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武，1957年生，牛津大学东方系硕士，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台湾地区“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著有《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研究》《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等。

近日，黄克武教授应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志云之邀做题为“追寻严复：四十年的学术探索与心路反思”的讲座，讲述自己走上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历程以及当前在中国台湾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困境。

张志云教授在引言中表示，黄克武教授兼具留美与留英背景，在台湾学界并不多见，使其能融合两种不同的西方学术传统。此外，黄教授学术起步于台湾师范大学——该校因郭廷以（毕业于东南大学，与“学衡派”有深厚的学术渊源，近史所首任所长）的影响，历史学曾长期与台大、政大等校并驾齐驱。在台师大、近史所、牛津、斯坦福四重学术脉络交织下，黄教授积累了四十年独特经验与见解，并体现在其学术人生中。

本文为黄克武教授演讲文字稿节录，文字经作者审订。

黄克武

严复作为学术理想

陈述我的一生，可能最好的方式就是把我的研究跟40年来学术的探索和心路的反思结合在一起。这主要是解释我怎么走到严复。

对我来说，严复不只是一个人物，他是一个学术理想。这个学术理想是我感觉到在我过去40年来学习历史的过程之中最大的收益。这个理想用严复先生挂在书房上的一个对联来看，就是“随时纵论古今事，尽日放怀天地间”。我非常喜欢这个对联，因为严复所代表的理想，就是学术上“随时纵论古今事”，而心胸上则是“尽日放怀天地间”。纵论古今不容易，必须广泛阅读各种书刊；放怀天地也不简单，需要有一种很开阔的心胸。我觉得严复所代表的理想就是“纵论古今，放怀天地”，我用这八个字来描述严复所代表的一个学术理想。这八个字反映了他是近代以来一位知识界的领袖，同时也是一个中西文化汇通的追求者。

事实上严复也是一位书法家，有人形容他的字是“从容俊雅”。在福州三坊七巷有一间“严复翰墨馆”，馆长是郑志宇，据我所知他曾是福州当地的一个企业家，但他非常崇拜严复，他赚的许多钱都投入购买严复的书法，而后把他所收集到的严复翰墨全部放于严复翰墨馆。他也办了一间严复学校，希望宣传严复的精神。这个精神就是我刚刚所讲的、反映了丰沛学术底气的“纵论古今，放怀天地”。这底气也是这两幅对联所显示的：“五岳归来不厌丘壑，百史读遍方知马班”；“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我从严复的对联开始，去呈现一位对于知识追求、对于文化汇通具有强烈使命感的知识分子。

我打算从这样的一个学术理想开始，介绍我的岛屿故事。我推荐大家去看一个纪录片，叫做《他们在岛屿写作》。这里面把台湾的几个重要作家都做了一个纪录片，每个人一个专辑，非常感人。《他们在岛屿写作》对我而言，不只是一部介绍作家的纪录片，而是一面让我重新看见自己、看见这座岛的镜子。这系列以细腻、安静的方式记录作家们的生活与创作，从林海音、周梦蝶、余光中、郑愁予、白先勇到朱天文、朱天心等，从他们的家族故事到他们面对时代的心情，每一段访谈、每一个画面，都让我感觉像是在看一种我们共同的生命形状。片中没有刻意的煽情，也不追求戏剧性，它只是让作家自然地说话，让他们的家、书房、日常琐事，甚至沉默，都成为文学的一部分。正因为这种真实，我看着看着，心里会突然有种熟悉的酸楚。像余光中谈到写作，就是谈他一生与语言、土地的关系。那些字里行间的乡愁，其实也是我从小听长辈提起、在课本里读到、甚至自己也曾追寻过的情绪。当他说到人生与创作的起伏，我彷佛看到台湾这座岛屿在时代风雨中努力站立的样子。而看朱天文、朱天心姊妹谈家族时，我更深刻感受到文字如何穿越时间，把一个家庭的爱、伤口、记忆全都保存下来。她们读着父母年轻时的信与日记，那种跨代的温柔与哀愁，让我想到自己家里那些被放进箱子、却谁也舍不得丢掉的信件与照片。原来文学不只是书架上的一本本作品，而是我们每个人都背负着的故事。对我来说，这部纪录片最动人的地方，就是它让“文学”变成“人”。我看到的不仅是作家，而是和我一样在岛上生活、经历时代风向、怀抱疑惑却仍努力生活的人。他们的创作不是高高在上的艺术，而是用生命换来的句子。看完之后，我会重新检视自己的记忆、家庭、土地，以及那些我从未认真面对的情感。原来我之所以被感动，是因为这些故事不只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也是我的。

我的岛屿故事

我为什么要从这个故事开始讲？我觉得“岛屿写作”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象征，这也跟我一生的大惑有关系。我出生以后就反复想这个问题：我从哪里来？我为什么诞生在这个小岛上？这当然牵涉到很多人一直在追寻的“中国是什么？”，以及“中国往何处去？”。我觉得这几个疑问是我出生以后一直环绕我内心的一些很深沉的疑问。我就想从这几个疑问开始，去谈一谈我自己的岛屿故事。我之所以把它叫岛屿故事，是因为想让大家知道我为什么会走进中国近代的历史。刚才主持人谈到有些人是想走这一行，有些人是不小心或无意地掉入这一行。但我觉得能够走进历史研究这一行，其实是蛮幸运的一件事情。我就把我自己走进历史研究的来龙去脉呈现出来。

让我从家严开始谈起。我曾于2025年11月前往上海的淞沪抗战纪念馆与四行仓库纪念馆。淞沪抗战纪念馆是专门为了纪念抗战，特别是淞沪抗战而成立的一个特别大的纪念馆。纪念馆大致上是纪念两次淞沪抗战，第一次是1932年1月28日的“一·二八”抗战，另一次是更为悲壮、时间更久1937年的“八·一三”抗战。

四行仓库纪念馆则是另一个与此相关的展览馆。“八·一三”抗战中四行仓库的故事家喻户晓，四行仓库保卫战处于“八·一三”淞沪抗战的后期，它现在的旧址是一个布满了抗战弹炮攻击痕迹的断垣残壁。我参观这两个纪念馆时会想到家严，我对历史这么着迷，跟家严对我的影响有关系。因为我从小就听家严讲淞沪抗战的事情，我当时因年幼无法共情。后来他过世之后，我在处理他相关的后事文件时，找到了他的一个兵籍表。这兵籍表上面有家严全程的从军经历。家严是民国七年——1918年出生，淞沪抗战是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所以家严参加淞沪会战的时候才19岁。我们当时看到四行仓库纪念馆中的展览里面，第一厅有一个四行仓库将士写的家书。导览告诉我们，你可以发现这些家书都是写给爸爸、妈妈、兄弟姐妹，没有写给太太的，因为他们都还没结婚。四行仓库这些将士都是18、19岁。我自己从家严的身上就可以感觉到，的确，这就是他们那一代的命运。家严从16岁就加入军校，两年之后就上了战场。

