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母亲带我们兄妹仨去车缝社做新衣，那个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放寒假，母亲对我们说：“给你们做新衣裳过新年。”从前我们穿的是亲戚接济的旧衣，还有老大穿罢传给老二，老二穿过老三接。这回可是给我们做新衣裳。

　　母亲在酒厂做日工，借倒班的空闲，怀里揣着平时省吃俭用攒的钱和限量的布票，领着我们去县里的国营百货公司买布料。

　　母亲说：“家里生活困难，只能给老大做条裤子，给老二和妹妹各做件上衣。”我打小穿的衣裳，多是姑妈从南宁寄来的表哥穿不下的。虽说是旧衣，可城里的料子讲究，款式比较时髦，穿在身上总能引来众人的夸赞。如今，我们终于要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新衣裳了，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

　　买好布料，我们往县城唯一的车缝社走去。车缝社是一栋苏式“7”字形砖瓦建筑，我往日路经多次，里头缝纫机“哒哒哒”的声响不绝于耳，却从没有机会踏进门。当我走进车缝社，只见大厅宽敞，冬日温柔的阳光透过宽大的窗户洒得满室透亮。大厅里的缝纫机分四组摆放，每组五六台新旧不一的机子整齐列队，一旁立着两张宽大的裁衣木桌。车工师傅以中年男女居多，都低头忙着手中的活。缝纫机的转动声、木尺敲打布料的声音、剪刀碰撞声交织在一起，奏响一曲欢快的生活乐章。

　　黄师傅为我们量体裁衣。我对这里的一切充满好奇，趁着母亲和黄师傅交谈的间隙，像条泥鳅似的东溜西看，忍不住伸手想摸一台闲置的缝纫机。母亲见状，急忙轻声喝止：“别乱摸！衣车针尖得很，容易扎手；机子很贵，碰坏了，这辈子都赔不起。”我乖乖站回母亲身边，再也不敢随意乱动。

　　大明山的冬日寒风凛冽，我裹着单薄的旧衣，身体瑟瑟发抖，心里盼着新衣裳早些做好，既能体面过年，也能增添暖意。尺寸量好，黄师傅笑着说，快过年了，来做新衣的人多得很，七天后才能来取。他给母亲开了张取衣的凭证，还叮嘱千万别弄丢了。

　　七天过得格外漫长。我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掰着手指头数日子，心里都是那还没影儿的新衣裳，夜里都能梦见自己穿着新衣拜年的情景。我问母亲：“妈，怎么才能进车缝社上班呀？”母亲一边理着手里的布料，一边答道：“谁家有缝纫机，又有裁衣缝补的手艺就能进去工作了。”我想，长大后当个裁缝也不错，能为家人做衣服，省钱。

　　终于盼到了取衣那日，我跟哥哥领回了新衣裳，便迫不及待地试穿。等到大年初一清早，兄妹仨终于穿上了心心念念的新衣裳，欢喜得合不拢嘴，挨家挨户串门拜年，一直穿到大年初五，才依依不舍地换下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个体户和成衣店渐渐多了起来，服装款式新颖，价格实惠。在市场竞争下，集体性质的车缝社生意日渐冷淡，慢慢淡出了人们的生活，最终消失在岁月风云里。可当年正是车缝社，解决了小城居民的穿衣难题，在旧时光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那年春节前，跟着母亲去车缝社做新衣的点滴，还有那份藏不住的满心欢喜，都留在了心中，成为我最温暖的少年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