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之新文化运动中的其他领导人尤其是陈独秀，胡适适应当时社会现状的本领明显要高出一筹。如钱玄同对胡适的批评，“老兄的思想，我原是很佩服的，然而我却有一点不以为然之处：即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未免太同他周旋了。平日对外的议论，很该旗帜鲜明，不必和那些腐臭的人去周旋。”（《致胡适（1919年2月）》，收入《钱玄同文集》，第6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94页）而胡适同当时同上海小报文人张丹斧的互动，尤其能证明此点。对两人的交往情况加以考察，从中很可管窥后五四时代胡适声望日隆之后所受到的上海大众媒体关注度，以及塑造胡适学术明星形象的商业媒介力量介入的情况。

我们先从胡适与《时报》关系开始谈起。《时报》自1904年6月12日在上海创刊，主持人是狄楚青，幕后支持者是康梁，所以该报初期受康梁影响较大，在当时知识界颇有影响，少年胡适即喜读《时报》，“我在上海住了六年，几乎没有一天不看《时报》的”。胡适特别喜欢阅读其主笔陈景韩所撰写的短评与小说。后来该报逐渐脱离康梁独立（参看胡适：《十七年的回顾》，原载《时报》1921年10月10日，第9张，该文收入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卷，403-408页；参看胡适1921年9月4日日记，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9卷，444页）。到1918年时，其影响及销量虽不及清末时期，也不及上海《新闻报》（二万六千余）、《申报》（一万九千余），但仍有九千余份，超过《时事新报》的八千余份（参看张元济1918年2月25日日记，商务印书馆编：《张元济全集》，第6卷《日记》，商务印书馆，2008年，336页）。

面对后五四时代行情看涨的胡适，1921年初狄楚青曾委托北大学生出身的张煊（培风）联络胡适说项，希望胡适能赴《时报》任职，担任新出的“星期讲坛”栏目主任，但为胡适拒绝（胡适1921年6月26日日记）。当七八月间胡适应商务印书馆之约赴沪考察时，狄楚青三次探访胡适均不遇，就托胡适《竞业旬报》时的旧友钱芥尘来游说。胡适不得不回拜狄楚青，但不愿答应狄去《时报》工作的邀请，反而顾左右而言他：“狄先生来看我三次，皆未见，故去看他。此君亦是二十年前的新人物，但现在似不能振拔了。芥尘是一个大滑头，他想替《时报》馆拉我，可谓笨伯。今天我肆口乱谈……使他们不能开口。”（胡适1921年7月22日日记）之后礼贤心切的狄楚青不得不又托人写信“竟出重价”，聘请胡适担任《时报》撰述，每月“不拘体裁，不拘字数”，“月奉纂敬二百元”（胡适1921年7月24日日记）。待价而沽的胡适思考后决定答应其邀请：“我颇思考了几日，因近来颇不满意于《时事新报》，故答应了他。”而《时报》对胡适此次上海之行非常关注，不但率先报道了胡适即将来沪的消息，后续还曾不断跟踪报道胡适在各处演讲的情况。其情形类似1919年4月到5月之交各报关注胡适等人陪同杜威到访上海的情况——胡适大概就是因为这次机会与沪上各媒体建立了良好关系。

概言之，“卖文本无妨”的胡适这时答应为《时报》撰稿固然由于狄楚青的诚意和高薪聘请的缘故，但其中还可能有一定的意气因素在。据知情人张丹斧（与胡适结交于《竞业旬报》时期，《竞业旬报》首任主笔，胡适为第二任主笔）在1921年7月15日上海著名小报《晶报》上的爆料，当年胡适等人在中国公学罢课反对监督郑孝胥时，曾有人写了一篇讨伐郑孝胥的檄文。积极参与此事的胡适随后把这篇文章拿到“一个梅报馆去登载”（梅报系暗指当时上海有鼎鼎大名的《时报》，引者注），“偏生遇见一位热血大主笔（暗指《时报》主笔陈景韩即陈冷血，引者注）。不但不替他登载，彼此见面，这位大主笔，一句口不开，但躺在椅子上，两眼望屋顶，尽管将这篇檄文看过了，慢慢地在手内卷，卷好了，放在桌上，始终像煞一个哑子”。胡适受到陈景韩这个羞辱非常不平，就到张丹斧那里诉苦：“这个热血，真个冷咧。他不开口，我倒察不透他有多大本领，可是有朝一日‘时’来到，非取而代之不可。”张丹斧当时还嘲笑胡适“志趣太大”。不料十一二年之后，张丹斧真的听到胡适之即将取代陈景韩的传闻，此消息虽暂未成事实，“不过今日的胡适之，非比当日的胡适之，他取而不代，或是代而不取，俱未可知”（丹翁：《取而代之》，《晶报》1921年7月15日，第2版）。胡适看到张丹斧这篇揭秘文章后，面对狄楚青诚意十足的任职邀请颇为尴尬，“使我觉得很对不起陈冷血”。但今非昔比，狄楚青与胡适交涉期间，压力甚大的陈景韩多次与胡适见面，还曾做东邀请胡适吃饭。在胡适即将返回北京之前的一次饭局后，两人有一次深聊，交谈中陈景韩坦诚谈及自己的现状，并婉拒了胡适要其继续写白话小说和改革《时报》的建议，胡适感叹道：“冷血先生此时的血很不容易再热了。”（胡适1921年9月4日日记）胡适对陈景韩的这个看法稍后即公开体现于他为《时报》撰写的专稿《十七年的回顾》中，文中除了高度赞扬《时报》于清末那些年的贡献之外，也批评了它最近的保守状况，乃至对主笔陈景韩不思进取的“失望”，文章最后期待陈景韩能够恢复昔日做“先锋”的锐气，再度“发愤向前努力替社会开先路”（参看胡适：《十七年的回顾》，原载《时报》1921年10月10日，第9张）。