他的兵籍表里面有一栏战争经历，第一栏就写上海南场的“淞沪抗战之役”，是1937年9月到10月。我从小就听家严讲这一段，在抗战的历史上，他是跟着薛岳的部队去的，因为他是广东人。因此，他跟着薛岳的部队在1937年9月到10月去增援淞沪抗战。但是薛岳在上海打的战争基本上都是败仗，他成功的战役都是后来的事情。在早期战争中，特别是淞沪会战中，家严就讲：“一排上去，一排下来”，士兵上去很快就几乎全部阵亡，然后再由后面的士兵补上阵地。最终，10月以后家严跟随薛岳的部队就开始撤退，他们是往南方走路，从上海一路步行回广东。

我对这些经历非常感动，因为我想到一个19岁的男孩，拿着枪，上战场去跟日本人拼命。这种精神是我们今天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也因为这个经历，我继续去看家严兵藉表中的下一行。他下一行中参与的战争是在江西德安的南浔之战，这是武汉会战的前哨战，时间是1938年的6月至9月。这是家严参与的两场战役。我从小就听家严谈抗战的事情。当然对他来说，抗战都不是什么英勇的事迹，因为他参加的战役几乎都打败了。这也是蒋介石“焦土抗战”或者“以空间换取时间”之策略的一个象征。早期的抗战，国民党军队基本上打的都是败仗。很多人也提到，如果没有美国的两颗原子弹，这场抗战不一定会这么快结束。家严所陈述的战争经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家严的兵籍卡上所写的军队的两个领导，一个是薛岳，另一个是叶肇。他们两个都是广东军的领导，薛岳是第十九集团军司令兼左翼军中央集团军总指挥，叶肇是六十六军军长兼一六〇师师长。所以家严跟随他们先后参加了淞沪会战跟武汉会战，这两个战争经历对我影响非常非常大。

抗战胜利之后，1945年到1949年，国共内战爆发。1949年底家严跟着薛岳的部队撤到海南岛。

当时家严、家慈与我的大姊都在海南岛。家严也跟我常讲海南岛到台湾的事情，他们大概是在1950年4月底匆匆撤退前往台湾。这场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四野战军与薛岳的部队对垒，双方都是10万人。后来，薛岳无法抵抗解放军的进攻。在这样的情况之下，1950年4月底，家严与家慈就跟着薛岳的部队坐船来到了台湾的高雄。所以他们算是最后一批离开中国大陆前往台湾的人。结果过了几年，蒋介石又把家严派到大陈岛。因为海南岛解放以后，当时浙江沿海还有几个岛：一个是一江山岛，一个是上大陈与下大陈岛。这大概是国民党在中国大陆所占据的最后的一块领土，这块领土是因美国第七舰队的协助得以保持。1955年初，一江山解放了，这是解放军的第一次陆海空三军作战，在军事优势下拿下了一江山岛。

家严是在一江山岛的下面一点的上、下大陈岛驻扎。家严跟着蒋经国在大陈岛，大概有一两年的时间，一直到1955年年初与当地居民一起撤退。我在60年之后——2015年，才有机会去看了大陈岛。现在的交通，可以从浙江的台州坐船到一江山岛，岛上有一座纪念馆，在两面墙壁上分别刻着国共两军参战而阵亡者的名字，岛上还留着许多国军建的残破的碉堡阵地，可以想见战况之激烈。2015年的夏天，我从台州坐船到一江山岛，参观了两三个小时，吃了中饭，再从一江山岛坐船到下大陈岛，再从下大陈岛坐到上大陈岛，去追寻家严曾经去过的这些地方。

我为什么要陈述这些事情？因为这除了展示家严的参战经历是怎样影响我以外，还要继续陈述台湾眷村的经历以及它对我走上近代史道路的影响。家严从大陈岛回来之后，过了两年，我在台北眷村出生。从小听他讲从抗战到内战到台湾的情况，让我觉得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很奇妙的历史时段。过去曾经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舞台剧叫《宝岛一村》，就是在讲台湾眷村的故事。蒋介石把至少60万大军（算上其他的人数，总数将近120万人）带到台湾这个小岛上来。他为去台湾的军人与家眷建了一些临时居住的房子，叫眷村。我就出生在这样子的眷村里面。从小家严就叫我背唐诗、背《古文观止》，其中的《陋室铭》《长恨歌》《桃花源记》等等，我都朗朗上口，这是我从小背到现在还记得的东西。除此之外，家严还要求我写书法，这种中国文化的涵蕴，从小就种在我的心里面。我今天要陈述的故事，就是我如何从一个眷村的子弟，到一个历史学者的成长经历。

从眷村子弟到历史学者

眷村是一个有趣的地方，眷村的口音可谓是“南腔北调”。我家隔壁是一个贵州人，再隔壁是一个湖南人，另外旁边巷子里面还有一个卖包子的山东人。因此台湾的眷村文化可以说是包罗了中国各种各样的文化。这样的环境，让我从小对历史充满了疑惑感，这也与我从小对人的复杂性感兴趣有关。在我看来，人是很难了解的，因此了解人的学问是我最想做的学问，而历史学正是这样的学问。如果对人性以及对人的复杂性感兴趣，那么学习历史是非常合适的。

除此之外，我的成长也与1949年之后台湾的社会环境有密切关系。家严常讲：“在台湾长大的外省小孩，缺乏家族的庇护，没有田地，因此没有其他的机会，唯一的机会就是读书。除了读书以外，没有任何可以爬到社会比较上层的可能性”，他又说：“我最遗憾的事情是我年轻的时候因为战乱没有机会读书”“很幸运，你在台湾有一个这么安定的环境。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些话让年幼的我突然开窍。这是影响我的第二个因素。

第三个因素，我碰到了一些生命中的贵人，其中主要是家师墨子刻先生（Thomas A. Metzger）。贵人相助对一个人的成长而言很重要。如果能够碰到一个好的老师，他会改变你的一生。家师对我的影响，远远超过家严和家慈。正因如此，我鼓起了勇气，到英国去读书，到美国去读书，进入牛津（Oxford），后来转到斯坦福（Stanford），在英美两个地方都有求学的经验。直到现在，我接近70岁，我觉得我一生最幸福、最充实的那几年，就是在国外读书的那几年，不管在英国或在美国都非常充实。

1988年10月我从台湾到英国牛津大学念书，初到异乡，一切都新鲜也有点茫然。英国的博士训练制度相对自由与开放，没有明确的课程规定，重点在于与指导教授的定期讨论，靠的是学生的主动性。我记得每次见到导师，他总是耐心地听我谈研究进度，提醒我从细节出发、稳扎稳打，也会告诉我有哪些一定要参考的研究成果。在那样静谧的学术氛围中，我学会了如何安排自己的时间、如何在图书馆里与书为伍，如何去本系与外系旁听相关的课程（我曾去旁听一门“幽默史”的课），渐渐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研究节奏，后来写了一篇100多页英文的硕士论文，讨论《镜花缘》的幽默。生活上也慢慢适应，学会自己煮饭、包水饺，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交流，偶尔去小酒馆（Pub）喝酒、聊天，体会文化的多样与思考方式的差异。英国这样的学制给了学生极大的空间与自由，若能善用，就是一段极为丰富的学术旅程；但若自制力不足，也容易迷失方向。有人说英国是训练天才的地方，我深有所感。

