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观新闻）

在讨论徐则臣《域外故事集》之前，且容笔者掉个书袋：鲁迅、周作人1909年于东京先后出版两册《域外小说集》，主要包括契诃夫、安德莱夫、显克微支、迦尔洵等人短篇小说。周氏兄弟的杰出工作，是晚清域外翻译大潮的一部分，如该书序言所言，“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

徐则臣坦言写作时想起了《域外小说集》，“是否也可以写一个《域外故事集》”。作为对照，《域外故事集》不是“始入华土”，而是走出华土。出生于改革开放元年的徐则臣，提笔写作时不可避免地置身于时代浪潮之中——在城市化时代到北京去，跑步穿过中关村，成为“京漂”题材的领军人物；在全球化时代到世界去，以作家的身份参加海外文学活动或国际写作计划，游历几十个国家，于是有了这部《域外故事集》。

笔者将《域外故事集》视为中青年一代作家创作的节点：新一代作家，如何走出中国，讲述世界故事？如同徐则臣在多次采访中念兹在兹的一句话：“到世界去”。《域外故事集》以十个短篇小说，分别讲述了发生在美国爱荷华、德国波恩、智利瓦尔帕莱索、墨西哥奇琴伊察、美国K大学、印度新德里、哥伦比亚麦德林、白俄罗斯明斯克、乌拉圭阿蒂加斯、某国的边境莫托瓦小镇的故事。其第一篇《古斯特城堡》写于2010年10月，最后一篇《边境》写于2024年2月，一部短篇小说集，前后历经十五年。

我们熟悉的徐则臣，或者是以“花街”为代表的乡土叙事，以“京漂”为代表的城市叙事。但这两种叙事方式，对于《域外故事集》显然都不适用。不过，2006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鸭子是怎样飞上天的》时，编者何志云已颇具慧眼地将徐则臣的创作分为三类：“京漂”“故乡”和“谜团”。《域外故事集》正是沿着徐则臣“谜团”这一隐秘的创作方向展开的。

何谓“谜团”？小说以谜一样的故事展开，但又不同于悬疑推理小说，结尾并不告知读者真相，而是留下开放的空间。比如《玛雅人面具》这一篇，卖面具的玛雅人胡安领着“我”，参观密林中的荒芜金字塔，“我”将这一路拍成视频发给家乡的老爸，老爸却告之视频里看不到胡安这个“人”。人耶？鬼耶？抚摸着胡安卖给我的面具，老爸说这雕刻手法，好像当年酷爱木工的二叔，而二叔已经失踪多年。小说结尾，“我”请墨西哥的朋友寻找胡安，朋友告之不仅没找到这个人，也没有找到密林中的金字塔，热带雨林深处是谜一样的荆棘。

咬文嚼字来说，这不是鬼故事，而是有鬼气的故事。当叙述人“我”来到玛雅文明、来到欧洲、美洲乃至于世界各地，世界呈现出谜一样的结构。在根本上，“谜团”触及到华语写作在世界性上的困境，我们还没找到一套整全性的讲法，像叙述本土一样来叙述“域外”。这不是这个作家或那个作家的问题，任何华语作家在此时此刻都无法穿透。一个不那么合适的比喻是，我们还做不到像19世纪英国作家那样来叙述“东方”。当然笔者不是说要重返那种有问题的老路，而是华语作家的世界性，处在破产的旧方案与有待成形的新方案之间，在这一过渡性的历史阶段，域外故事势必迷雾重重。

在美学上，徐则臣智慧地以古典文学资源与类型文学资源来调和这一切。在多篇创作谈中，他谈到《聊斋》对《域外故事集》的影响，从《聊斋》的角度解释小说中的“鬼魅之气”。此外徐则臣强调打破主流文学和类型文学之间的边界，正如之前他的“鹤顶侦探”系列小说，如《丁字路口》《虞公山》《宋骑鹅和他的女人》《船越走越慢》等所展示的，借助类型文学的外壳予以融合。

如果一定要做最后的概括，《域外故事集》在笔者看来，借用最后一篇小说《边境》来讲，就是“跨越边境”之作，跨越国别的边境与美学的边境。这也解释了最后一篇小说属地不详——总要沿着文学的“国境线”奔跑，并且冒着危险穿越，这正是徐则臣这部新作“到世界去”的真意所在。

原标题：《新民艺评｜黄平：“到世界去”的文学实践——评徐则臣的《域外故事集》》

栏目编辑：蔡瑾 文字编辑：江妍

来源：作者：黄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