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民

　　在皇皇巨著《史记》里，司马迁为我们刻画描绘了多少永难忘怀鲜活如生的人物，可是司马迁自己呢？除去为著述所写的《太史公自序》，有限的信函（《报任安书》）外，我们难以充分知晓他意气风发却终于艰困的一生。然而这些内容，却也由司马迁蘸着心血描写他人的笔触，隐约、蕴含、散布在五十余万言的《史记》各处。若要细细搜寻、最终条分缕析写记出来，该是一件多么耗费精力、披沙拣金的工作。在司马迁精神濡染鼓舞下，总有人出来，承担重任，试着探寻，它就是李长之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司马迁画像

《史记》

　　一

1948年开明书店出版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在农村插队期间，那时节精神饥渴，四下找寻书籍填充。记得是在他人的帮助下，从阅览室借出了一本《史记》，包着带到知青点“啃读”。

　　真怪，司马迁似乎不嫌弃我这个水平太低的后世读者，尽管当时字都认不全，断续隐约间，还是让人感受到了项羽的勃勃精神英雄气概、李广不能封侯以及自尽的意气难平……那套绿皮《史记》，共十来册，后来多次选读章节，反复沉浸其间，不仅喜爱其著述，更对司马迁这个人，生出由衷崇拜。自己能力不足，却由衷向往。这份企念，还真缘分似的，被一册书圆梦。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上了大学的我读到了一册小开、素朴的著述：《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之前读过作者李长之的先后两册关于李白的集子：《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李白》，别开生面的角度，饱满的情感及恣肆文笔，让我喜爱叹服。在书店见到这册初版于1948年，写记司马迁人格风格的著述，一丝不犹豫就捧回了家。

　　记不得多少次了，每每拿起这部书，就有一种强烈要打开的心情。我喜欢随意翻到一页，便读下去，待到深入其中，情绪渐渐放远，胸中常有热潮涌动。在我读书经历中，这是不多有的。我喜欢它，是因为《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是一部由作者激情灌注，怀着无限珍视、爱戴心情写就的元气淋漓的著作。

　　汉朝是中国历史的辉煌篇章，李长之从文化、经济角度，对那个时代给予这样的概括：楚文化的胜利，齐学的影响，异国情调和经济势力的膨胀。作者认为司马迁之时，“一切政治或文化上的规模还没有十分定型，所以司马迁也可以说多少还能够呼吸着先秦的学术精神或气息”；他认为楚国虽被征服，可它的精神却为汉代继续；而楚文化是浪漫精神的代表。汉代的壮阔气象、雄厚国力加浪漫精神，便造成了文化上的奇观。而这文化奇观的充分展示者，历史选中了司马迁：“驰骋，冲决，豪气，追求无限，苦闷，深情，这是那一个时代的共同情调，而作为其焦点，又留了一个永远不朽的记录的，那就是司马迁的著作！”

　　李长之认为，司马迁在精神人格上是一种富有浓烈情感色彩的“浪漫的自然主义”，是一种十分“美”的精神。也是凭着这种精神，司马迁特别喜爱富于浪漫精神之人。譬如项羽，他一生纵横捭阖，大起大落，从二十四岁起兵到三十一岁自刎，充满自在豪迈之气。在司马迁笔下，项羽这个败将成了精神的长久英雄，甚至被列入本当帝王占据的“本纪”之中。还有李广，一个有无限勇力和创造力的英雄。司马迁浓墨重彩写他射虎的神勇，写他万马军中的意气自如，并无限留连地写他终生不能封侯又终于自刎的悲惨结局……司马迁在写他们时，已不仅在叙记历史，更是含着热泪在塑造心中“美”的艺术典范。凭着这种精神，司马迁在艺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在现实里，他浓郁的浪漫情怀使他陷入“李陵案”而惨遭宫刑就似乎也不难理解了。李长之以此精神做分析司马迁人格的主要线索，使我们能够较好把握这位伟大历史学家的不同凡响处。