后来在1990年到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学术训练就完全不同。美国的博士制度非常严谨，从你一入学开始，导师就会告诉你未来几年的课程安排、研究方向、语言要求、资格考试等，每一步都有清楚的规划。我那时候甚至得从本科课程开始修起，例如日本史就从一年级的古代、中古、近现代一路修到研究所等级（我的三位日本是的老师分别是Jeffrey Mass, James Ketelaar, Peter Duus），并与大学生一起上课、考试。中国史和中国哲学课程也是如此，全部循序渐进地扎实学习。这样密集而有系统的训练，让我快速吸收各领域的核心知识，也让我深刻体会到，只要愿意投入，就算是从零开始也不嫌晚。美国学界非常重视文本翻译、理论训练，也鼓励跨领域对话与反思，那是一个节奏紧凑、但充满活力的学术社群。

回头看来，英美两种制度各有其特色与优势。英国让我学会如何在自由中找到自己的方向与节奏，而美国则提供了一套结构严谨、资源丰富的培养系统，使我在短时间内建立起坚实的基础。这两段经历不只是学术训练，更是一段关于自我探索与文化学习的旅程。我也因此深深体会到，离开熟悉的环境，走入异国的学术场域，并不只是追求一纸学位，更是一种与世界对话的方式。我相信唯有在离开熟悉的土地之后，我们才真正开始理解自己生长的地方。也因此，我常鼓励年轻的学子勇敢走出去，不管是去英国还是美国，不只是为了学习，更是为了更深刻地认识自己从何而来，又想走向何方。

第四个因素，“中研院”的工作对我影响也很大。我首先推荐一下“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网站，网站上有很多历史学资源和材料，有的是直接就可以看，不需要特别处理，有的是要稍微注册一下。里面除了包括各种数据资料库，还有很多档案，例如胡适、朱家骅、王世杰、雷震的档案，近代从总理衙门开始所有的外交档案、经济部门的档案等等，基本上都是开放的。另外，如果要做近代政治思想史或者政治史的话，“国民党党史馆”“国史馆”的档案也都是开放的。所以有兴趣的话，可以上“中研院”近代史所的网站去看一下相关材料。“中研院”是一个纯学术性的机构，我二十几岁在这里工作，一待就接近40年，这40年的工作给了我一个非常稳定的环境，让我去追求我自己的理想。

以上就是我大致想说的、促成我走上了历史学研究道路的四个因素。

在台湾研究中国近代史

接下来，我从六个环节来陈述我走到今天的过程。这六个环节都与我成长中最撼动我内心的一些经历相关。如果不了解这些过程，可能就很难了解在台湾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者内心深处的一些想法。

第一个环节：怀乡

在1987年以前，也就是台湾解严之前的时代，是一个以两蒋为主导的，极力要求“反攻大陆”的时代。我们从小就接受“反攻大陆”的教育和宣传，那是我们那个时代最流行的一种口号，充满了一种对中国的理想和向往。因此在我们所有的教育里面都是大中国的教育，在这种教育下，我或许不完全知道台湾本岛的地理历史，但我一定知道长江、黄河，知道像“秋海棠”的“三十六行省”。这样的教育给我们这一代种下了非常深的乡愁。就比如余光中诗作对我们的影响，大陆的教科书也有余光中的诗，余光中的诗中，最感人的就是《乡愁四韵》。我们从小是在《乡愁四韵》那种情怀里面长大的。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酒一样的长江水，那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这是第一段。第二段是：“给我一张海棠红啊，海棠红。那血一样的海棠红，那沸血的伤痛是乡愁的伤痛。”这首诗触动了深刻的乡愁。后面还有两段的乡愁也很感人：“给我一片雪花白呀，雪花白。信一样的雪花白，家信的等待是乡愁的等待。给我一片雪花白呀，雪花白。”家严到台湾后整天等着家乡来信，但他没等到几封，等到的都是从香港转寄过来的信件。因为信纸的样子、文字与港台不同，有一次情治人员还来警告父亲不要与大陆通信。那个在两蒋统治之下的时代，对中国大陆很深的文化情怀。长江对成长在中国大陆的大家而言，可能不会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当我亲眼看到长江的时候，我真的非常激动。去年我从上海坐高铁到芜湖，一路顺着长江走，看到长江我泫然欲泣。这可能大陆的朋友们是无法想象的。但是因为我们作为台湾的“外省人”，从小读余光中的诗、看林怀民的舞蹈，唱台湾民歌歌手李建复唱《龙的传人》等等这些都是我的乡愁。

我研究中国历史，最底层的情感动力就是这一份乡愁。但“乡愁如果只有距离而没有沧桑的话，就缺乏深度”，这是余光中讲的，我深以为然。过去对在台湾的我来说，乡愁非常遥远，但是当我置身于大陆之后，却立刻感觉到乡愁中的沧桑，是一种亲身的体验。这就是我对中国大陆的一种情感。

我记得我到芜湖之后，安师大的张德让老师带我到铁画博物馆，碰到一个做铁画的汤师傅，他做铁画做了40年。他看到我后，问我是哪边来的，我说台湾来的。他马上打了一个羽毛送给我，然后说：“咱们都是炎黄子孙，我们要为延续中国文化而努力。”我真的很感动，一个这样的老师傅，他对从台湾来的我有这么深的情感，这大概就是切不断的乡愁。如果不了解这种乡愁，就没有办法了解台湾学者从事中国历史相关研究的初心。

我还要举李立群为例，他在大陆的演艺界活跃了很久一段时间。他的故事是非常典型的，台湾的眷村里面充满了这样的故事。他说他的父亲从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离开大陆之后开始想家，他父亲的第一个太太，当时刚生了李先生同父异母的大哥，他的大哥出生18天，他父亲就离家，近50年没有回家。1984年终于有机会返乡，那时他的父亲已经70多岁，老先生（李立群的父亲）说他奔着19岁的爱情而去，到了家乡的时候，母亲（李立群的祖母）已经过世，他的妻子（李父的妻子）早已改嫁，他后来讲的《这一夜谁来说相声：四郎探母》就是这样的故事。《四郎探亲》是一个传统戏剧，在台湾非常受欢迎，台湾的军队中，很多剧团的剧目都会有《四郎探亲》。看完之后，观众几乎都泪流满面。

