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晋藩 闫静怡

　　中国古代治理经济的成文法在东周末年开始形成，并在后世发展，以国家财利收入为首要目的，与儒家思想和儒家化法律存在“义利”冲突。古代经济管理法的隐名性，在历史发展中长期塑造而成，以“隐而不彰”的形态和方式缓和了“义利”冲突，保障了古代经济管理法的长期存续和逐利功能的发挥。

　　名义上的依托性：依托符合伦理标准的名义制定实施

　　古代经济管理法名义上的依托性，是指它以儒家经典作为合法性依据，依托符合伦理标准的名义制定实施。法律儒家化之后，“重义轻利”的儒家观点与治国理政措施的正当性直接关联。

　　“家天下”是古代经济管理法“礼法化表达”的逻辑起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最高统治者合法拥有天下资源，并通过分配土地收取田租、口赋，以及获取专卖利润等“间接占有”形式实现，治理这些事务的古代经济管理法便由此获得了制定实施的正当性——这也是其多以诏、敕等文书颁布的原因。在“家天下”之外，古代统治者对逐利合法性的话语建构方式还有很多。比如重大变法改制之前便常有“合法化论述”的铺垫，为后续改革争取空间。

　　纵观历代经济管理法的托名情况，它们以“家天下”为合法性基础，不仅强调统治者财利获取的目的完全出于民生、军事需要，更添一重“善政治国”的正向伦理色彩。然而古代经济管理法“自带”的“义利”冲突，使话语与规则之间的名实张力更加明显。变法时越强调“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足”，后期越容易陷入“黄宗羲定律”。在统治危机到来，特别是王朝末路时，以托名方式勉强捏合的经济管理秩序往往迅速颓坏乃至加剧危机，甚或成为改朝换代的直接导火索。

　　内容上的治事性：聚焦于解决特定类别、地域、时间范围内的具体经济问题

　　古代经济管理法内容上的治事性，是指它聚焦于解决特定类别、地域、时间范围内的具体经济问题。古代经济管理法的管理范围非常广大，包括土地、人口、赋役、专卖、货币、运输、仓储、山林、坑冶、市场管理、对外贸易等其他财利经营事项。从法律功能发挥的动态视角观察，“治事性”又体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是法律制定的“继发性”。古代经济管理立法往往在所调整事务出现一定时间之后，或者在国家财利需求迫切到一定程度之后才进行。比如西汉和唐代两次盐法专卖改革，都是因用兵馈饷或国家危亡急需财利而重启盐货专卖。继发性便于有针对性地处理问题，但其弊端也显而易见。就事论事使其规定大多停留在行为规则层面，甚至很多时候只是统治者为治事而“顺便”制定，缺乏系统规划、结构设计、导向功能和远期目标。

　　其二是规范内容的波动性。古代经济管理法规范经常变动，除田制、赋税有关规范还算相对稳定外，跨朝承继的情况非常少见，即便承继也会有较大变动；更多的是数年甚至数月便有改动，专卖、货币法尤其如此。波动性多由继发性“因事立法”所致。在继发模式下，被动应对经济领域不断出现的新问题需要不停立法，更何况很多经济问题确实属于典籍和经验未见的新事物，越发难以预判或“一步到位”，繁荣时期更是应对不暇。此外，政治斗争、军事需要、社会矛盾压力等多方面因素都会导致古代经济管理法规则波动。

　　其三是存在样态上的分散性。分散性是继发性、波动性在法律文本样态上的体现。古代经济管理法的文本在秦汉多呈单行法令形式；宋代通过诏、敕大量发布专门法令、单条法令，编纂较少；元代以后，经济管理类法律规则随行政法规编订，遂又散见于各类政典、政书；即便在清代《户部则例》中，仍有部分规范不属古代经济管理法范畴。可见，古代经济管理法有关史料非常分散，更有很多规范条文未经编纂，散佚严重。在逐利性被刻意淡化、“隐名”成为古代经济管理法寻常存在样态的情况下，分散性的出现是自然的。

　　其四是制定执行的“专业性”。古代经济管理法为治事之法，承担的教化功能较少，专业性程度相对更高。一方面，古代经济管理法含有更多“技术规范”。如宋代经济管理法的有关记载多与财利经营策略直接相关，讨论、规定操作措施，不涉德礼论述而是列举本地实际情况、参酌法例直接给出意见或结论。此外，古代经济管理法不涉及太多民事“细故”，与所辖事务无关的官民可能都不知晓其内容，“普及度”不高、“隐名度”很高。另一方面，立法者和执行者多具一定的经济素养。管仲、商鞅、桑弘羊、刘晏等，对经济规律认识深刻，推进了古代经济管理法发展。

　　运行上的嵌入性：制定和执行全面嵌入理政系统

　　古代经济管理法运行上的嵌入性，是指它的制定和执行全面嵌入理政系统。嵌入性是依托性和治事性的必然结果，是古代经济管理法的隐名特性在动态运行中的体现。

　　首先是立法的高度嵌入。秦代以法家思想治国，通过大量立法治理国家，其立法、执法和理政行为在形式和实质上高度同一。唐宋年间，经济管理法奏议针对的问题更加具体，集议并非必要程序，皇帝批复灵活，甚至多有“绕过”君臣议事程序而以最高统治者名义直接下令的情况。元代以后，古代经济管理法在讨论环节的官员“个人色彩”淡化，中央政府的组织被强化表达，立法的组织性、计划性、结构性有所增强。如，元代组织市舶“验货抽分”并制定详细的《市舶抽分杂禁》，明清制定各类条例、则例等。行政类法规中的经济管理内容越来越多，意味着经济管理法在立法层面嵌入行政。总之，法律文本通过嵌入政事决策流程而制定，或由朝廷直接授权责任官员拟定实施，大量规范以行政公文、法规形式发布，这是古代经济管理法的固有特征。

　　其次是执法的高度嵌入。一是规则发布的嵌入。针对特定事务、具有特定效力范围的规范多通过诏、敕、旨等高级公文，经行政程序“定点”下达相应官僚机构。这种发布形式不同于律典颁行，倒是与政令下达区别不大；执行者执行规范的动力看起来是源于上级命令多过法律权威，朝廷也不会强调官员行为的执法性质。明清嵌入行政法规的经济管理规范的“行政属性”更强。二是执行授权的嵌入。除下达指令外，朝廷还授权官员自行经营，如唐代两税法根据宰相杨炎的奏议而“遣黜陟使分行天下”；北宋范祥盐钞法改革也属此类。官员的行政权力和执法权力高度重合，更可见执法嵌入行政。三是考课磨勘的嵌入。负责财利经营的官员执法情况虽也被纳入行政考课、磨勘，但考核标准更与一般行政官员不同，更侧重于财利经营收入是否达标，这是逐利性在隐名性中的又一种“透出”方式。

　　依托性、治事性和嵌入性，使古代经济管理法“行其实而隐其名”的状态在两汉出现，唐代形成，宋代有所松动而未改，最终形成了逐利性与隐名性并存的独特样貌。

　　（作者分别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燕山大学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