清末时即曾主持过《竞业旬报》、深谙上海媒体运作方式的胡适自然知道上海大报的重要性，所以他才会对狄楚青的邀请与《时报》及其主笔陈景韩的作用如此看重，因为他深知《时报》这样的平台对于社会乃至他个人的意义均非常重要。这种意识从他此次赴上海考察商务印书馆的行程安排即可一窥端倪。1921年7月16日上午十点，胡适到上海。17日晚间胡适即不顾酷热先后去拜访了《申报》老板史良才、《时事新报》馆主笔张东荪、《商报》馆记者索克思、《时报》老板狄楚青、借住《神州日报》馆的多个副刊主持人张丹斧这些旧友（胡适1921年7月17日日记），希望他们如关注杜威上海行一样再次关注自己此次上海之行的意味非常明显。这同昔日梅兰芳南下上海唱京剧的营销方式非常类似。如据包天笑回忆，梅兰芳第一次从北京到上海演戏，也是先到包括《时报》在内的上海各报馆拜客的（参看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下册，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585页）。

可惜胡适此次对诸人的拜访均未遇。对未及接待胡适的情况，张丹斧在自己主持的《商报·百货陈列所》中小题大做，特意将私下的朋友社交公之于众，公开致信胡适表达歉意，表示要回访后者：“适之兄，正说曹操，曹操就到，快活极矣。失迎罪甚，尊寓何处？当觅君谈天。兄果为征‘热’来耶？一笑。丹顿。”（丹：《致胡适之》，《商报》1921年7月18日，第4张第4版）稍后，张丹斧又在《商报·百货陈列所》栏目发表了非常夸张俏皮的《胡老板登台记》文章（该文原见《商报》1921年7月20日，第4张第4版；又见胡适1921年7月20日日记），替胡适鼓吹。作者丽天（许新白）在文中说胡适为“北京大学赫赫有名的哲学教员、新文学的泰斗”，应商务“特聘来沪主撰”，“言明每月薪金五千元”，文中又渲染胡适为商务招待情形，说其就职待遇类似“剧界大王梅兰芳受天蟾舞台的聘第一日登台一样”。文后且附有作者与张丹斧的相互通信说明，自谓为北大出身但不喜新文学的作者希望张丹斧能为之在胡适那里引见介绍，张丹斧则表示其文“颇能替贵老师捧场”，他之前在报上所以公开致信胡适——“写信给胡老板，无非借他招摇一下”，接着张丹斧进一步强调胡适之高不可攀及正在被沪上某报馆“卑礼厚币”网罗为总编辑等事，喻该报馆请胡适犹如剧场请“谭叫天来”，只可惜被商务印书馆占了先机，但胡适这样的人“兼在两家三家登台不算一回事啊”。胡适看到此则报道评论道：“可惜许先生说的种种待遇，几乎没有一句是真的！”但他对这则“张丹斧和我开玩笑的一篇文章”显然比较在意，特意将之剪下附于日记中。因为这样看似谣传的八卦评论，其实是一个双簧报道，系用心良苦的张丹斧有意在帮助胡适造势，目的为了制造与渲染胡适的明星级地位，借以提升其在上海各界的关注度和影响力。无怪乎稍后张丹斧介绍该文作者拜访胡适时，心照不宣的胡适友好地接待了此人，并再度去拜访了张丹斧这个“顽皮的玩世家”（胡适1921年7月21日日记）。

两人会面交流后的张丹斧再接再厉，于7月22日的《百货陈列所》栏又发表了一篇作者署名为“胡总管”（当为胡怀琛，引者注）的《致丹翁》一文（胡总管：《致丹翁》，《商报》1921年7月22日，第4张第4版），继续炒作胡适此行。该文看似插科打诨、半嘲半讽，实则是借题发挥、寓褒于贬，重点是用张元济、张丹斧等上海名人衬托“哲学大家、教授新文化的祖宗胡适之先生”。7月23日的《闲评》栏，张丹斧又刊布了自谓来自西安署名“金君珏”的两篇文字，一篇是《五言六句》的白话诗，一篇是《我要问张丹翁》的信函，从该信内容来看，作者戏谑白话诗和胡适及其追随者的意味非常明显，但戏谑之中无疑制造或强化了胡适——“胡圣人”作为白话诗“祖宗”的地位：