最近过世的许倬云先生，他的书中最有名的一句话是“但悲不见九州同”。我看到他的《往里走：安顿自己》这本书中讲的一件事，我大概才了解他说这句话的原因。他写当时台湾人看《四郎探亲》的感受，他说：“舞台上演员一声撕心裂肺的‘娘啊’，引得台下一千多个观众嚎啕大哭，哭声连成一片。这种场面连续了二十多分钟，才慢慢平息下来，演出才可以继续进行下来。”这就是90岁的史学大师许倬云先生在他的书《往里走：安顿自己》里面描写他亲身经历的场景。许先生借此告诉我们什么是“往里走”，他讲他在初到台湾的时候听《四郎探母》，大家内心的反应，来说明什么是内心深处的东西，也以此说明什么才能够安顿自己。许先生对我影响很大，他是那一代历史学界能够与余英时先生并驾齐驱的大师。看到他对《四郎探母》的描写，我就能理解他为什么要写“但悲不见九州同”这种内在的心理因素。这些故事都是在台湾的眷村之中发生的。因此我向大家推荐《宝岛一村》，真的非常感人。《宝岛一村》是台湾小剧团表演的舞台剧，讲述台湾眷村三代人的故事。《新京报》曾经对《宝岛一村》有一个公允的评论，说它是“我们这个时代话剧舞台上的巅峰之作”。

如果不看此剧内容，大概不会理解为什么《宝岛一村》会收获这么高的评价。我就举一个其中的故事，这也是眷村里面常常发生的故事。在《宝岛一村》里面，有一段让观众鼻酸的故事：村子里面的老赵从大陆的战乱中逃到台湾的时候，身上带着唯一的东西，就是他的妻子和刚出生女儿的一张老照片。他总说哪一天要回去找他们，但照片的人影快褪色成一张白影了。大家也觉得那只是他嘴上说说而已。某年除夕，村里面热闹的很，大家都贴春联、包水饺、放鞭炮，这是眷村过年的样子，应该与大陆相差无几。在大家守岁，进行倒数计时的时候，老赵收到一封家书，是他女儿写的，信中说：“母亲等了你30年，今年冬天刚走，临终的时候，只说了一句话：‘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是没跟你去……’”老赵那天夜里没有哭，只是静静地坐着，把照片擦得亮亮的，吃年夜饭的时候，他特地多放了一双碗筷，他说：“今年我家有人回来了。”

眷村很小，但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可能再也回不去的老家。这是那一代人最深的感受，这也是我想要展现的眷村里面所包含的，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一种很深的眷恋。

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之下长大，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把这种乡愁化为一种对中国文化的理想和知识的追求。因此，我从小就开始读各种各样与中国相关的书。我小时候最喜欢的漫画是《史记·刺客列传》改写的一个漫画——《荆轲刺秦王》中的“图穷匕见”。我一直到现在还对这个情节印象非常深刻，这也在我心中种下了对历史的兴趣。另外，我也喜欢看《水浒传》，我对108个好汉各个人的外号朗朗上口。我也喜欢读唐诗、《古文观止》、读《论语》，其中《论语》的阅读，很值得分享。台湾地区从中学开始（大概14-15岁），课程里面有一门课就是“四书”，其中读得最多的是《论语》。大家一直到高中时候都要读这个，因为高考要考，所以我们必须非常用功地读。

我平常上课或者讲座常举一些《论语》上的故事，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段，是《论语》里面司马牛问君子这一段。司马牛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他就问孔子，怎样才算是一个君子？孔子因材施教，对于这种内向的人，给他的提醒是：“君子不忧不惧”。他又问：“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乎？”孔子回答说：“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这四个字“不忧不惧”对我产生了很强的心理震动，我感到：真正的内心修为，就是不忧不惧。在那之后，我面对相当多痛苦、挫折的时候，我常常会想到这句话：“君子不忧不惧。”《论语》的很多话，包括“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包括我最喜欢的一句——“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当真正读进去以后，尽管当下可能觉得老生常谈，但细细读进去以后，我们就会获得对中国文化更深的体会。

另一个影响我的是“武侠小说”。一九六○到七○年代的台湾，家家巷口都有租书店。我母亲最爱到租书店，挑出一套金庸（查良镛）或梁羽生，偶尔也夹着卧龙生、古龙的作品，租回家看。等她看完，把书盖上，我便迫不及待接过来，开始我的阅读。对当时年纪不大的我而言，这些武侠小说像是秘密世界的入口。金庸笔下的江湖义气，梁羽生的家国情怀，卧龙生的奇诡情节，古龙的孤独与冷冽，都像潮水般一次又一次拍打我的心。那不是课本里的语文，而是另一种节奏；不是生活里会遇见的场景，却教我更早理解何谓忠与义、爱与恨、人性的复杂与选择的代价。我常在深夜躲在棉被中读武侠小说，书中刀光剑影伴我长大。或许正因为从小在这些故事里游走，我对文字产生了天然的亲近感；也因为那些虚构的人物背后有真实的情义与挣扎，我慢慢学会从故事理解人心，也从江湖世界回望现实世界。多年后我走上研究历史的道路，回头看去，才发现一切并非偶然。那些夜里棉被中的阅读经验是我对叙事、情感、时代变迁的第一次启蒙。历史与武侠原来都在讲人，只是方式不同。我今日对历史的热爱，很大一部分，是从母亲那本本借回家的武侠小说开始的。

第二个环节：学脉与师承

1975年秋天，我以第一志愿进入台湾师范大学（后称“台师大”）历史系。台师大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方面的祖师爷，就是郭廷以先生。郭廷以先生是属于“南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并入东南大学）的系统，就是人们所称的“学衡派”，那个系统与北大的“五四”系统是不一样的。学衡派的系统是比较肯定传统文化，主张“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与“五四”“反传统”的文化构想是完全不同的。我18岁进入台师大的历史系，我们开始读的书就是钱穆的《国史大纲》与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国史大纲》前言就说，我们应该对国史抱着“温情与敬意”。这种“温情与敬意”大概就是与北大五四学派的胡适先生对传统思想的反省态度最不相同的地方。胡适先生认为中国文化传统里面有很多封建毒素，必须去除这些封建毒素，引进西方的科学与民主。但是钱穆的想法是说，我们必须要对中国历史抱着“温情与敬意”，才容易走入古人的世界。所以我们从读历史的第一节课开始，就强调对中国文化抱有温情与敬意。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则是一部民国时期系统梳理中国文化发展脉络的通史巨著，资料详赡，涵盖政治、教育、文学、风俗等方方面面，是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奠基之作，特别是其强调以“礼”为核心的治史理念，结合了传统文化精髓与现代史学方法，兼顾传统与创新。

这一种态度与台湾的社会有关，台湾保存了相当多的传统因素，包括思想文化的传统、宗教的传统，在台湾都有很强的连续性。为了更了解钱穆，我去年特地去无锡荡口古镇的七房桥——钱穆先生的老家，我想去追寻为什么这样一个地方可以孕育如此的国学大师。去了这个地方，再看他的《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亿》就可以得到答案。

除此之外，我们还读吕思勉的书，我一入学就读吕思勉《中国通史》。因为我2025年秋季学期刚好在思勉高等研究院访问，一进门就有一段吕思勉的话，他说：“真正的学者，乃是社会、国家乃至全人类的宝物。”什么叫做真正的学者？很简单——“绝去名利之念而已”。他又说：种瓜不会得豆，种豆不会得瓜，而智力，从来就不会成为一种学问。他的意思是学问是“苦功”而非“投机”。这是一个对读书人最好的警惕，真正的读书人就是要“绝去名利之念”，能够超越名利，下苦功夫，才能够真正走入中国读书人的世界，这是吕思勉给我们的启示。所以钱穆、柳诒徵、吕思勉等，他们的书都是我们那一代开始进入中国历史一定要读的书。

