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深圳宝安区一栋写字楼的办公室依旧灯火通明。工程师将一块小小的芯片嵌入加速卡，插入服务器的瞬间，屏幕上的数据传输速率跃升至400Gbps。这意味着国产DPU（Data Processing Unit，数据处理器）芯片又取得了一次新的突破，正一点一点打破国际巨头在数据中心核心芯片领域的长期垄断。

只有几克重的一枚芯片，轻得可以放在指尖；也重得足以跻身大国重器，撑起国家算力安全的一片天。一轻一重之间，是中国硬科技最动人的突围。

很少有人知道，这家名为云豹智能的硬科技独角兽，从拿到第一笔天使轮融资开始运营到现在，只有短短五年时间。按照传统银行的信贷标尺，这种技术门槛极高、轻资产、前期巨额投入、投资回报周期一般5-7年甚至更久的半导体企业，银行投资会很谨慎。但交通银行深圳分行以投贷联动打破常规，两周完成授信审批，联动产业基金直投数千万元，为这家站在AI与国产替代大浪潮上的企业，铺就了迈向DPU第一股的关键一程。

这不是一次孤注一掷的信贷冒险，而是一场深刻的金融估值革命——从“看厂房、看抵押、看当期利润”，转向“看团队、看技术、看未来价值”。以云豹智能为切口，深圳正用一套自成体系的科技金融范式，为那些高风险、长周期、轻资产却关乎国家算力安全与产业未来的硬核创新定价，托举中国硬科技在全球赛道上加速突围。

云豹作为国产芯片的DPU头部企业，代表着一批硬科技企业正在崛起。云豹的故事是一个缩影。近年来，中国加速以适配新质生产力的金融逻辑，助力硬核创新突围。这不是一地的探索，而是一场关乎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全局行动。

从“看不懂”到“敢下注”：如何为未来定价

与大家熟悉的CPU（中央处理器）、GPU（图形处理器）相比，DPU负责网络数据处理、存储加速和安全加密等基础设施关键支撑工作，在AI集群和云计算场景中不可或缺。云豹智能创始人萧启阳给《金融时报》记者打了个比方，“如果把CPU比作大脑、GPU比作肌肉，那么DPU就是血管和神经线。”他解释，DPU负责数据在CPU和GPU之间高效流通，决定了CPU和GPU是否能高效运作，也决定了系统是否能协同工作，所以DPU也被称为算力系统的“高速公路”。

2020年，虽然DPU在圈外还是一个鲜为人知的概念，但随着英伟达用69亿美元收购了著名的DPU企业迈络思，加之这几年AI大模型和应用的爆发，DPU继CPU、GPU之后，已成为数据中心的第三颗核心芯片。

云豹智能就是在这个节点杀入DPU赛道。该公司的创始人萧启阳博士的经历横跨学术与产业：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讲座副教授、24岁就拿到斯坦福大学电子工程博士学位。2002年在硅谷联合创办RMI公司（先被Netlogic并购，其后被博通公司以37亿美金收购），后在博通担任高管。2021年初，萧启阳从国内几家顶级投资机构获得了一笔1亿美元的天使投资。“当时大家还不方便线下见面，全程线上沟通，资金到位数月后，我才与投资者首次见面。”萧启阳告诉记者。

这是一个颇有传奇色彩的开始。但对商业银行而言，这样的企业仍是“风险异类”。前期大量投入，轻资产运营，无厂房设备可抵押，技术壁垒极高，投资回报周期长——传统的银行信贷逻辑几乎无法为这样的企业打开大门。

但交通银行深圳分行做出了不一样的决策。在2025年，交通银行深圳香蜜支行已升级为科技支行，明确聚焦科技金融，并获得科技支行专属权限，可开展科技并购贷、无抵押科创贷等创新产品。支行团队第一次接触云豹时，没有急于翻阅财务报表，而是做了三件事：穿透股东背景，确认腾讯领投、深创投等机构加持；研判技术壁垒，判断商业化前景；确认DPU是国产替代关键赛道。

“我们看重的是它的价值逻辑。”交通银行深圳香蜜支行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通过前期授信调查了解到，这不是一家普通创业公司，而是站在国家算力战略、AI产业浪潮、国产替代三大历史机遇的探索者”。两周内，交行完成授信审批，打破传统信贷流程。随后，在交通银行深圳分行牵头推动下，分行科技金融部、托管部、罗湖支行、香蜜支行与交银投资高效协同，通过投贷联动模式，以“债权+股权”组合方式为云豹注入数千万元资金。

