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两千多年前的中希文明，在亚欧大陆两端点亮人类智慧的星火；当“古典文明与现代世界”的命题，叩响当下的时代之门。今天，我们循着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的脉络，与学者共探典籍里的千年回响。

主持人

　　唐萌，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文学编辑部编辑

嘉  宾

　　李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赵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编审

　　吴刚，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唐萌：2024年11月，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幕，值此一周年之际，我们又引发了关于古典、经典的一系列讨论。下面，我想请三位老师分别谈一谈：何为古典？何为经典？经典对当下有什么样的传承意义和价值？

赵培：世界古典学大会，其实我们去看他们的发言题目，很多都是围绕经典展开的。也就是说，前面两个问题可以结合起来——什么是古典？其实我们通过对经典的了解，就可以回到所谓的古典时代。从“典”字形上来看，甲骨里边就是说“典”中间上面是一个“册”，下面是两只手捧着这个东西，它是非常尊贵的。然后到了后来，比如儒家一般的经传解释里面，就把“经典”的“经”解释为“常”，也就是说“经典”就是“常典”，什么是“常典”，它在我们以后的政治运作、社会运行，还有个人行为规范里面都能起到一个长久的指导意义。这个问题，其实原来有一个学术界都非常耳熟能详的理论，就叫做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轴心时代”理论，然后我们说，经典是轴心突破的成果，它既是轴心突破的成果，也是轴心突破的一个动力源。所以就出现了一个我们想要了解经典，先要了解“前经典”。“前经典”的时候，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前经典时代”人们处理的更多是“人”和“天”的关系。到了经典时代就是通过诸子（尤其是以孔子为代表的思想家），他们开始通过经典来处理人伦之间的关系，就是人和人、人和群体之间的关系。所以，从战国诸子开始，经典开始脱离原来的状态，或者说它开始慢慢地作为一个文本的经典开始独立。独立之后，我们所有的思考原点，都是围绕这些典籍展开。春秋晚期到战国的时候实现了一个经典的“完成”。

所以我们去看典籍的话，我们看到《庄子·天运》里面讲，就是首次出现了“五经”排在一起的《诗》《书》《礼》《乐》《春秋》。第二个点就是到了汉代，尤其是汉武帝以后，实现了我们说的“儒术独尊”。“儒术独尊”的时候，其实从经典的发展来讲，就等于说经典从“完成”开始，它想进入到一个非常强的能够指导我们现实生活，指导政治运作的这样的一个（层面）。按照我们传统的讲法就是到了汉武帝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讲法，这个时候经典就完全进入到了这套体系当中。并且后面经典的研习和传承，一方面，它作为政治、社会、个人的准则，另一方面，经典本身的学习就变成了一个对经典文本的阐释，也就是我们说的“传”的进入，就经传的进入。到了宋元以后，朱熹等宋代的学者，不满足于汉唐的经传系统，他们对它要进行一个重新的解释。这个系统为什么要讲？是因为它对宋元以后的中国社会影响非常大，尤其是元代它整个进入到了科举考试之后，就是这一千多年来，士人学的全是这套体系，所以整个的经典总结下来，经典为什么重要？就现在我们为什么还要再重温经典，还要再举办世界古典学大会，简单说一句话，就是经典和社会文化一直是非常深度互动的，它塑造我们的传统，然后我们的传统也不断地改变着经典的“经”还是“传”的形态。所以它们一直是有一种非常强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甚至到了现代，也持续在发生作用。

唐萌：吴刚老师是来自民族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他从民族文学经典的角度，给我们谈一谈经典作为中华文化的经典以及民族文化的经典，它在中国以及世界上发挥的价值和意义。

吴刚：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当中，还有其他的讲话当中提到了中国的经典，比如《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明清小说。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到了“三大史诗”——比如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这“三大史诗”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像《江格尔》在俄罗斯和蒙古国有流传，像《玛纳斯》还在吉尔吉斯斯坦流传，就是中国的“三大史诗”在国外传播是比较广泛的。另外一方面，中国的我们汉文化的经典典籍，它也传播到了少数民族当中，比如说清代的时候汉文的典籍，像《三国演义》《西厢记》《金瓶梅》，通过满文译本传播到了满族、蒙古族等其他少数民族当中。这里边比较典型的一个案例，比如《西厢记》，《西厢记》这个本子在清代康熙年间的时候，通过金圣叹批改的《西厢记》传播到了满族当中，形成了满汉合璧本；然后满汉合璧本又进入到了蒙古族的传统当中，形成了蒙古文的译本。同时，它又进入到了达斡尔的文化传统当中，形成了一种达斡尔的“乌钦”版本。它是个民间说唱，当时文人借用满文字母拼写达斡尔语，形成这样一种手抄本，同时在民间传唱。所以这就说明我们汉文化经典力量很强大，被我们中华各个民族所吸收接纳。

唐萌：“他乡有夫子，他乡也必然有中华文化”。李芳老师可以给我们从俗文学的角度，介绍一下经典的传承流变过程吗？

李芳：赵培老师已经把经典的流变给我们梳理得非常清楚，但我想在我们讨论这么充分的情况下，其实还是有两个层面可以来展开我们对经典这个问题的探讨。一个就是大家其实达成一个普遍的共识，我们今天来谈古典学，是基于全人类的文明和典籍来讨论的，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至于我们做中国文学研究来谈经典的话，我觉得一方面是我们怎样在传统经典里去梳理古典的这样一种传统。赵培老师的研究其实是顺着这个脉络来进行的。我觉得在当下重新建构古典学概念，需要去对其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还有一个工作，就是我们在当下怎么重新去阐释经典，所以我们可能在谈经学研究的时候，觉得经学研究和经典它是一个先天可以等同起来的，虽然我们可能中间会有一些微小的差异，对吧？经典是不是又等同于经学，或者经学只是经典的一部分，或者经学当中的哪一个研究是经典的一部分，当然这个是赵老师他们研究的，可能对于我们稍微偏后一个时段或者研究俗文学的人，我们就希望在当下重新去阐释经典，我们显然不希望回到我们都很熟悉的古典文献学，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范畴来讨论，我们希望在一个更广阔的空间来讨论，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仅在谈经学，可能在四部之外的集部典籍，也可以重新进入到我们的视野，以及它们在中国古代的这样一个经典中的位置，我们可以重新讨论。

从轴心时代铸魂到多民族共赏，从经传阐释到世界流芳，经典始终是文化长河里不灭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