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鑫

　　《巫蛊》 邓启耀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贝贝特

　　巫蛊，从古至今，流传着许多关于它的离奇传说。它像一个令人心生好奇却又胆战心惊的幽灵，游荡在史料中。

　　在中国古代的帝王传奇中，关于巫蛊的叙事并不罕见。巫蛊到底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它流行于哪些地区，又有怎样的运作机制，是否真的有效？当地民众对待巫蛊又是怎样的态度？人们迷信巫蛊的深层心理根源是什么？对巫蛊的研究离不开对这些基本问题的回答。邓启耀最新修订出版的《巫蛊：中国文化的历史暗流》就是对这些问题的科学回答。作者深入云南，开展了广泛的社会调查，搜集了大量相关资料，对巫蛊现象做出了科学的解释。

　　为了搜集到足够丰富的调查材料，作者付出了艰苦努力。全书中呈现了丰富的调查案例，这些案例涵盖了不同的巫蛊种类，跨越了广阔的地域，全书案例类型和数量的丰富程度是同类书都难以企及的。同时，在调查过程中，作者敞开心扉，甚至与一些采访对象变成了朋友和知己，为此他甚至率全家穿越怒江峡谷。他与被调查者无话不谈，有时还进入角色，亲自体验。这些努力为他获得翔实的调查资料提供了保证。有了足够丰富的调查资料，作者对巫蛊的相关问题阐释得相当全面。作者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古代史料中关于巫蛊的记载，分析其传承与转移、制作过程和种类，辨析巫蛊行为涵盖的不同类型以及法律对其惩治等内容，基本上涵盖了关于巫蛊研究的所有重要方面。

　　另外，全书在写作过程中体现的另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多学科比较的研究方法。全书以田野调查为主，但又不局限于这些素材，作者广泛地从历史学、考古学、心理学、民族学和自然科学中汲取营养，通过多学科比较的方式，力图对巫蛊做出全面的分析。例如，在对蛊灵进行介绍时，作者分析了蛇蛊、蜥蜴蛊、蜂蛊、蝴蝶蛊、蛾蛊等诸多蛊灵类型。在分析金蚕蛊时，作者援引了《滇南新语》《枣林杂俎》《小豆棚》等史料，综合阐释这些史料中对于相关巫蛊的记录。

　　在讲述中国古代的权力斗争与巫蛊之祸时，作者讲述了商周时期的巫蛊政治、汉武帝时的“巫蛊之祸”、隋炀帝以巫蛊之术弄权等典型案例，拓展了读者对于相关史实的认知。再如，作者在分析民间巫术中对镜子的使用时，援引了法国著名精神分析学家和思想家拉康对于镜像结构的分析。这些思想资源的引入为读者更好地理解相关巫术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思想资源。又如，在介绍魇镇之术时，作者查阅了安阳后岗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分析了考古发掘过程中所发现的我国原始社会在房基下大量用幼童作为奠基的牺牲现象。

　　作者在书中呈现了大量田野调查材料，这些材料极其珍贵。在分析所调查得来的材料时，作者对调查方法、调查者的身份和职业、调查结果的可信度等因素进行了审慎地思考和分析，努力做到分析论证的客观和全面。比如，作者于20世纪90年代末曾经在云南省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举行学术讲座，活动后作者邀请不同民族的人，包括学者、诗人、公司职员、精神病学医生等来参与讨论，书中完整呈现了当时的讨论内容。作者在之后的分析中敏锐地观察到不同身份人员的认知差异。作者认为，受文化传统和个人经历影响，不同的人对于巫蛊的认知和说辞各不相同。另外，不同身份的人对巫蛊存在认知上的显著差异。如少数民族学者大多依据老家的传说讲述巫蛊之事，而务实的公司职员则认为要从哲学等角度对此事做出更深刻的探讨，例如有关生存本能、毁灭本能、压抑和愚昧的根源等。这种综合而审慎的思考其实贯注在全书的写作当中，是作者综合分析问题的重要特点。作者不仅将视野投向传统社会中的巫蛊，还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鲜明的现代意识，他对当今社会中出现的诸多流行现象也进行了分析。

　　在全书的最后，作者试图上升到更本质的层面，反思人们迷信巫术的深层原因。作者提出了启发性的观点：当社会出现危机，发生变革或转型的时候，个体的非常意识状态和群体的非常社会心态很容易变得活跃。它会激活某些破坏性很大的极端感情——如嫉妒、仇怨、悲观、冲动、偏执、浮躁等。一旦个人的变化适应了群体的需要，个体的非常意识状态很容易转化为群体的非常意识形态，从而导致一般社会心态的严重失衡，失衡的心态必然导致失衡的行为。作者最后提出，只有社会问题解决，社会心态才会趋于常态。因此，理性认识和把握当前社会心态的基础是理性地进行社会建设，这种建设需要全社会的共识与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