禧之表现堪称雷霆震怒：“惇王今为疏争，前年在热河言恭王欲反者非惇王耶？汝曹为我平治之。”紧接着，慈禧又召见军机处文祥等人，施以安抚，并流露出愿意让步的信号：“君等固谓国家非王不治，但与外廷共议之，合疏请复任王，我听许焉可也。”

慈禧这两面授意，致使后党成员以为必须置恭亲王于绝境，恭亲王嫡系及王公则认定奕起复指日可待。双方于内阁集议时，各持己见，大相径庭。尤其倭仁、吴廷栋与文祥，争得可谓面红耳赤，剑拔弩张。最终众人迫于无奈，请当天押班大臣钟郡王奕作证。奕曰：“固皆闻之！”诸公顿时“相顾色然，无所适从，纷纭不止，遂不成议而退”。

慈禧为何耍弄群臣，口谕两歧？李慈铭对其心意作过如下揣测：“窃揣两宫之意，衔隙相王，已非一日，退不复用，中旨决然。徒以枢臣比留，亲藩疏请，骤易执政，既恐危中外之心；屡黜宗臣，又虑解天潢之体；攻讦出自庶僚，参治未明罪状，劫于启请，惭于改更，欲藉大臣以镇众议。且王夙主和约，颇得夷情，万一戎狄生心，乘端要劫，朝无可倚，事实难图。故屡集诸臣，审求廷辩，冀得公忠之佐，以绝二三之疑。”

此论颇中肯綮。慈禧此番罢黜恭亲王，仅是出于敲山震虎、收拢大权之目的，并非要置其于死地。况且一来证据不足，二来王公力保，三来列强不满，慈禧若执意为之，不免陷于骑虎难下之窘境。是故她暗示倭仁于会上力争，借势将罢斥恭亲王责任推给他人，自己便可以体面地找台阶避开风口，退居幕后。此外，慈禧尚有一层用意，李氏并未参透。即通过内阁集会争辩，可以迅速促使朝中阵营分化，慈禧通过不断探底，从而了解群臣政治立场，侦知王公权贵之态度究系如何。呜呼！到头来，举国诸臣皆入西太后之彀中矣！

恭亲王归来

就在恭亲王命运悬而未决之际，年轻的“洋大人”——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拜访文祥，只见文氏常常大声叫嚷：“不要问我三、四月间发生的事！”可见对于身陷囹圄之铁哥们恭亲王，文氏既焦躁，又无奈。

好在不久形势陡转，文祥的不安情绪也很快随之消散。十三日，在东陵监工的醇王奕赶回京城，急忙上书替六哥恭亲王说情：“其往往有失于检点之处，乃小节之亏，似非敢有心骄傲，且被参各款本无实据，若因此遽尔罢斥，不免骇人听闻。”又一个重量级皇族表态，局面开始反转。第二天，王公大臣再度于内阁集会。深悉太后真意的倭仁抢得先机，出示自己所写疏稿，力持醇王等折可置勿议。此招果然奏效，众人皆知驱驰于前的倭仁的后台乃慈禧，故大多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有人认为此为皇族家事，不便插嘴；有人云恭亲王屡召物议，岂是子虚乌有，所以难当大任；有人还建议既然上谕已颁，不宜朝令夕改，应将错就错。就在众说纷纭时，肃亲王华丰按捺不住，拿出自己的疏稿，要求重新起用恭亲王。顿时形势逆转，众人都深表认同。肃亲王之所以临危发威，并非仅替奕解围。要知道，若任凭慈禧随意处置恭亲王，而众皇族不敢过问，那么西太后将来便可以如法炮制，将各位王公一一剪除。唇亡齿寒，保住恭亲王，就等于保住了皇族亲贵集团的利益，故他们必须有所作为。

眼瞅着众皇族抱成一团，倭仁也只好服软，按照肃亲王的意思，四易其稿，指出经这一番惩戒，“恭亲王从此儆惧，深自敛抑，未必不复蒙恩眷”。军机大臣及王公宗室七十余人均于该折署名。公论汹汹，慈禧遂见好就收，十六日谕旨命“恭亲王着即加恩仍在内廷行走，并仍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务”。至此，恭亲王算是熬过了最艰难的阶段，但他已无议政王与军机大臣头衔。看来慈禧并不希望其染指朝政机密。

