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张师平

　　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艰苦条件下，卓有成效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使得红军得以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为红军的生存、发展和最终胜利提供了重要支持。这一时期，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重要领导人，忠实地执行党的统战政策，采取灵活务实的统战策略，积极团结各族各界人士，为红军顺利北上和革命事业发展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联合地方军阀突破封锁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中央红军约8.6万人，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突围长征。为了“追剿”红军，国民党军队以重兵先后设置四道封锁线。中央红军战略转移面临的第一道封锁线，由广东军阀陈济棠的部队把守。如何做好对陈济棠的统战工作，对于红军顺利突破粤北封锁线至关重要。

　　当时已被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的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可以利用陈蒋矛盾，联合陈济棠共同反蒋抗日，并向周恩来提出建议。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关于对陈济棠开展军事和统战工作双管齐下的建议，向陈济棠及其部下大力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同胞不要互相残杀，枪口一致对外”的道理。1934年9月，陈济棠派人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周恩来认为机会难得，亲自接见，进行了友好谈话，并商定谈判时间和地点。10月初，中央派粤赣军区司令兼政委何长工和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潘汉年为全权代表，前往江西寻乌县罗塘镇与陈济棠方面代表进行秘密谈判。临行前，周恩来向何长工交代谈判任务和联络密语等事项，并叮嘱道，“长工同志，这是中央给你的重任，望你勇敢沉着，见机而作。”10月8日，双方在经过三天三夜持续谈判后，最终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此后，陈济棠遵照“秘密协议”，给红军让出了过境粤北的通道，使红军较为顺利地突破了蒋介石布置的第一道封锁线。

　　维护团结坚定北上抗日

　　长征初期，面对党内外的不同意见和错综复杂的严峻形势，周恩来积极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大家的思想，凝聚北上抗日的共识与力量。

　　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拥护毛泽东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上，对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35年6月，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两大主力红军会师，使集结在这个地区的兵力达到十多万人，红军实力大大增强。但之后不久，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却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针，给两军会师后的前景蒙上了阴影。面对张国焘分裂红四方面军的图谋，周恩来与毛泽东等领导人一起，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应对，努力维护红军团结，最终推动红军北上抗日。

　　1935年10月，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红军到达陕西吴起镇。11月3日，中共中央在陕西甘泉县下寺湾召开常委会研究分工问题。王稼祥提出周恩来从事军事工作有经验，毛泽东提出军委主席由周恩来担任，自己当副手。周恩来明确表示：个人愿意做军事工作，但领导不必更换，由毛泽东任主席。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周恩来在会上提出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甚至应包括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只要他们赞成抗日，这为后续的国共合作抗战奠定了基础。长征期间，周恩来始终强调“北上抗日”的政治目标，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矢志维护党内和红军的团结。

　　争取少数民族人士支持

　　红军长征经过苗、瑶、壮、布依、彝、藏、羌、回等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这些地区社会形态千差万别，宗教信仰和民族习俗各不相同。现实境遇要求党必须正确处理复杂的民族问题，周恩来注重开展民族工作和地方联络，经过西南民族地区时，周恩来指示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不打少数民族土豪等。

　　1934年12月红军准备渡乌江时，周恩来支持第一师巡视团主任萧锋派出宣传队，在苗族聚居区书写“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援助少数民族”等标语，并深入群众讲述红军与少数民族的“鱼水关系”，争取苗族群众支持，缓解生存危机。1935年中央红军过云南时，周恩来通过红军将领罗炳辉致函龙云，晓以利害劝其保持中立，争取其理解与支持。1935年5月，周恩来支持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结盟，通过“结盟酒”仪式建立信任，使得红军顺利通过彝区。红军还帮助彝族除掉土匪恶霸，开展打土豪运动，促使小叶丹逐渐相信红军，甚至为后代取名“红军子”“红军姆”，并传唱盼红军的歌曲。

　　1935年9月，红军刚进入甘南时，周恩来考虑这个地区居住的很多是回民，就十分注意正确处理红军同回民的关系。他来到前卫连，嘱咐在那里的一营营长侯礼祥：“我们现在经过的大多数地方都是回族地区，一方面我们要认真对付敌人，一方面要注意加强组织纪律，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对身边的警卫员，他也常常叮嘱他们：“回民同胞的风俗习惯与我们汉族不一样，我们是工农红军，一定要注意影响，遵守纪律。”红军到陕北后，周恩来仍一直很注意这个问题。

　　促使与东北军合作抗日

　　为团结全民族抗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注重加强与当时正在“围剿”陕北苏区的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在他的努力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首先在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工作中取得了突破。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率先到达陕北。为了巩固陕北的根据地，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战，并且展开对陕西主要地方军队的统战工作，争取站稳脚跟。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后，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开展了一系列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

　　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表示愿意与包含东北军在内的一切抗日武装组成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共同抗日。4月9日，周恩来冒着风险到达敌占区延安与张学良举行会谈，共商救国大计。周恩来在会谈中充分理解对方、坦诚待人，令张学良甚为感动。对于张学良提出的各项意见，周恩来表示提请中共中央慎重考虑后再作答复，进一步加速了红军和东北军合作抗战的进程，为在四个多月后促成中共中央作出“逼蒋抗日”决定奠定基础。5月5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批准了周恩来的建议，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首次明确提出放弃反蒋的口号，并提出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

　　红军与东北军合作关系的确立，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西北地区首先取得的一个胜利，也是周恩来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