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频准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IPO申请已于2025年12月8日更新并获受理，但募投项目土地使用权尚未取得、历史股权代持细节待严核以及存货规模快速攀升等因素，成为现场检查与市场高度关注的焦点。

从科研光源到技术边界

频准激光成立于2017年，专注高端光纤激光器研发，产品强调波长、线宽、噪声、功率等精准调控，主要服务量子计算、精密测量及半导体晶圆检测、隐切等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业绩强劲：2022-2024年营收复合增长率达90.49%，2024年全年营收2.92亿元（同比增长97.57%）；毛利率长期保持在65%-70%区间，2025年上半年营收1.80亿元，毛利率达69.96%。

这一业绩得益于技术边界的持续突破。公司采用“种子源+光纤放大+非线性频率变换+稳频”技术路线，实现177nm至5000nm全波段覆盖，并在窄线宽（<1khz甚至更低）、低噪声等极端指标上形成领先优势。该路线在抗振动、可搬运、免维护方面具备天然优势。公司产品已进入中科院、清华、哈佛、MIT等顶级科研机构以及半导体设备商供应链，量子领域贡献约七成收入，半导体领域收入则从2022年的数百万元快速跃升至2024年的近7500万元，体现了国产替代在关键环节的逐步验证。

高毛利的定价权检验

频准激光的高毛利主要源于产品在细分市场的稀缺性与下游客户的高度不敏感性。公司产品性能直接决定客户设备成败，客户更注重确定性与精度而非价格，因此对定价极度宽容。公司享有显著溢价空间，采用成本加成结合谈判的定价模式，单价结构化上升（如2025年上半年激光系统均价68.48万元/台，单频紫外激光器46.08万元/台）。

这一定价权建立在技术壁垒之上：全球竞争对手有限（主要是Toptica、Coherent等），公司作为国产“独苗”在深紫外、窄线宽等参数上实现突破，并通过上游核心零部件（如CLBO晶体、光纤光栅）的自研自产，逐步降低对外部昂贵材料的依赖，材料成本占比从2022年的76.87%降至2025年上半年的63.07%。研发投入持续高位（三年累计占比约13.94%），支撑产品迭代与性能领先。

然而，招股书明确提示高毛利可持续性风险：如果下游市场需求下降、细分市场竞争者大量增加，或技术迭代跟不上，公司可能面临毛利率及经营业绩下降压力。高溢价机制正接受市场与竞争的实质检验，一旦稀缺性松动，定价能力将面临直接挑战。

基地建设面临土地获取挑战

频准激光本次IPO拟募资14.1亿元，主要投向精准激光系统产业化建设、研发中心、武汉研发中心及补充流动资金。其中上海两大核心项目需自购土地自建厂房。

截至申报稿签署日，虽然已获得嘉定区选址准入、发改备案及环评审批，但土地使用权仍未取得。工业用地招拍挂及确权通常耗时2-3年，若政策调整或手续延误，项目可能延期甚至变更地点，募集资金长期闲置、产能释放推迟。

武汉项目租赁执行相对确定，但整体落地不确定性仍是审核关键。

股权历史安排合规性备受审视

招股书披露，2019年11月至2021年3月，频准激光的核心技术人员潘伟巍因公派留学，其部分股权由实控人张磊代持。该安排已于2021年3月还原，目前股权清晰。

监管核验重点包括代持期间资金流向、税务缴纳及还原真实性。作为种子源研发总监，潘伟巍职务发明权属及是否规避高校成果转化规定均受关注。任何不彻底情形均可能影响发行。

2026年1月5日，公司被中国证券业协会抽中首发企业现场检查。检查组进场后，必将前往拟用地块实地核查。如果发现所谓“拟用地”还是一片荒地甚至规划未定，这将是IPO审核的重大障碍。

存货攀升与流动性管理压力

频准激光的存货规模从2022年末5009万元增至2025年6月末约2.05亿元，占流动资产超40%、总资产的约35%。增长主要因为半导体订单验证周期长，需提前储备高价值原材料（占比39%-43%）。

2025年6月底，公司已计提跌价准备1411万元（比例6.43%），但如果出现需求波动、技术迭代或市场变化，减值风险将放大。存货周转率从0.81降至0.56（年化），高存货严重占用流动资金，本应是轻资产公司，却背上了重资产压力。

报告期内，存货跌价准备持续增长，公司在分红2500万元后仍计划募资2.5亿元补流。经营现金流虽一直保持为正，却与净利润增速存在差距：2025年上半年仅为净利润的约36%，差距主要源于存货和应收账款增加导致的回款滞后。这反映了业务扩张带来的营运资金压力，公司的流动性管理面临考验。

市场规模与竞争格局现实

量子市场以科研为主，全球体量有限。频准激光的市场份额分别为9.21%（全球）、16.85%（国内），增长依赖科研经费，外部波动易影响稳定性。

频准激光首先需要被核验的，是其技术与产品能力是否已在更广泛的产业化场景中形成可复制的竞争优势，而不仅限于科研或特定应用条件下的有效性。

在此基础上，审核关注点将进一步延伸至收入结构本身：公司当前增长是否仍高度依赖科研项目与特定需求生成机制，高毛利表现能否在客户结构变化与业务放量后保持稳定，以及快速扩张的存货规模是否与订单兑现节奏保持匹配。

最终，募投项目在用地落实与实施路径上的可执行性，以及历史股权安排的合规还原情况，将共同构成对公司治理成熟度的现实校验。这些因素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指向同一个问题：当企业从科研驱动阶段迈向更大规模的产业化运行时，其现有模式能否在监管框架下顺利完成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