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勃罗·毕加索《阅读》1932，布面油画

巴勃罗·毕加索《男人肖像》1902—1903，布面油画

巴勃罗·毕加索《斗牛：斗牛士之死》1933，板面油彩

巴勃罗·毕加索《圣心大教堂》1909—1910，布面油画

◆张 生

谈到毕加索，人们或许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那些立体主义画作，如《阿维尼翁的少女》《格尔尼卡》《梦》等。实际上他虽以立体主义绘画名世，但既非一蹴而就，也非一“艺”孤行。作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他也曾走过一条伟大且勤奋的艺术之路。

这次浦东美术馆由英国著名设计师保罗·史密斯爵士（Sir Paul Smith）策展的“非常毕加索：保罗·史密斯的新视角”（Picasso Through the Eyes of Paul Smith），透过保罗·史密斯的“艺术家之眼”，重新审视和还原了毕加索走过的艺术道路，让我们得以一窥毕加索何以成为伟大的艺术家毕加索的究竟。

对绘画技艺的痴迷

毕加索之所以能成为毕加索，不仅是因为他有过人的天赋，还有他在漫长岁月里始终对艺术的执着，以及他勇于自我挑战和自我革命的艺术精神。他大胆革新艺术的形式，不断探索新的表现语言，而这一切又来自他开放的艺术胸襟和世界的眼光，以及他对自身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入体察和发扬。他把自己真实地放在时代之中，既不回避自己的真实情感，也不回避时代的真实痛苦，他敢于直面时代的苦难，用艺术发出呐喊，成为时代的琴弦。

对于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来说，技艺不仅是一个艺术家成为艺术家的根本，也是艺术成其为艺术的基础。因此，艺术家最重要的精神就是对技艺的淬炼。真正的艺术家始终把自己当成一个学生，保持学习的热情，坚持不懈地向那些伟大的艺术家学习。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的技艺炉火纯青，也才能始终让自己保持良好的创作状态，永葆艺术的青春。

毕加索就是这样一位对绘画技艺近乎痴迷到“偏执”的伟大艺术家。这从这次展览中毕加索对于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1863年）的仿作《仿马奈〈草地上的午餐〉》等作品中就可见一斑。而这些仿作并非作自其青年学艺时期，而是作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后，此时的他已届八十高龄且早已功成名就，但他还在孜孜不倦地反复揣摩《草地上的午餐》的人物形态、画面色彩、空间构成，将其予以“变体”，他创作了二十多幅油画和一百多幅素描和版画作品。而在此前的1957年四个月的时间里，他还对西班牙前辈画家委拉斯凯兹的名作《宫娥》反复拆解和重构，充满激情地创作了五十多幅变体作品，给予其焕然一新的立体面貌。而毕加索之所以要如此疯狂地向自己景仰的大师名作学习，就是因为对于真正的艺术家来说，每次创作都是新的开始，每次创作都是自我创造的过程，同时也是向他人学习的过程。

对艺术形式的创新

艺术之所以不同于哲学，不同于科学，也不同于宗教，就在于其是形式的结构与表现，而艺术的进步也以形式的革新为标志。毕加索对此显然了然于心，因此直到八十岁高龄，他仍对此念念不忘：“我看到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做过，一个人不得不打破这一切，去进行自我的革命，并且从零开始。”他让自己“归零”的同时也把已经做过或完成的艺术“归零”，因此得以领时代风气之先。他之所以广为人知，与他的那些以立体主义形式或语言所创作的作品密不可分。这次展览展出了他多幅典型的立体主义作品，其中，他作于1932年的《阅读》可谓代表。这幅画据说是毕加索描绘其情人读书时的情景，画作色彩温馨，平静，人物线条柔和，肢体丰腴，她双手搭在一本打开的书上，微微扭动的肩膀和两个偎依的侧脸，无不让人浮想联翩，似乎画中人正在沉思书里的文字，又像是从书中得到了情感的共鸣和哲理的启示。

毕加索不仅追求“立体”，而且他自开始从事艺术创作起就非常注重艺术形式的创造，尤其是艺术语言的更新，从绘画传统色彩与形体的运用，到拼贴画，再到对形体的分解与重构或者立体化，再到雕塑、装置，可以说就是对艺术语言的创新进行坚持不懈的探索。