　　“李陵案”以及由此带来的刑辱，是司马迁生命过程的最大事件。虽然我们大约知道案情，但李长之认为，此案对于个体太重要了，甚至整部《史记》都有此事件的曲折辐射，所以非常详细地叙述了案件的全部过程。此外，他从司马迁的秉性和情怀，析出他注定的悲剧结局。行文中，不仅司马迁同情李陵，连李长之也为李陵深长叹息。在李长之的情感世界，司马迁、李陵，已不再是千余年前进入文字的古人，而是自己的遥远同道，自己的莫逆朋友。他为他们平凡却悠长的情谊深深赞叹，更为他们的不平遭际痛惜。这节文字，李长之控诉美的精神被酷杀的惨痛，运笔极为深挚，因而极富感染力。不仅我们读到它而潸然，就连作者自己重新校读时也不由“泪眼模糊”。

　　二

　　由“人格”而论文章风格，本书让我心折的，还有对司马迁风格上的美学分析。例如，以传来写史，所以《史记》常常有人物事件在各传中交错出现的情况；可由于侧重不同，有些人物在不同传中，面目也略有差异。关于这一点，是司马迁竭力维护一篇作品审美意味统一性所致。

　　如在《信陵君列传》中，主人公仁厚而爱士，几乎无一瑕疵；而他的畏惧秦国，不能欣赏虞卿等表现，却写在另一篇《范雎蔡泽列传》中。其他人物性格描绘，司马迁也颇注意这个原则。李长之指出的这一点，不仅对我们读《史记》有帮助，就是对写文章，就维护文章风格统一这一美学特性来讲，也是极富启发意义的。

　　李长之还指出，为了增加作品生动性，司马迁往往用两种突出性格或不同情势，或不同结果相互映衬，他将此称为“对照律”。譬如：项羽是个纯然少年精神代表，“血气方刚”，“好勇斗狠”；他的对手却是世故老人，颇为无赖相的汉高祖。刘邦以退为进，以柔克刚。两相争战，性格便格外突现。另外相对照的还有，热心救世的孔子和出世者老子；长沮、桀溺；多情仁厚的信陵君和阴鸷的侯嬴……，从中可以看出，司马迁把这些文学手法自如地运用其中，使那些历史人物个个性格鲜明，魅力无穷。那段过往便真正复活了。

　　李长之还细致到从句调上加以分析。他认为，司马迁既能写有魄力的长句，也能够根据紧张场面用急促短句营造氛围。他的例子是荆轲刺秦王一节：“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惶急，剑坚，故不可力拔……左右乃曰：王负剑。负剑，遂拔以击荆轲……”紧张万分的局面，非紧张斩截短句不能相符。既能注意中国人的美感用骈偶句式，有时却维护浪漫风格，随意自在，成不整齐的美；在语调之美方面，李先生说司马迁一是圆浑；二是韵致；三是唱叹；四是疏荡淡远；五是沉酣；六是畅足。他认为这些是宏大建筑的一砖一瓦，是整部《史记》的必须条件。这样的分析体会细微而恰当，对认识《史记》这部历史同时又是文学的伟大著作，实在有极大裨益。

　　自然，李长之分析司马迁，决不仅仅是见解锐敏，他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我以为首先是一部能见出作者性灵和激发读者灵性的著作。作者在全书中，一直是抱着深深的同情，衷心的敬爱来描写司马迁，分析《史记》的。他常常情不自禁地唱叹，如司马迁写《史记》一般，激情丰沛而文字自在运荡。有时我们真不知是司马迁的思考还是李长之的想法，从中我们可以充分地理会遥远的司马迁，亦可部分地触及到作者李长之先生。据该著作前言记述，李长之先生有颇为广博的西方现代知识，同时具备深厚的国学素养，而他最喜爱的中国作家，正是司马迁。意大利文艺复兴时的大师达·芬奇曾说：“越了解就越爱”。由李长之先生一而再，再而三夸赞司马迁“浪漫的自然主义”这一点，也可以窥到李长之的精神性格与司马迁是极为相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