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飞

　　有关五代十国史的研究，相关史料不可谓不少，但自宋代以来便受到轻视。近年来，五代十国史研究的热度有所提升，国内外学界在前期积累的基础上，推出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著名隋唐五代史学者、中国唐史学会名誉会长杜文玉教授是从事这一断代史研究起步较早的当代学者。这部《五代十国史》便是他的心血之作。

　　▌全景式的观察和叙事

　　全书共十章内容，除了涉及政权演变的前三章外，作者将叙述重点放在了五代十国时期典制和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上。其中，对科举与职官制度的考察以及对经济发展的论述，有赖作者多年来长期关注而颇有深度，而对五代军事制度和诸国兵制的探讨，则是基于诸政权与唐时期的对比以及政权特性展开的。

　　数年前，作者即已出版有《五代十国经济史》一书，对此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与赋税制度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此次在《五代十国史》一书中再次着重指出了这一历史时期社会经济不同于唐代的特点，比如农业商品化扩大，新兴手工产业出现，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有所发展，统治者重视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与文化重心南移等。

　　此外，他还关注“词”这种文学体裁在这一时期——尤其是在南唐如何大放异彩并影响宋词的发展，当然伴随而来的小说与散文的黯淡也值得研究。同样，在绘画方面也出现了新变化，释道人物画逐渐衰落，山水、花鸟画却日趋发展。这些变化产生的原因和动力值得我们深思，对当代文学、美术教育有着积极启示。

　　“社会阶层与民间信仰”是本书相较于其以往著作新增的部分，详细讨论了士大夫、商人、农民与奴婢等社会阶层在五代十国时期的整体情况，相对于唐代而言的新变化。比如，门阀士族退出历史舞台，科举出身的士大夫阶层走到中央政治舞台；僧尼道士分布南多北少；商人阶层经济与政治实力增强，开始介入社会管理与政治生活等。

　　不过，在全书结构上，也有因史料阙如、记载不详等原因而未能深入展开的内容。例如，有关这一时期教育体系下国子监诸学及医学教育的展开讨论便因史料支撑不足而略显单薄。此外，学界对于这一时期南北书院分布的梳理与考证仍有难以避免的分歧。即便如此，通过数量上的对比，亦能窥知经济水平对文化与教育事业发展的影响。

南唐后主李煜

　　▌概念与评价的厘清审定

　　自从北宋欧阳修提出了“五代十国”这一历史概念，清人吴任臣在撰写《十国春秋》时又进一步推广了该概念。学界针对这一时期的研究课题之一，便是对“五代十国”概念的讨论，尤其是关于“十国”内涵的扩充。《五代十国史》在总体遵循时间脉络叙事的基础上，明确了“十国”的具体指代。全书在传统“十国”的范畴上，又增加了对“定难军”“归义军”“秦岐政权”“大理国”四个政权的梳理，以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

　　相较于其他断代，有关五代十国的史料记载在体量上尽呈弱势，在内容分布上又有失衡。一方面，欧阳修在编撰《新五代史》时，讲究春秋笔法，会选择性忽略对一些史实的完整记载，亦甚少提供典章制度方面的史料。另一方面，此期虽然私人修史之风颇盛，但以南方诸国士人成果最丰，《前蜀纪事》《烈祖开基录》《闽中实录》等史籍地域色彩明显，且大多不受重视，因此散佚无闻。作者在挖掘职官、军制、教育与法制等各种史料方面用力颇深，并进一步印证了：这一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确保了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应该给予积极的评价。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始终是历史研究中经久不衰的话题之一。该书对于五代十国乱世帝王的历史评价，以唐庄宗李存勗和周世宗柴荣颇具代表性。《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以及《资治通鉴》诸史书中，史家从经济剥削、“骄奢淫逸”与“不知治理天下之道”等角度对唐庄宗的失败做了短评，归纳起来，造成这一结果的“直接原因是内乱，是其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失当”。该评价将对唐庄宗个人的主观评价置于历史大背景之下，映射出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周世宗兼具胆略与气度，在位期间行改革、促生产，颁布的一系列措施对恢复中原社会经济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其在水利方面的成就，书中也论述得很详细，主要表现在对黄河治理与疏浚、扩充汴梁水陆交通网等方面。这一点在作者早年所撰的《五代十国时期水利的发展成就及局限性》一文中虽有提及，但所涉内容不多。书中对这一议题的梳理与补充，有助于读者完善对此时期历史中水利发展和城市建设情况的整体认知。

钱镠铁券

后蜀彩绘陶琵琶俑

　　▌聚焦差异与变化

　　自古至今多种著作中，提及五代十国制度，多以“如唐‘故事’”概括之，其实不尽然。我们常说的“如唐‘故事’”中的“唐”，实际上大多指代的是唐代后期。而且，其中的“故事”也并非一成不变。如关于制举考试，唐代童子科是由各地官府表荐，五代却一度改为解送。又如，唐代童子“习一经兼《论语》《孝经》”的规定，至五代时也一度出现混乱。至于放榜后的“过堂”之礼，唐代只需拜见宰相，到五代时还需要拜见枢密使，由此可见五代枢密使权势与地位之高。还有五代出现的殿阁之制，即是在唐代三馆馆职的基础之上，又添置了金銮殿学士、端明殿学士、勤政殿学士等职，从而合称为殿阁之职。再如诸国选官制度，十国政权中若有“称帝自立”者，如南唐、前后蜀以及南汉政权等，皆有铨选之制；若是奉中原为正朔的政权，则或采取荐举的办法，或如吴越国置“择能院”来达成选拔任用人才的目的。以上种种皆表明，五代时期的制度在承袭唐后期之制的基础上，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区域又各有其发展和演变，这其中既受到了改朝换代的影响，也包含了因时因地的考量。

　　此外，“十国”典制在史料记载方面有多寡之别，于各国而言也有轻重之分。譬如诸国兵制，相对而言，吴越、马楚等国的史料稍多一些，南汉、荆南、北汉和闽国资料比较贫乏，但整体来说，相关记载仍旧偏少。想要梳理变化线索、厘清发展脉络，仅凭传统史料很难形成总体印象，但若另辟蹊径挖掘金石史料价值，便能在很大程度上充实论据。以吴越国为例，罗隐所撰《吴公约神道碑》中的关于“八都”的记载，为吴越“八都”建立的时间提供了讨论空间。《俞让墓志铭》《钱义光墓志铭》《后晋石屋洞造像题名》等关于“殿直都”“天龙军”“金马都”中的武职记载填补了史料空白……

　　从整体上来说，作者指出了这一时期历史的发展主脉。梁晋争衡乃是唐末藩镇混战局势的延续，晋汉周三朝的嬗替是统一进程的逐步酝酿，“十国”——实际探讨了十四个政权的政权割据与演变又为探究南北方各方面的差异提供了依据。通读此书，读者将对这一时期的方方面面形成更为全面且细致的认知。毕竟，这是作者四十年来对五代十国史精深专研的结果，不仅是其半生学问的集大成，也是兼具学术严谨性与科普通俗性的断代史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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