但毕加索对艺术的形式或语言的革新，并非来自凭空臆造或向壁虚构。像很多伟大的艺术家一样，他从未将自己局限于一隅之见，并敝帚自珍，以至于画地为牢，而是勇于打破自我的藩篱，睁开眼睛努力“看”向历史的深处和世界的远方。他不仅向希腊罗马的艺术学习，还向法国等古典主义的经典画家学习，更重要的是向遥远时空中的原始艺术和欧洲之外的艺术学习，如对处于原始艺术阶段的伊比利亚雕塑的借鉴就是一例。他曾为旅居巴黎的美国著名文艺评论家斯坦因夫人画像，其中人物的脸就有伊比利亚的雕塑感。他还努力从非洲和大洋洲的艺术中寻求启发，为自己的艺术注入原始的生命力，而他的立体主义发轫之作即著名的《阿维尼翁的少女》就融合了非洲原始部落的面具的特点，这次展出的《女人或水手胸像》就是《阿维尼翁的少女》的“研习稿”或草稿，从这幅画中长方形的鼻子、锥形的脸盘和硕大深邃的眼睛里也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领略《阿维尼翁的少女》的立体韵味。对东方艺术，毕加索同样充满好奇，1956年他曾与中国现代画家张大千会面谈论中国的绘画和诗歌，他也曾临摹中国画作，使用毛笔和水墨进行创作，还用中国的墨水写诗，这些都说明了他的开阔的艺术襟怀。

对祖国文化的热爱

而伟大的艺术家的创造力量之所以源源不断，还来自对本民族文化深沉情感的滋养。对毕加索来说，那就是对祖国西班牙文化持续终生的热爱。他热衷于到斗牛场观看真实的斗牛士与牛的格斗，从8岁创作的第一幅油画作品《斗牛士》开始，斗牛以及牛本身就成为他创作的永恒的主题。这次展览中既有毕加索用自行车车把和车座做成的牛头的装置艺术，也有油画《斗牛士之死》，还有很多关于斗牛的素描。毕加索之所以对斗牛如此热衷，是因为斗牛作为西班牙盛大的民俗和庆典，有一种强烈的民族精神洋溢其中。而油画《斗牛士之死》中白色的马、棕黑色的牛、红色的绸子，和被牛顶在头上的身着绿衣的斗牛士所形成的浓烈的色彩和充满动感的形体的对比，不仅没有让人对斗牛士之死产生悲伤的情绪，反而让人感到生命的绚烂和壮美。那些有关斗牛的素描同样如此。

我去年曾去西班牙斗牛文化的发源地龙达小镇一游，那里有壮观的斗牛场，刚好博物馆里还正在展览毕加索以斗牛为主题的素描，那些以斗牛为题的素描无不奔腾活跃，似乎每根线条都在把斗牛士与牛的搏斗的姿势提纯出来，在纸面上迸发出生命的热力。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要拥有持久的艺术创造力量，必须要扎根在本民族的文化生活中。

对所在时代的感知

毕加索之所以是伟大的艺术家，还因为他没有置身于自己所在的时代之外，勇敢地把自己所感知到的时代的悲欣用艺术表现出来，给人以情感的共鸣。他在1937年因纳粹德国轰炸格尔尼卡镇造成无辜平民伤亡而创作的《格尔尼卡》已经广为人知。在二战期间，他同样还创作了多幅作品，控诉野蛮的战争给人们带来的伤害和伤痛，像《戴帽女人胸像》（1940年）里人物扭曲乃至畸形的面孔，灰黑色的和墨绿色的衣服，都让人有一种狰狞恐惧与压抑不安之感。正因为经历了战争的伤痛，1950年，毕加索为世界和平大会所创作的那个衔着橄榄枝的鸽子才会如此稚拙，如此动人、轻盈、美好。

当然，毕加索的伟大还在于他始终保有一颗儿童天真的心灵，可以把生活随时变成艺术创造的舞台。这不仅表现在他善于用日常生活的材料来创作严肃的艺术作品，像用自行车的车把和车座创作出牛头，他还乐于以一种艺术的态度来把平淡的生活艺术化。这次展出的他的那幅著名的“面包手”照片就是一例。当年在摄影师罗伯特·杜瓦诺给毕加索拍照片时，他把四个连着的面包摆在桌子上，就像两只放在桌子上的手一样，让人忍俊不禁。毕加索在那个时刻所表现出来的瞬间幽默似乎穿越了遥远的时空，让今天看到这幅照片的每个人都深深地感受到了他对生活的热爱和他所创造的艺术的永恒魅力。

■本版图片:©Succession Picasso 2025 GrandPalaisRmn（Musée national Picasso-Paris）Mathieu Rabea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