我另外一个思想的来源，就是我的几位老师对我影响很大。在台师大的1970年代、1980年代，我遇到两个对我影响很深的老师，他们也是我生命中的贵人。他们两人都是郭廷以的学生，一个是留学德国汉堡大学的李国祁老师，一个是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张朋园老师，他们的著作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曾在加州大学教书的周锡瑞（Joseph Eshrick）和广州中山大学任教邱捷老师都曾谈到他们在1970年代刚开始读到张朋园先生的《立宪派与辛亥革命》，认为从这个角度来谈辛亥革命十分令人讶异。因为当时革命史观影响之下，学界大多都认为立宪派是保守、落后的，但是张朋园先生有一个想法，他认为其实辛亥革命是革命派、立宪派共同造成的，所以他写了《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等书。这些书出版至今，已超过五十年，但一直到今天还是近代史领域非常重要的著作。另外，他也写了《梁启超与民国政治》《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等书，对我影响同样很大，我后来接着研究梁启超就是受到张朋园先生的影响。

李国祁先生不一样，他是留德学者，他身上有一股很强的德国文化精神。他对于人物与思想的研究给我很多启示。他强调传记要求真，不为其隐晦，而要对于性格形成的过程，找到关键点，分析出一个所以然。此外他对我有两个影响，我也常讲他给我的两句话，一直到今天我还记得非常清楚。我年轻的时候非常骄傲，所有的老师我都瞧不起，看到老师我就想批评他们。李国祁老师就跟我讲：“你的个性太强了，你要注意——‘劲气内敛，方成学问’”，这对我是一个当头棒喝。对一个非常傲气的年轻人来说，怎样回到一个劲气内敛的境界，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也正是因为他提醒我“劲气内敛”，我才可以重新思考怎样把一股骄傲之气融化成一个内敛反省、温文尔雅的气息，这是他给我的第一个提醒。第二个提醒也非常重要，他对我说：“年轻人要注意，你不要觉得好像机会来了，都不给你。事实上你要做的是先买好车票等火车来。如果你不先买好车票，火车来了，就跑掉了。你那个时候会后悔都来不及。所以有的时候不要急，先自己在家好好存钱，买好车票，有一天火车来，跳上去就走了。”这是他对我的两个影响，我后来敢于出国读书，其实也是受到这两位老师的影响，当然也是他们帮我写的推荐信。

第三个环节：志业

我要讲的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说的一个概念：“学术作为一种志业”（ Science as a Vocation:）。如果要把历史作为一个毕生投入的学问，那么必须要有这种志业感，要有这种承诺与奉献（commitment）的精神。我的这个志业感是从哪里来的？其中一个来源是台中东海大学的社会学家高承恕先生。高承恕先生是留美的社会学者，在台湾是介绍马克斯·韦伯学说最有名的人。我很幸运，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碰到高承恕先生，高先生改变了我一生。最大的改变就是，他告诉我和老师与同学一起努力、追求学问是多么有趣，而且追求学问需要有一股对于学问的这种“志业”。他喜欢讲英文，他说：“你必须要有commitment。”这种commitment的感觉对我冲击很大。我在22岁的时候大学刚毕业，入伍之后在空军的水湳机场服役。假日骑自行车去东海大学玩。在校园碰到历史系的研究生甘芳兰，他介绍我认识了高承恕、蔡英文（政治思想史家）、林载爵等先生。

在东海大学，我们组了一个小小的讨论会，叫做“龙井会”（东海在台中市龙井区），想要把社会学跟历史学结合在一起。当时参加的学生有翟本瑞、苑举正、颜建发等人。我要建议读历史的同学，一定要读社会学，不要排斥社会学。在我看来，它是跟历史学最接近的一个学科，社会学刚好跟历史学形成一个非常互补的作用。历史学时间的纵深比较强，但是社会学可以提供更广的社会科学的专业训练，对“结构面”有所了解。我这次在思勉高等研究院上课，有历史系的学生，也有几位社会系的学生。而我发现作业写得好的，都是社会系的学生，因为他们有“社会学的想象”（Sociological Imagination），会以一个架构的方式去看中国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历史学跟社会学的结合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很幸运能碰到高承恕先生，高承恕主要带我读两个人的书，一个是马克斯·韦伯的书，一个是年鉴学派的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书。我就是在大概20多岁的时候，碰到韦伯跟布罗代尔的著作，开始对于历史学跟社会学的结合产生了非常强烈的一个兴趣。

我们读这两个人的著作是放在西洋史的脉络来思考，我们反复追寻高承恕先生提出的一个问题：“西方为什么会成为今天的西方？”这其实是韦伯式的一个问题。马克斯·韦伯用“理性化”、“资本主义”、“科学革命”来解答西方为什么成为今日的西方。高承恕老师带我们从西洋史的角度切入到历史，然后探讨社会科学理论与历史学的关系。高先生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不离事而言理。”这句话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历史学家重视的是“事”，而社会科学家重视的是“理”，“不离事而言理”——即怎样把二者结合起来，这对我有很深的启示。社会科学在本质上是普世的，高承恕先生对此有所反省，认为西方的社会科学很多是从西方的历史脉络中产生的，所以他开始去探寻“社会科学的中国化”——即我们怎样在中国的脉络里面去研究和运用社会科学理论，这当然也牵涉到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社会内部的肌理，后来他研究台湾中小企业的“头家娘”即出于此一关怀。

在这样长期阅读中，我们读了接近两年的书。我们当时就开始读英文的著作，培养阅读英文的习惯非常重要，因为阅读英文会打开一个全新不同的世界。在我们现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不要只看中文书，因为一个研究者如果没有掌握一门外语，那么将是一个非常封闭的人。而当今最强势的外语就是英文，最强势的学术语言就是英文的学术著作。所以作为历史学研究者，一定要有能力读英文的著作，这没有窍门，就是一本一本地看，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名言，就是一个英文单词碰到七次以后就不会忘记了。所以我们当时为了拼过这七次，就不断地读。我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产生了对学问的趣味跟追求学问的使命感。因此我要说，高承恕先生对我内心的成长影响非常大，他是一个很有魅力（charismatic）的人，也是一个对我影响至深的贵人。

第四个环节：建立学问的基地

每个人都有很浓厚的学问兴趣，但是最危险的是“贪多嚼不烂”——即兴趣太广泛而没有焦点。我自己在这方面经验很丰富，因为我对人生充满了好奇，非常喜欢读书。但后来我觉得太散漫了，太散漫的学问，正如有些学者说的“一地散钱 ”，“没有一个绳子把它串在一起”，这是做学问的大忌。“研究者一定要在这个很广泛的兴趣里面找到自己学问的基地，建立学问基地，打好根基，再往外‘攻城略地’”。这是余英时先生在一次演讲里面讲到的，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句话。我在1987年开始碰到余英时先生，那个时候，他跟林毓生、张灏等三位先生在“中研院”办了一个“中国思想史暑期讨论会”，持续了两个暑假。他们每年暑假带我们读书，既读中文的典籍、史料，又读英文的著作。所以在跟余英时的读书过程里面，我可以感受到什么是一流的读书人，我认为余英时绝对是我们这一行最杰出的一个学者。他的书是我们中国史这一行最高的一个境界。