现在最时髦、最流行不是胡圣人的白话诗吗？不道现在有位名叫诗祖宗（作者自谓，引者注）的居然独树一帜，自成一家破天荒的六言诗，要和胡圣人的白话诗分个上下吗？他不是祖宗？谁是祖宗？……像胡圣人只可称白话诗祖宗，那学他的人不妨叫做白话诗孙子……

在7月24日的《百货陈列所》栏目，张丹斧又亲自出马撰写《胡适之与袁寒云》，将胡适与袁世凯次子京剧名角袁寒云相比，以袁寒云在京剧界地位之高来衬托胡适在学界地位之高，表示上海人应该为胡适之到来深感荣幸：

戏，是京城里最考究；学问，也是京师大学堂最出色。京城里角色到上海来演戏，总要加价加座儿的了。京城大文学家到上海来登台，还算破天荒的第一遭呢。不过胡老板这回登台，并非演戏，还是评戏。从前在京城里卖的学问，却和演戏一般，如今来上海是批评的学问，却又同评戏一般，只要角儿好，唱出来固好，说出来也是好的……（老丹：《胡适之与袁寒云》，《商报》1921年7月24日，第4张第4版）

在上海这种八卦风、商业风和小报文化盛行的语境中，长期浸淫其中的文人张丹斧这种“标题党”方式炒作胡适可谓深得真谛。从学术角度来看，张丹斧将胡适与袁寒云这样类比并不妥当，然而如从当时袁寒云在上海大众文化圈和小报界的地位来讲，这样的对比显然是抬高胡适，非常有利于将胡适的名声扩充到学术圈之外，为其赢得更多的受众。

饶是如此，前引八卦性质极为浓厚的《胡老板登台记》一文却引起同样是北大学生出身且与胡适熟识的读者陈公博的不满，他这时恰好由广州来上海参加中共一大会议。他稍后在记述此次上海十日之行感受的游记中收录了这则文章，内中挖苦“丽天”为“文棍，专在报纸上闹乱子”，进而又批评了上海文人间和报界流行的这种造谣格调与小报文化（陈公博：《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新青年》第9卷第3号）。显然，时为左翼青年的陈公博完全不清楚这篇文章的双簧性质，特别是张丹斧希望借此帮助胡适造势的深意所在。

实际上，张丹斧对胡适的这种关爱之情在此前《神州日报》附刊三日报《晶报》（1919年3月创刊）和《小日报》（1919年4月创刊）中即不时有所体现，两小报刚创办不久，正赶上胡适到上海接待访华第一站的杜威。借此机会，身为两报主要撰稿人的张丹斧多次撰文评论胡适动态及其白话诗创作，还邀请胡适为之撰稿，借炒作胡适之际扩大《晶报》《小日报》和自身的影响，深谙传播之道的胡适对此也多有配合。

此后，张丹斧通过《晶报》仍对胡适不断关注，这正足以表明两人一直存在的密切合作关系。是故对于胡适这次上海之行，《商报》之外，张丹斧同样在自己担任主笔的《晶报》中为胡适背书，除了前引《取而代之》一文外，还撰写了一篇更加“标题党”色彩的《胡启超与梁适之》，进一步插科打诨，以梁启超来比衬胡适，借以抬高胡适地位，文尾并扫及康有为（称其康北海，因其主张复辟）和张东荪（张西荪，因其崇尚欧化）（丹翁：《胡启超与梁适之》，《晶报》1921年7月27日，第2版）。

不管是得益于张丹斧和《商报》《晶报》的示范，或是来自于胡适的暗示与运作（参看《胡适全集》，第29卷，367、368页），抑或是记者的主动关注（参看《胡适全集》，第29卷，374、376-379页），随后上海各报的确开始刊登众多关于胡适的报道，胡适接受《时事新报》采访的《胡适之之谈话》，皆被《时事新报》《申报》《民国日报》《中华新报》等报转载（《时事新报》1921年7月23日，第3张第1版；《申报》1921年7月23日，第4张第14版；《民国日报》1921年7月23日，第10版；《中华新报》1921年7月23日，第3张第2版），其中《时报》则提前一日发布了该访谈的简略版，之后胡适在上海、苏州、南京及安庆四地的演讲亦被《时报》《民国日报》等报登载，这同胡适初来前只有《时报》对其此次上海之行有过简单的报道，差别颇大。

以上胡、张两人的交往互动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字宣传情况颇能表明上海小报文人的蹭热度和炒作技巧的熟练程度。另外也很能说明胡适善于同人“周旋”的本领，乃至他好名与“善假于物”的一面。其实关于胡适和张丹斧的交往内容非常丰富，还有诸多值得讲述之处，不过那要有待另文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