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中长期向好趋势不变。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新一轮高强度关税冲击等外部环境变化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但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的托底、“两新两重”政策的集中发力、工业服务业生产的强劲韧性以及出口增长的超预期表现，使得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总体实现5%左右的中高速增长。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11月30日发布的《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下称《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经济奋力寻求突破，基本实现预期发展目标。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将保持中高速增长，但也面临出口回落、投资降速、房地产风险可能外溢等风险挑战。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瑞龙分析，短期中国经济面临通缩、就业、地方财权事权不匹配等压力，但中长期向好趋势不变，未来可通过培育技术创新、推进深度城市化、扩大消费、释放改革红利、发挥人口质量红利等激发增长动能，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与新旧动能转换，实现高质量发展。

设置跨周期组合目标

《报告》从宏观、微观、中观三个维度分析2025年中国经济形势：宏观层面，2025年实际GDP增速总体较快，但呈“前高后低”走势，前三季度增长5.2%，存在内需不足问题，出口超预期增长，但物价持续低位运行导致实际利率被动攀升。

微观层面，居民就业收入总体稳定但信心仍待提升，企业绩效改善但产能利用率不足，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状况有所好转。

中观层面，房地产等产业结构转型带来下行压力，内外需求失衡构成风险，同时中短期需突破地方政府财力与产业政策能力不足、培育中高收入就业岗位、激活东部及重点城市潜力等方向。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CMF主要成员刘晓光表示，一年来，宏观政策调整已产生积极成效。资产价格重塑加速，企业资产负债表持续修复，核心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稳步回升，A股资产规模扩大带来的财富效应逐步显现，各类积极因素正加速积累。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报告》认为，与2025年不同，2026年中国经济发展将面临三大新机遇：一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启和适度超前布局将打开全新增长空间，这为扭转短期经济下行趋势提供了极大助力；二是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蓄势待发，将进一步支撑经济回升向好；三是微观市场主体的资产负债表修复与行业的“反内卷”初见成效，将在宏观经济回暖基础上迸发新的活力。

刘晓光表示，这三大上行机遇将共同助力2026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回升向好。与此同时，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中美贸易摩擦延续、地缘政治与局部冲突升级外溢，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国内多重结构转型压力、多重约束交织叠加，使得2026年中国经济依然面临一些风险挑战，需要前瞻部署、有效应对。

《报告》对2025~2026年中国经济增长进行分情景预测。在乐观情景下，预计2025年经济增长5.0%，2026年增长5.0%。《报告》建议，以2026年“十五五”开启为契机，设置跨周期组合目标，包括“4.5%~5%的实际GDP增长目标，1%~3%的CPI目标，5%以上的名义GDP增长目标”，作为“十五五”时期宏观政策实施的总统领，切实加强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控。

增加收入促进消费

“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蕴含多重机遇，需通过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激活多元增长动能，着力提升潜在增长水平。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提出，要“从终端需求入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当前中国经济主要约束已从供给转向需求，终端需求不足是核心问题，需将扩大消费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发展型消费作为重点。

刘世锦分析，消费不足，不能泛泛而论，要明确重点和痛点。当前消费不足，不是商品消费不足，而是服务消费不足，重点是住房、医疗、社保、养老等与基本公共服务相关的发展消费不足。从人群上看，城市居民面临着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的压力，但是缺口最大的还是农村居民，重点是近3亿农民工，近2亿进城农民工；从体制机制上看，主要还是从由来已久的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的“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包括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主动力作用持续增强等。

其中，“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这一目标意味着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强消费在两个大循环中的作用，消费的定位相较“十四五”有明显提升。

刘世锦建议，“十五五”期间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通过稳增长、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增加财产性收入等举措对冲非生产性投资下降。财政政策资金应向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培育发展型消费倾斜。“十五五”期间通过将国有权益资本划拨社保基金并进入资本市场运作、短期财政补贴和完善长期缴费制度等方式，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覆盖人群人均每月养老金收入逐步增加。推动形成城乡统一的土地管理和居民财产权利制度，增加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

收入是消费的前提。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表示，增收面临着双重目标：增加人均收入，改善收入分配。目前税收的累进性质、再分配功能还有空间。还有通过转移支付增加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扩大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性。

杨瑞龙提到，要增加收入肯定要提高就业率，而提高就业率关键是要稳定企业预期。所以，稳企业是当下关键之关键，只有稳企业才能稳就业、稳收入，才能提振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