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前我国处在“低通胀—中高速增长”的组合区间，货币政策拥有更大的独立性和操作空间，关键在于如何在内外平衡中做好“自己的事”。近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敦志刚在《中国银行保险报》发表文章表示，随着“宽财政+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组合在2026年继续发力，中国宏观政策将呈现出更强的前瞻性、协调性和精准性。而通过“宽货币”更好支撑“宽信用”，将为企业扩产增投、居民改善预期创造条件。现将全文发布如下：（全文约3500字，预计阅读时间9分钟）

▲原文发表于《中国银行保险报》2025年12月30日7版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灵活高效运用降准降息等多种政策工具”。随着“宽财政+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组合在2026年继续发力，中国宏观政策将呈现出更强的前瞻性、协调性和精准性。

对货币政策而言，“适度宽松”不是一次性的冲刺，而是围绕高质量发展主线进行的战略性、系统性布局；“灵活高效”也不是简化为降准降息的频次多少，而是体现在工具组合更合理、传导链条更顺畅、服务实体更有力、风险底线更牢固。通过“宽货币”更好支撑“宽信用”，为企业扩产增投、居民改善预期创造条件。

01

“宽货币”支撑“宽信用”

从国内看，当前我国经济仍处在爬坡过坎阶段，既有周期性压力，又有结构性转型阵痛。一方面，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发展”的基本态势没有改变，但有效需求仍显不足，企业和居民中长期预期有待进一步巩固；另一方面，物价水平整体偏低，最新数据显示，1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涨幅温和，1-11月平均与上年同期大体持平，反映出需求恢复仍然偏弱。在这样的背景下，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稳定宏观大盘、托底内需恢复的必然选择。

与一些发达经济体仍在与高通胀“拉锯”不同，我国当前面临的突出矛盾在于“通胀偏弱”和“预期偏谨慎”。在外需承压、出口环境不确定性上升的情况下，要巩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要更多依靠扩大内需，特别是释放消费和民间投资潜力。这就要求货币政策在总量上保持合理充裕，在价格上适度下调融资成本，通过“宽货币”更好支撑“宽信用”，为企业扩产增投、居民改善预期创造条件。

“适度宽松”不是简单的“量大为好”，而是强调在稳增长、防风险之间精准拿捏火候。一是要在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中找准节奏，以合理的降准降息配合财政政策发力，形成政策合力，而不是单兵突进；二是要在“稳增长”与“防通缩”之间保持平衡，通过货币政策促使物价温和回升；三是要在支持实体经济与防范金融风险之间把好“度”，坚持不搞“大水漫灌”，避免资金在金融体系空转、加杠杆。

从更长远的视角看，宏观政策要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货币金融环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这意味着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仅是短期稳增长的“应急之举”，还是围绕中长期发展目标进行的系统性安排。

02

“总量+结构”双重发力

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货币政策表述上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新提法：从此前的“适时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调整为“灵活高效运用降准降息等多种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字里行间折射出三重深意：从“把握时点”到“优化组合”、从“单一工具”到“工具协同”、从“合理充裕”到“流动性更有弹性”。

首先，“灵活高效”强调的是操作方式的多样化和针对性。降准、降息是最常用、最具信号效应的总量工具，但并非唯一选择。要配合长期流动性工具，维持资金面宽松，同时要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加力支持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这意味着，未来一个时期将形成以降准、降息为“基础框架”，以中期借贷便利（MLF）、再贷款再贴现、支农支小工具等为“配套支撑”的多层次流动性供给体系，既管“水量”，又调“水结构”。

其次，“总量+结构”的双轮驱动将更加突出。相关权威分析指出，2026年，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总体上呈现“加量降价”的特点，工具额度有望增加，操作利率也将随政策利率下调而适度下行，更加聚焦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等重点领域。这与金融“五篇大文章”高度契合，有利于引导更多金融资源投向新质生产力、先进制造业和民营小微企业，在巩固传统动能的同时加快培育新动能。

最后，真正的高效体现在政策传导链条的畅通上。现实中，有时“宽货币”未必等于“宽信用”，关键环节在于银行风险偏好不足、资本约束较强、实体融资需求不振。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本质上是要通过完善利率传导、加强考核导向、创新担保增信等举措，把金融机构的激励约束机制调整到服务实体经济的轨道上来，让降低政策利率、释放长期流动性的效果，真正体现在企业贷款利率的回落和信用投放的增长上。

从国际看，近年许多经济体在货币政策上更多依赖单一的利率调节政策，而我国在坚持价格型调控的同时，形成了数量型工具、结构性工具、宏观审慎工具协同配合的“组合拳”。在全球产业链重塑、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进的大背景下，这种工具箱的“多层次、可定制”特色，使得我国货币政策能够在保持宏观平衡的同时，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导到国家战略所需、结构调整所向的领域，实现“以结构带总量”。

03

提升货币政策的全球视野与底线思维

放在全球坐标中审视中国货币政策，更能体会“适度宽松、灵活高效”的战略考量。过去两年，美联储、欧洲央行等主要央行在高通胀约束下持续维持偏紧货币立场，即便进入降息通道，也十分谨慎，防止通胀反弹。而我国处在“低通胀—中高速增长”的组合区间，货币政策拥有更大的独立性和操作空间，关键在于如何在内外平衡中做好“自己的事”。

一方面，国内要稳预期、稳增长。要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同时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将存量政策与增量政策统筹纳入评估，健全预期管理机制，提振社会信心。这意味着未来货币政策不仅要与积极的财政政策同向发力、形成合力，还要在住房、就业、产业、区域发展等政策之间加强协调，以更高的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测性稳定市场主体预期。

另一方面，外部要守住金融安全和汇率稳定的底线。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在全球利差变化、资本跨境流动更趋敏感的条件下，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必须统筹考虑内外均衡：既要以适度的利率水平支持国内需求回升，又要通过完善汇率形成机制、丰富外汇政策工具、加强宏观审慎管理，保持跨境资金流动的有序和金融市场的稳定，防止内部宽松在外部引发新的波动风险。

更为关键的是，要用好货币政策这个“总量工具”，为结构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创造时间和空间。随着“十五五”规划的实施，我国将进一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化金融市场双向开放，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稳步前行。货币政策在其中既要托底国内经济基本盘，又要兼顾国际投资者信心和全球金融市场的联动效应。这要求在操作层面更加注重规则透明、沟通有效、预期可控，主动讲好中国经济和中国金融的故事，让外界看清“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政策逻辑和长期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