我在听余英时先生演讲的时候，他谈到读书需要建立学问的基地。我们当时就很好奇请教他学问的基地是什么？他说他的基地从钱穆开始。余英时的回忆录中讲到，最早影响到他的就是钱穆。后来他把钱穆跟胡适先生跟一些西方的学问结合在一起，构成他的学术基地。所以在读余英时先生的书的时候，不但要读正文，也不要忽略注释，因为他正文不会讲到其中的知识来源是什么，但是他在注释里面会提到这些。这就是他所讲的，做学问一定要有一个自己非常熟悉的学问的基地，有了那个基地之后，就可以再向外攻城略地。后来我发现他的想法是从钱穆那里来的（1960年《钱穆致余英时函》，“治学必求有所入，先有了根基，由此逐步扩大融化”），我也因此觉得非常奇妙，奇妙在于这个学术脉络非常清楚——即他受到钱穆的影响，建立自己的一种学术基地，然后又传授给我们。

所以对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思想史、文化史感兴趣的研究者，我建议多读余英时先生的著作，把余英时先生的作品充分地“内在化”。 我认为熟读一本书，不只是把字读完，而是让书中的思想在心里沉淀、反覆回响。读到最后，知识不再停留在页面上，而是成为你思考问题的方式、看待世界的角度。当一本书被真正读进生命里，它便成为你学问的基础、立身的根柢，也是你面对世界时最深的底气。因为在我看来，余先生的思想史研究，结合了内在逻辑与外在环境。在他学术基地里面钱穆的知识，让他对于中国古典文献有非常深的把握；然后他对于胡适先生的敬仰，对杨联陞先生的尊敬，使他的学问加上了西学的面向，真正成为一个汇通中学与西学的学问。这是余英时先生给我们树立的一个学术典范，因此他的书都值得细读。如果对古代思想史感兴趣，可以读他的《论天人之际》；如果对宋代思想史感兴趣，可以读他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就近代史而言，我最喜欢读的就是《论戴震与章学诚》《重寻胡适历程》，它们是近代思想史的典范之作。

以上主要就是在讲余英时在我们那一代心中树立的一个学术标准，也是思想史研究的一种学术典范。这个对我后来走向思想史的研究也有很深的影响。

有基于此，我就在反思，我的学术基地是什么？大陆有一个作家叫周言，他写了一本《余英时传》，他引用我的一句话，他说：黄克武先生说，“在台湾，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大多经历过英雄崇拜的时代，最崇拜的是：梁启超、胡适、余英时”。这句话说得蛮到位的。的确在我读书的过程中，我最钦佩这三个人：梁启超、胡适跟余英时。

梁启超让我看到知识可以介入时代、启蒙国民的力量；胡适教会我什么叫理性、自由与科学方法；而余英时那种深厚、开阔、能把中国传统重新放进世界脉络的学术高度，更让我觉得做学问是一生的道路。在那个台湾社会既快速变动又政治受限的年代，我们渴望思想上的空气，而他们三人的著作，恰好为我们提供了自由、清醒与自信的来源。那不只是一种学术启蒙，更是我一生面对世界的精神基础。

总之，我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做学问的方法和追求学问的一种精神。因此，从钱穆开始讲到余英时，其实要讲的就是，台湾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学术文化传统。这种学术文化传统，没有经历“反传统”的大风大浪，台湾的文化传统是把北大的胡适、陈独秀与鲁迅的反传统精神，与学衡派的柳诒徵、钱穆等所代表的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相结合的一种态度。

当然正因如此，在台湾地区我们那一代成长的过程之中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胡适对还是钱穆对？对待中国文化，到底是定义为封建的遗毒，还是应该抱着温情与敬意？这个是我觉得在我们那一代一直探讨的问题。而这种问题，使我们那一代同时具有着两个性格：一方面对中国文化传统抱持着一种反省，就是胡适所说的中国文化里面负面的一些东西，例如女性裹小脚，这确实是封建遗毒；可是另外一方面，中国文化中也不完全是坏的东西，钱穆说的温情与敬意也对我们有很深的启示，中国文化里面绝对是有很深层的一些东西。那怎么样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就需要所谓的“继往开来”，一方面继承以前的优秀文化，另外一方面开创新的未来。所以我觉得在这种“五四”跟“反五四”的内心的辩论之中，我们正在尝试去走一条新的路。

葛兆光先生2023年曾在北大演讲，他讲胡适先生的禅宗研究。我认为其中一句话非常有意思，他说：“我们往往忽略了大陆当代的学术，其实很多跟民国学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很多的学术领域都在民国学术的延长线上，所以如果不把民国学术的那个传统接引过来的话，我觉得没有办法走得更大更远。”这是葛兆光先生所讲的，这也是我刚刚所说的，我们的学术文化传统其实是带有一种特殊的文化使命，亦即延续民国的学统，走出一条“继往开来”的路子。

第五个环节：专业

历史学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学科，它必须先经过各种各样的专业训练，包括史料的阅读、解释，包括文字的运用，怎么样写一个通顺且吸引读者的文章，这个是最大的挑战。历史学的训练，从本科到博士，就是让研究者写一个自己感兴趣且他人愿意读的文章，但这需要非常多的训练。如何才能达成这个目标？老师给我的建议，是“勤于动笔”。这是张朋园老师送给我的话，他说：这一句话来自他的老师郭廷以：“写文章没有别的诀窍，多写，勤于动笔，然后不要只写自己专业的东西，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你的文笔只有在‘勤于动笔’这四个字的努力之下，才可以变得越来越好。”这正是我所讲的这个专业所需要的最严格的一种学术训练。

除了文笔之外，还有其他的要求。我的学术训练是从牛津大学两位老师开始。一位是龙彼得（Piet van der Loon），他是专门研究道教、地方戏曲的荷兰人，非常博学。另外一位是伊懋可（Mark Elvin），他是对我影响是比较大的学者。我在牛津大学的时候，进入圣安东尼学院（St Antony's College），我读了不少与法国史相关的东西，我写《言不亵不笑》这本书的背后，其实是牛津的这些老师给我的一些激励。我要讲的是，人生常有相当多的机缘。我到牛津圣安东尼学院之后，有一个院长叫西奥多·泽尔丁（Theodore Zeldin）。西奥多·泽尔丁是法国史的专业学者，有人说他是最了解法国的英国人，他主攻法国的情感史。几天前我曾在华东师大谈历史学的情感转向，就是从伊懋可先生和西奥多·泽尔丁先生他们两位的学术传统来的。这个学术传统，后来发展成我的《言不亵不笑》这本书。

