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和平

　　开展中国式现代化史研究，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研究的一个全新的使命和方向。中国式现代化史无疑是以“中国式”为研究中心的现代化史。中国式现代化史不是一般的现代化史，而是与其载体中国式现代化一样的一种新形态的现代化史。根据已有的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相关理论给定，中国式现代化史研究的阐释体系较之以往普通现代化史研究的解释体系应有三个转变。

　　第一，应将以往的以中国现代化产生发展的外生性、后发性、西化性为阐释主线，转变为以内生性、原发性、中化性为阐释主线。以往的普通中国现代化史研究，基本上是以西方先发现代化国家为参照系的传导性和对标性阐释。这种阐释体系对中国的现代化，特别是对1949年之前的早期现代化，或从受外来因素冲击而促生的现代化，即外生性现代化的角度进行阐释；或从西方先发现代化国家之后发生的现代化，即后发性现代化的角度进行阐释；或从摹仿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即西化性现代化的角度进行阐释。这几种阐释体系，对于世界普通现代化史研究来说当然有其用处，但对于特别的中国式现代化史研究来说则是完全不适合的。因为“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也就是中国自生自发的，即内生的和原发的现代化，如果单纯用外生性和后发性来进行阐释，显然是不合逻辑、不合史实的。

　　在近代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主要有两个取向，一个是西化，一个是中化，后者探索的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并逐渐成为主流。虽然在近代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中，对西方等国外先进文明有逐渐增多的借鉴和吸收，但这些都是利用外部资源的方略，包括对思想、制度、技术、资本等西方元素的利用。对有些元素，特别是思想和制度元素，在实际采用中往往根据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实际情况加以转化和改造，即中国化(简称“中化”)，如中体西用、洋为中用、土洋结合等做法。这些做法通过中外融合，既将外国的变成中国新生的，又将中国传统的变成中国现代的，从而产生了多少不等的效果。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史研究要着重从其内生性、原发性、中化性及其成效进行阐释。即使其实际效果不一定全都是正向的或重大的，亦应做实事求是的考察分析，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而不能像以往那样，把对西方元素的利用简单地论之为殖民地性、崇洋媚外、丧权辱国，把对西方元素的转化、改造及其产生的成果，一概论之为扭曲、变样、嫁接、不中不西、不伦不类，进而加以抹黑、贬低或否定。

　　第二，应将以往的以现代化指标实现状况为阐释主题，转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属性和特征为阐释主题。以往的普通现代化史研究，主要是从现代化的世界共性出发，考察其民主化、工业化、城市化、科技化、教育率、人口自然素质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现代化指标的变化状况，以此阐释其现代化的进步过程和达到程度。虽然也有一些中国学者曾提出过中国现代化史研究的三个初涉“中国式”的新问题——主张在研究现代化指标之外，还需要研究现代化道路如何从资本主义转变到苏式社会主义，再转变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以及革命、改良等制度变革对现代化道路转变的推进作用；在研究“西化”之外，还需要研究争取自主发展和国际互利的民族独立化问题，以及反对外国列强侵略压迫对民族独立化的决定作用；在研究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性之外，还需要研究传统因素的自身变化及其对现代化的潜在适应性——但是，这三个新问题的着意之处主要在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客观表现、社会环境及其对现代化指标实现的某些影响作用，而不在于“中国式”的、更不在于“新形态”的内在意义。

　　以往研究中的这些指标实现问题、道路转换问题、民族化问题、潜在适应性问题，当然仍是中国式现代化史研究所需要的，但不是仅限于此的。因为中国式现代化除了工业化、民主化、城市化、科学化、民族化等现代化的世界共有内涵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标志其“中国式”的属性和特征。其属性所在，主要有五项：一是在政治性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造就和领导的现代化；二是在社会性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三是在作用性质上，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四是在宗旨性质上，是“以人为本”的现代化；五是在文明性质上，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代化。其特征所在，主要有五项：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五大属性和五大特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和核心所在，也是其规定性所在。所以，中国式现代化史必须以阐释这些内涵特质的意义、由来、作用，及其一体性、必要性、必然性、特殊性和合理性为中心线索。这五大属性和五大特征，除了属性中的前三项为中国专属之外，其余七项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成要素，应具有人类现代化的共同意义。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史研究，还需要阐释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的内在关系。

　　第三，从以西方现代化模式为标准的单向和片面的比较阐释，转变为以社会实际效益为标准的双向和整体的比较阐释。以往的普通中国现代化史研究，无论是综合性的还是专题性的研究，都不同程度地采用了中外比较的方法进行阐释和评判，其做法往往以西方或西方某一国家的现代化模式为对比标准，尤以英国、美国、日本作标准者为多。这种比较研究往往从“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式出发，将中国与西方作单向和片面的比较，虽然提出了一些中外现代化的不同之处，但很多是以寻找和证明中国的悖现代性和落后性为主要甚或唯一目的，认为符合西方标准的便是真实的、正确的、成功的，否则就是虚假的、不正确的、不彻底的、无用的、低效的、失败的，甚至认为近代中国探索现代化的各种失败，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能完全仿效西方的制度和模式。还有研究对中外某一时段、某一方面、某一地域的事物进行局部的、孤立的比较，从而得出片面的或反常的结论。

　　中国式现代化史研究当然需要展开中外比较研究，但是比较的用意不同于前。一是不能再以西方模式为绝对标准进行单向比较，而是应以实际效益为标准进行双向比较，即不仅将中国与西方比较，也将西方与中国比较，通过双向互比揭示彼此的特点、优劣所在及其内在原因。二是要避免局部而孤立的比较，要着眼整体而全面的比较，也就是要把所比较的局部事物从整体的视野进行考察和评判。三是这种效益的比较不仅仅是经济效益的比较、GDP的比较，更重要的是社会效益、民生效益、政治效益的比较，从而揭示在人类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有新型的一面，而且有更好的一面。这一比较不仅是方法上的转变，而且是事实上的确认，因为中国式现代化已经被世界上拥有巨大人口规模的中国，经过自近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及中共十八大以来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所证实，是中国迄今为止最为有效、最能强国、最可富民的现代化道路，也是能够惠及世界的现代化道路。

　　【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特聘教授。作者更多观点请参阅《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中国式现代化史的阐释体系和基本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