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甬沪

　　前段时间整理旧物，发现一沓泛黄的作业本，其中一页纸上，张路得老师的红笔圈点依然清晰。瞬间，感恩之心就像温潮，漫过心堤。

　　记忆里的小学教室，总是回荡着语文课的琅琅读书声。班主任张老师站在讲台前，柔和的声音中裹着暖意：“同学们，咱们来辨辨‘胖’和‘肥’，这两个字可不能乱用。”

　　“‘胖’是用来形容人的，你们看前排这几位同学红扑扑的小脸蛋，是不是‘胖’得可爱？”她轻轻点过几个学生的额头，笑声立刻如风铃般在教室里炸开。而后，她转过身，粉笔与黑板摩擦出“沙沙”的声响，一只滚圆的小猪初具雏形。“这‘肥’呀，才是给小猪留的。”她故意拖着长音，用指尖在小猪的肚子上画了个圈，教室里的笑声达到顶点。

　　张老师的简笔画，是我叩开文化之门的第一把钥匙。那些汉字里藏着古人对万物的细腻体察，藏着跨越千年的文化血脉。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张讯老师在我就读的机关干部学校教形式逻辑，他的课像手术刀，有精准破开认知混沌的力量。“三段论是思考的罗盘，用错了方向就会迷路”——他在黑板上写下“诗人都是文学家，鲁迅是文学家，所以鲁迅是诗人”时，粉笔末簌簌落在肩头。

　　“大家看，‘文学家’这个中项，在两个前提里都没周延，”（“周延”是三段论的术语，用于判定直言命题中主项或谓项的外延范围）他拿粉笔重重圈住“中项”和“周延”，“就像说‘所有金属都导电，水也导电，所以水是金属’，这显然站不住脚，因为‘导电’并非金属所独有。”张老师的眼神犀利如鹰，扫过教室里恍然大悟的脸庞：“思考像炼金，要禁得起高温灼烧，盲从比无知更可怕。”后来的岁月里，每当我面对复杂问题需要论证时，总会想起张老师的教诲。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复旦园，张世信、叶孝信、张先根、董世忠诸先生的名字，连同深邃的法理、博大的法学、严谨的法律知识，一并刻进我的求学岁月，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

　　一次，我捧着一份文件起草稿，忐忑地走进姜厚仁教授的寓所。姜先生接过文稿，目光温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认真，逐字逐句推敲。看到“应当”与“必须”两个词时，他用红笔轻轻画了道波浪线：“这两个词的分量天差地别啊。‘应当’是倡导，‘必须’是强制，法条里的每个字都关乎公平正义，要经受住人心的称量。”

　　复旦园里，梧桐叶被风翻动，郭建教授的话犹在耳边：“要记住，‘律’字从心，法外有情，情外有度。”“法律从不是锁人的铁链，而是导人的河流——上游是众人自律的清泉，中游有法规堤岸的约束，下游才能灌溉出社会安定的平原。”先生们教会我的，是法条的严谨，是法律背后对人心的体恤、对社会的担当，是师者一生践行的学术初心与育人境界。

　　如今，我也经常站在讲台上，台下的求知眼神，让我想起生命里的这三道光：张路得老师，使我感受到文化传承的温度；张讯老师，教我认识到独立思考的分量；复旦园的诸先生，为我指明了社会担当的方向。他们有如三级青阶，引我从汉字的肌理窥睹文化的堂奥，从逻辑的锋芒练就清醒的判断，从法律的经纬寻得人间的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