我接受的最专业训练，则是在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一个是范力沛（Lyman Paul Van Slyke），另一个是康无为（Harold Louis Kahn）老师，他们给我最好的专业训练。我一直认为，如果有机会，学生阶段最好可以出国读书一段时间，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在美国、英国读书的训练与国内很不相同，学习的内容多半是国内所学不到的，它可以开拓你的学术眼界，帮助很大。这两位老师背后是美国汉学研究的传统，范力沛是加大柏克莱分校列文森的学生（Joseph R. Levenson），列文森是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学生，康无为则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与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的学生。这两位老师在斯坦福，集中训练了一代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例如贺萧(Gail Hershatter)、高彦颐（Dorothy Ko）、梅尔清（Tobie Meyer-Fong）等非常杰出的历史学者。

到国外去读书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它会强迫你读英文书。在国内读书有的时候会懒散，或许会干脆找一个翻译本来读。但我认为看翻译本并不理想，为什么？很多翻译书翻译得并不好。如果你不直接读英文，不直接面对英文的原本，你就没有办法感受英语世界带来的与中文世界不同的历史感，也就没有办法进入到英文学术世界中。我在英国、美国读书，最大的训练就是英文的学习，这是说读听写并重的一套训练理念。最大的挑战是我们每个礼拜上课的功课，每个礼拜的功课大概都要读5-10本英文书，再写读书心得。这就是挑战，大量的阅读可以让你很迅速地去了解和掌握用英文写的中国史典籍，这个对研究者视野的开拓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在我看来，研究中国史这行，洋人是局外人，我们中国人是局内人，不管台湾、大陆都是局内人，局内人会有局内人的限制。尽管局外人有他们自己的限制，可是他们有独特的眼光（insight），这源自洋人做学问的一种方法、一套体系。这个是我长期读西方汉学著作很重要的一个收获。他们因为中文读得比较慢，所以必须要想办法克服，克服的方法之一就是将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结合。很大的一部分就是想办法用比较少的史料去讲比较多的故事，这是洋人做研究优秀的地方。所以有一些洋人学者写书，他们用的史料其实并不是非常多，但却可以用一些个案的故事去回答一个很重大的历史问题，这是洋人做学问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当然读书也有一种比较取巧的办法，那就是多读书评（book review）。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读了大量的书评和书评论文，我把它们收集、整理起来，这对我帮助非常大。它的用处是让读者了解作者在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什么，要和谁对话，然后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掌握大致议题和脉络。最后一个训练就是写，就是前文提到的“勤于动笔”，一定要随手记下自己的“日有所思”，不然思绪就“飘”过去了，所以“勤于动笔”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方面英文写作和中文写作基本一般无二。

除了以上对我影响很大的几位老师以外，当然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有墨子刻先生（Thomas A. Metzger）。墨先生是犹太人，他也是费正清、史华慈的学生，与张灏先生是同学，他们1959年同时在哈佛读书，当时杜维明、余英时、刘广京等人都在那里。墨先生的研究领域比较广泛，他研究清代官僚组织、盐法，也研究先秦思想、宋明理学、当代的新儒学等等。前几年，我把他的中文论文编了一本集子，叫做《政治评论、哲学与文化：墨子刻先生中文论文集》。

墨先生的特色主要在于他父亲是哲学家，所以他的思想史有很浓厚的哲学色彩，这也使我能从哲学的角度把哲学和思想史结合在一起。他常讲，思想史是“描写的工作”，哲学是“判断的工作”，一个好的学者，必须要把描写与判断结合起来。他父亲对他影响非常深，他的父亲叫阿诺德·墨子刻（Arnold Metzger），是现象学大师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学生。1938年，他们全家就离开了纳粹德国，后来在美国波士顿（Boston）教书。他父亲从小就告诉他，这个世界上只有两门学问值得学：一个是哲学，另一个是音乐。所以他从小拉大提琴，而且非常喜欢读哲学书籍。由于他父亲的影响，让他从哲学的角度与中西比较的角度，从事思想史研究，这对我影响颇深，这也是只有在国外读书才比较容易体会到的视角。

就像前文所讲的，他们中文史料阅读比较慢，但是他们的优点在于有一个独特的视角，可以从事中西历史文化的比较。这个就是我所说局内人（insider）比较看不到的一个角度。然而如果在国外读书，就容易培养出这样的研究视角。例如墨先生思想史研究的一个特点就是把哲学，特别是从大卫·休谟（David Hume）所代表的西方认识大革命之后所引发的思潮（悲观主义的认识论），与中国思想（乐观主义的认识论）做比较。所以我的浙江古籍出版社再版的《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其实就是在墨先生影响下，观察严复的翻译与约翰·斯图亚特·弥尔（John Stuart Mill）在认识论上的差异。如果要了解西方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墨子刻先生有一篇非常好的文章，《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方法上的一些问题：一个后休谟的看法》。如果大家乐意从哲学的角度研究中国思想史，这是一篇非常值得读的文章。

我大概从1985年开始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这是我慢慢从一名历史学科的本科学生，开始进入比较专业的历史研究的一段时间。我在台师大的硕士论文研究一套书，叫做《皇朝经世文编》，这是1826年魏源所编的一套经世论文集。我刚开始接触史料的时候感到非常困难，因为这是清朝中期的文献，它里面充满了过去两千多年的典故，非常晦涩、难懂。其中常常会引用《史记》《汉书》《六经》里面的文字。于是我从《皇朝经世文编》的文字开始入手，逐渐培养出能够解读19世纪初期以来的中国文献的能力。这并非轻而易举，它必须要花费很多的训练才能进入此一文字世界。当时没有网络，所以碰到一个典故的时候，都去查日本学者诸桥辙次编的《大汉和辞典》。现在这套词典应该不再常用，但这是一套非常好用的中文词典。在网际网络兴起之前，如果要查中文典故，此书是首选。当时我就依靠这个词典，一个字一个字去解读19世纪初期的文献，以至于后来到美国读书的时候，为了上“清代文献”（Ch'ing Document）的课，我也常在看这些相关东西，例如清朝的题本、奏折、地方志等文本。

所以有能力解读各类文献，是很重要的一个基本功夫。仅仅认识汉字并不足以让我们读懂中文文献，因为中国的史料有各种各样的类型，如果不经过严谨认真的训练，就完全无法透彻理解史料所展现的意思，这是一个深具挑战性的训练。我从19世纪初年的思想史研究开始，踏入了经世思想史的研究。在经世思想史研究背后有一个动机，就是为了挑战西方的“冲击-反应”学说（Challenge-Response）。这是在费正清跟史华慈那一代开始提出来的，这个学说认为中国的近代化是在西方冲击下，产生的被动反应。这套说法在1985年以后，慢慢地被一种新的观念取代，这就是“中国中心说”。柯文（Paul A. Cohen）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展现了其中的变迁。所以我的硕士论文就是强调以经世思想为中心，看中国士人如何从传统使命感的理念，找寻到一种应对西方挑战的思路。

