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学”是对传统中国幼儿启蒙教育的统称，承担着对幼儿进行行为习惯养成和伦理道德教育的重要任务，是传统教育中的重要一环。为适应开展蒙学教育的需要，传统中国（特别是明清时期）编纂了一系列的蒙学读本，除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以教授读书写字为目的的蒙学读本外，还有一些以教给幼儿社会常识及行为规范为目的的蒙学读本，其中以《增广贤文》和《幼学琼林》最为知名。

　　蒙学中蕴含丰富的法律思想，是传统政治理念、法治思想的凝练表达。蒙学在传统中国承担着“公民教育”和“法律教育”的重要功能。对蒙学的法律思想和法治教育方法进行研究，对今日的法学教育建设，亦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第一，“仁政”“民本”的政治伦理。“仁政”和“民本”是传统中国的核心政治理念，也是政治领域最重要的评价尺度，在对幼儿进行教育的过程中，“仁政”的价值观念也得到了灌输。《幼学琼林》在“朝廷”一章中，列举了一些古代帝王行仁政的历史典故，如“仁宗味淡而撤蟹，晋武尚朴而焚裘”，指的就是宋仁宗和晋武帝节约民力、实行仁政的典故。在法律上，《幼学琼林》列举了“汉文除肉刑，仁昭法外”“且仰汉高颁令典，约法三章”“唐太宗纵囚归狱，古人之诚信可嘉”三个典故，赞扬了“文景废肉刑”“约法三章”和“唐太宗纵囚”这几个中国法制史上被认为是“仁政”的重大历史事件。相对应的，对于以严刑峻法而著称的秦政，《幼学琼林》也多有批评之词，如“赭衣满道，何其酷烈难堪；玄钺罗门，未免摧戕太甚”。

　　第二，清廉、有为的为官之道。除了称赞古代帝王的“民本”与“仁政”之外，对于历代的能臣、名吏、清官，蒙学读本也多有称赞之语。例如，《幼学琼林》“文官”一章载“汉刘宽责民，蒲鞭示辱；项仲山洁己，饮马投钱。”前者称颂了汉代的刘宽仅以蒲草做的软质鞭子施行鞭刑，以示其爱民，后者则赞扬了汉代的项仲山即便是在河中饮马也要投钱以示不占公利的高尚情操。“民爱邓侯之政，挽之不留；人嫌谢令之贪，推之不去。”则通过对比的方式，表达了民众对于清廉和贪墨两类官员的不同态度，表达了百姓对于清廉、有为官员的赞赏之情。

　　第三，“息讼”“无讼”的诉讼观念。明清时期，官府为了实现儒家“无讼”的理想，在宣传上采取了“贱讼”的策略，即通过贬低诉讼从而减少诉讼的发生，这对于蒙学也有影响。《幼学琼林》有“讼狱”一章，其中开篇明义地讲“世人惟不平则鸣，圣人以无讼为贵”即强调了“无讼”的理念。与此同时，蒙学读本也肯定了诉讼手段在实现正义过程中的终局性地位，如“乡亭之系有岸，朝廷之系有狱，谁敢作奸犯科”等。

　　在建设更高水平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教育强国、文化强国的进程中，加强法治宣传教育，特别是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是必经之路。202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明确规定，“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加强协同配合，根据青少年的身心特点和成长需求，对青少年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历史上，蒙学符合儿童青少年的认知规律，在传统社会发挥了促进人的人格成长，培养人的规则意识和“法治精神”的重要功能，是当下进行法治教育建设过程中可供利用的重要历史资源。应吸收和借鉴蒙学的有益内容和方法，使之在培育国民（特别是青少年）的法治精神、法治信仰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第一，开展法治教育的时间点可以进一步提前。传统中国重视儿童的启蒙教育，其中特别重视对儿童的道德观念的初步培养，这也是儒家“修身”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做法有其科学依据，研究表明，幼儿时期正是儿童道德观念的初步形成时期，在这一时期以各种教育方法加以引导，对儿童形成健全、完善的规则意识和法治观念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针对青少年进行法治教育时应注意青少年的身心特点。传统中国的蒙学读本总是使用对仗的语句和通俗的语言，这增加了读本的规律性和趣味性，能够吸引幼儿的兴趣，便于幼儿记诵，从而有效地融入幼儿的认知，并最终做到“内化于心，外践于行”。心理学研究显示，对青少年进行法治教育要符合其身心特点和认知规律。这意味着，相关的教材、读本，不仅要在内容上做到准确、有效，更要在方式方法上有所创新，以符合青少年的认知规律。

　　第三，在青少年法治教育领域要充分发掘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融入青少年法治教育，可以将历史教育、法治教育、文化教育三者有机统一，不仅能够增强青少年的法治意识，培养青少年的法治信仰，更能提升青少年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认同感。

　　第四，在青少年法治教育领域要充分发挥重要人物的榜样带动作用。蒙学中经常使用各种典故教育幼儿，促使其产生“见贤思齐”的意识，通过榜样人物的带动作用规范自身行为，从而自觉达到教育目的。当下法治建设过程中，涌现出一系列时代楷模，他们的事迹应当和古代的先贤一道，成为青少年学习和效仿的模范，成为青少年树立法治信仰的载体。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