醇亲王奕朝服像

曙光已现，皇族集团并不欲就此收手，只有给恭亲王争取更多的权力，他们的地位才会稳固。十八日，醇王奕再上一折，这次剑指倭仁。他自陈回京后遍访内廷诸臣，竟无一人参与三月初七罢黜恭亲王上谕的草拟事宜，这令其“深骇异之至”。醇王指出，按照常例，谕旨应“命王大臣同看”，作为大学士，倭仁“自应恪遵圣谕，传集诸臣或于内阁于乾清门恭读朱谕，明白宣示，然后颁行天下”，然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这道上谕竟跳过军机处，“何以仅交内阁发抄，显系故违谕旨”。倘若这是倭仁的一时疏忽，“岂有宰辅卿贰，皆不谙国体之理？即使实系疏忽，亦非寻常疏忽可比”。如果大臣们都像倭仁这般任性妄为，只怕将来同治帝“亲政之时，难于整理”。显然，醇王此举乃主人面前打狗，逼着慈禧表态。而且曾是官员眼中刚正不阿之道德楷模的倭仁，“不侃侃而言，亦竟阿于取好，更可怪也”，引来一片质疑之声。

醇王可谓将了慈禧一军。追究倭仁之过失，说不定就会暴露自己私拟谕旨、指示群臣破例颁旨的阴谋，故丢车亦不能保帅。最好的办法，便是做出妥协，让恭亲王重归军机处。终于，慈禧将醇王的疏稿留中不发，在四月十四日再下谕令：“恭亲王着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毋庸复议政名目，以示裁抑！”

据说当日恭亲王进宫谢恩，“伏地痛哭，无以自容”。慈禧更是当面加以训诫，恭亲王“深自引咎，颇知愧悔”。虽说天潢贵胄之颜面尽失，毕竟恭亲王还是归来了！

“占坑”与“卡位”

统观这一个多月“罢黜恭亲王”事件，自始至终，恭亲王给人一种弱爆了的印象，他好像一块猪肉，摆在砧板之上，任慈禧宰割。其实，恭亲王确有难言之隐，他着实心虚。据吴相湘爆料，恭亲王“自入枢廷，以交结亲王，犒赏太监，费用繁重，收入颇不足用，王忧之。后从福晋父桂良言，以提门包为充用常例，试行之，而财足用。于是府中贿赂公行，财货猥积……又因管理各处衙门，于各处缺分黜陟，不能不主持其间，鉴别举错，或戚旧之贤，偶加拔擢，则循资而不得与选之庸才，反谓王操选政有所徇私矣”。可知无论是个人经济问题，还是人才任命方面，恭亲王都有说不清道不明之处，谓之“贪污腐败、任人唯亲”，似亦不为过。如果他在被慈禧罢黜之际，上折抗辩，朝廷真要派人彻查，十有八九会将其罪状坐实。到那时，他可真就无力回天了。

理顺了两宫同恭亲王的君臣关系与权力分配，为了巩固成果，预防对手反击，慈禧必须于人事布局上展开手脚，预先谋划。同治四年（1865）十一月，老臣李棠阶病故，军机处空出一缺。由于此时恭亲王表面呈谨慎谦恭之态，故慈禧可堂而皇之地任命人选。多方考量，慈禧出人意料地擢拔中年官员李鸿藻进入枢垣。西太后此举，堪称长远。综合来看，首先，李鸿藻之仕宦过程非常完整，其曾典山西乡试，督河南学政，后荣膺帝师，接连担任内阁侍讲、户部左侍郎，此等履历入值军机，他人无话可说。其次，李鸿藻乃直隶高阳人，将其安插于军机处，便可同喜用南人的恭亲王形成对峙，防其坐大。再次，李鸿藻时年四十六岁，若按常情计算，只要不遭大病或出现重大过失，他起码可在军机处待十年以上。且李与倭仁、吴廷栋、徐桐、翁同龢等人皆属理论家阵营，同气相求，这势必会形成钳制改革派之力量。因此，慈禧擢李鸿藻入军机处，使其“占坑”，显然是欲图长期扶植、备今后政争之用。与此同时，慈禧又任命徐桐、翁同龢分别出任上书房行走、弘德殿行走，令二人“卡位”。即将二人卡在官员提拔的优先序列上，除非恭亲王嫡系破格越级提拔，否则按常规，一旦枢垣出现空位，徐、翁必为补缺首选。可见，无论“占坑”，还是“卡位”，慈禧皆力图通过紧抓人事大权，从而掌控政局，其心计不可谓不深远。

在京城宫斗正酣之际，远在江苏的李鸿章给恩师曾国藩致信一封，信中写道：“恭邸似可渐复，惟与艮相（倭仁）嫌衅日深，仍恐波澜未已。”诚然，慈禧虽收回了大权，却打醒了恭亲王这头猛虎，叔嫂之间的权斗才刚刚揭开帷幕。与此同时，经历了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的地方各省，与中央朝廷的嫌隙逐渐扩大，二者之间的冲突已在所难免。

（本文摘自王学斌著《晚清困局：同治中兴的权力博弈与秩序重建》，天地出版社，2025年11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

来源：王学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