在这样的研究基础下，我在1990年代开始走入严复的研究。严复的研究是我这一生学术工作里面花的时间最多的一个部分。严复的书并不好读，主要是因为他翻译时用的是“桐城古文”。他以这种“桐城古文”，来翻译西书，所以它并不只是有传统的东西，还有西方的因素。我从1993年开始，研究严复怎样翻译约翰·弥尔《论自由》（On Liberty）而完成了《群己权界论》的翻译。我当时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不仅是读懂严复的著作，而且是把严复从英文翻译到中文的“桐城古文”再翻译回英文，这个在翻译学上叫“回译”（back translation）。因为我的研究目的是做一个翻译内容的比较，所以我必须要把严复的古文再翻译回英文，然后研究这个英文和约翰·弥尔原文的对比所体现出的东西。

在国外读书，其实就是在学翻译。我当时面对的所有严复的文献都要翻译成英文，因此我花了很多时间翻译严复的著作。我把约翰·弥尔的《论自由》同严复翻译的中文文本做一个对比，看严复怎么样从英文到中文，他又用哪些中文去创造性地引介西方思想。最后写成了《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在这个基础上我又写了两本书，一个是《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另一个是《笔醒山河：中国近代启蒙人严复》，这是我在严复研究方面比较重要的成果。同时我又从严复研究转移到梁启超的研究，写了另外两本书，一个是《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另一个是《文字奇功：梁启超与中国学术思想的现代诠释》。我的过去三四十年，就环绕着严复跟梁启超的研究。因为我不只是研究这两个人，我希望透过这两个人去认识晚清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就是前文提及的，严复借着翻译来引进西方现代性和新思想的一个时代，所以我的严复研究其实是和翻译研究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回译”这个工作如果没有我老师的帮助，我是无法独立完成的。因为很多英文表达比较细腻的地方，必须要有母语者的帮助。

因此我很幸运能碰到业师。我的博士论文写了11年，我的每一章节都修改五六次，家师也为我逐字修改。因为英文不是我的母语，我面临着很多困难，但是他愿意帮我改文章。所以作为学生，要“抓”着老师改，文章是改出来的，不要轻易“放过”这个学习的机会。我认为如果没有老师帮助学生改文章，学生靠自己是无法学会写文章的技巧。我自己就是在家师逐字逐句帮我修改五六遍的情况之下，慢慢地学会了英文的写作，这真的是一个很具挑战性的专业训练。

最后，我想说明的是清末民初严复思想的复杂性。在过去，我们往往倾向于将思想当作一种学说，好像把这个人的学说呈现出来，就能代表那个人的思想，其实不然。我认为挖掘一个人的思想，如果不能挖掘到他思想内在的复杂性，就无法呈现其思想的真正内涵。所以我40年来的研究其实就是探寻严复思想的复杂性，在这方面，我受到我的师公史华慈非常深刻的影响。史华慈在思想史方面是很重要的学者，他的严复研究几乎是在英文学界里面最好的。虽然我的书在挑战他的理论，但是我还是要说，他是一个最用心去全面了解严复的人。他有一句话非常重要，他说思想家在创作上，其实有的时候是“有意地模棱两可的”（fruitfully ambiguous）。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用此一观点能够把握到严复思想的很深层的地方。严复在翻译的过程里面，有时候会用一些中国的典故，而这并不是非常精确的翻译，而且有“曲解”的危险。但正是这种不精确的翻译，表现出思想的创造性，我觉得这一点确实抓到了严复思想的精髓。严复的这种模棱两可，就是所谓的“两极性”（polarity）。这两极不是矛盾对立，有时候倾向于其中的一极。但如果不了解这两极，就很难认识到严复思想内在的张力。

在我看来，这个观点的提出与史华慈的犹太人背景有关。在西方汉学界，犹太人是研究中国最多的学者，重要的西方汉学家几乎都是犹太人。我猜测，这应该与犹太人和中国思想的内在亲近性有关，例如史华慈是犹太人，业师墨子刻是犹太人，我的同学梅尔清（Tobie Meyer-Fong）也是犹太人，研究中国的汉学家中，犹太人知识分子特别多。我认为犹太人思想确实比较容易与中国思想的世界相连结，这正是史华慈在研究中国思想上成就这么大的原因。史华慈不但研究严复，研究毛泽东的思想，还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他的《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能够用一本英文书处理中国古代非常复杂的思想世界，而且做中西文化的对比，这非常不容易。

张灏先生做研究也有类似的一些地方。张灏先生是史华慈的学生，所以张灏先生在处理“五四”思想的时候，也同时注意到“五四”思想的这种“两歧性”，即两种分歧的性格同时存在。（两极性与两歧性很类似，但后者似乎更强调矛盾与歧途发展）所以他提出：“‘五四’思想的一大特征，就是两种趋向相反并存的一种特色，相互纠缠、相互激荡而造成的当时思想风云中最诡谲歧异的一面，而这种奇异诡谲来自于与传统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最后这句很关键，这对我开始透过严复去了解清末民初那个所谓的“转型时代”也是一种启发。张灏先生的《时代的探索》非常值得看，它是一个论文集，里面有很多优秀的文章，主要是研究清末以来的中国思想，特别在“五四”思想史有很多很重要的一些文章。我想我研究严复和梁启超的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切入点，就是注意到严复思想有一种内在的张力。我从史华慈所说的“有意的模棱两可”，到张灏先生所强调的看到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再看到严复、梁启超所处的那个晚清时代，进而理解那个时代对当时的思想家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时期。这种转折就是梁启超所说的“过渡时代”或者“两头不到岸”的时代，这个转型时期，也是我了解严复跟梁启超思想的最重要的一个坐标。

张灏先生70岁的时候，为了庆祝他70岁生日，我跟王汎森先生等好朋友引申张灏先生的理论写了一本书，即《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这本书是我了解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架构，这个架构认为严复是刚好处在一个历史周期的交汇点，一方面有中学西学的冲击，另外一方面有传统现代的变迁。严复和梁启超都是在这个时代里面，他们出现在这个转型时代之中，他们也共同推动了转型时代的思想进程。

所以这大概是我从早期进入到历史系，然后慢慢地以严复、梁启超研究为中心，希望探求的课题。我想透过清末民初这两人，看到中学和西学、传统与现代相互交织、彼此激荡的时代特点。

第六个环节：困境

最后就是在台湾地区研究中国历史所面临的困境。

在“两蒋”时代，研究中国历史是理所当然，但是这种理直气壮，在台湾地区的两党政治之下，慢慢发生了变化。

在台湾统派面临着三种困境：首先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压力，包括政治、社会与经济方面的压力；另一个压力是来自“台独”民进党的压力：因为他们长期执政，修改教科书，把本来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教科书修改成以台湾主体为中心的教科书，而且在政策上切断两岸的交流，这对两岸统一造成了非常大的负面冲击；第三个就是世代的变化，统派的年纪通常比较大，但这不是绝对的，由于统派在血统、教育和文化背景上的特殊性，统派有较大的年龄层。

以上困境也影响到历史研究。最后我希望海峡两岸的交流往来能够更加频繁。我相信只有交流才能够减少误会、减少误判，增加相互的了解，建立真正的共识，从而开创共同的未来。

黄克武/主讲、审订 马梓豪/整理 张志云/校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