如今，云豹正在冲刺上市。据记者了解，云豹智能历时短短几个月已完成IPO辅导，辅导机构为中信证券。这家估值已超140亿元的国产DPU独角兽企业，正朝着“国产DPU第一股”的目标全力冲刺。

不止于钱：金融变身“产业连接器”

对云豹而言，比资金更重要的是产业资源与商业机会——作为技术提供商，它迫切需要进入更多云厂商与大型机构的供应链，挖掘更多大客户。而此时，交行的角色从“出资人”转向了“赋能者”。了解到云豹希望拓展某大客户后，交行总分行联动，引荐云豹团队与该客户业务相关负责人对接。现场交流后，该客户决定开展联合调试与技术兼容测试，为云豹的产品进入该客户解决方案打开通道。

这一步意义重大。在此之前，已有几家银行为云豹提供大额授信，但多停留在资金层面。交行以金融为纽带，串联起“银行—芯片企业—云厂商”三方，形成“资金支持+产业对接+场景落地”的闭环。“银行能做的不只是给钱。”交行深圳分行相关人士表示，“我们更像一个生态枢纽，把技术、资本、市场拧在一起。”

这种“连接器”的角色，在深圳科技金融生态中已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实践。在深圳，企业与金融机构的合作，正在演变为一种新型产融关系。

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指导辖内银行推出的“腾飞贷”已迭代至3.0版——银行与企业约定，在贷款发放后的未来一定时期内，银行可以根据企业外部融资的估值变化，分享部分增值收益。对企业而言，这不会稀释公司股权，却能为银行提供“共享成长红利”的激励，从而提高银行的风险容忍度和授信意愿。截至2026年3月末，深圳已有170家企业签约“腾飞贷”合计近120亿元。

而无数像云豹一样的企业正在成为受益者，这些具象的成长故事，丈量着中国科技金融体制的创新深度。

在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的指导下，这种从“看不懂”到“敢下注”的转变，正在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中发生。工行深圳分行根据研发能力、人才团队、科技创新成果等创新实力为科创小微企业“量身定制”智能化评分测额体系，打造科创客群预授信模型，并联合政府、担保、园区等多方力量，创新推出“工银兴科贷”“南山信e贷”等科创系列专属融资产品；农行深圳分行则围绕深圳“20+8”产业集群组建了重点产行业小组，深入产业集群和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制定产行业图谱，针对性创设产品和配置资源，支持产行业强链稳链补链，服务深圳产业升级。这座城市的金融系统正在用实际行动证明：真正的前瞻性眼光，不在于看懂财务报表，而在于看懂未来。

而放眼全国，越来越多的“潜力股”正在被金融机构用“望远镜”发现。

距离深圳两千多公里外的北京亦庄，北京赛赋医药研究院的实验室里，一支科研团队正为全球前沿的基因编辑药物展开攻关。作为一家拥有GLP（药物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全十项资质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赛赋医药最得意的是其得到国内外高度认可的研发能力。但赛赋医药董事王全军坦言：“科学研究非常烧钱，尤其新药研发，偶尔才会成功。团队规模越来越大，费用越来越高，企业迫切希望获得长期资金支持。”

民生银行北京分行没有只看财务报表上的亏损数字，而是用一套多维度的评价体系重新评估：GLP实验室的稀缺性（国内拥有该实验室且获批的企业不到80家，赛赋医药拥有全十项资质）、国际认证文件、核心团队的教育背景与行业经验、知名机构的投资背书……最终，民生银行为赛赋医药授信从3000万元追加到5000万元。

“我们很感谢民生银行的支持。”王全军说，“他们不仅在贷款上实打实地支持，还在日常结算、社保卡更换、下游客户融资等方面提供服务，让我们能够专注于研发。”正是在金融的支持下，赛赋医药得以更好地发展，苏州设施已投产、无锡核药的设施已开始为国内外客户开展国际标准的一站式CRO评价研究服务，国际项目越来越多。

这些来自深圳、北京等地的实践，正在汇聚成一股全国性的浪潮。科技金融的变革，已从一城一地的试验，上升为一场系统性、制度性的顶层设计。

烧钱、长周期与资金短缺焦虑：硬科技的真实困境

光环之下，硬科技企业的挑战依然严峻。芯片行业是典型的“烧钱赛道”，一款高端DPU芯片的研发投入超20亿元，团队超500人，每年仅研发费用就数以亿计。即便云豹2024年推出的第一代DPU产品已成功进入中国移动、腾讯、工商银行、南方电网等头部云服务商、运营商及国企的核心供应链，但在创业初期，仍存在资金短缺焦虑。

这也是中国硬科技企业的共同宿命：前期投入巨大，回报周期长达5至7年；国际巨头占据八成以上市场，生态壁垒极高；产能部分依赖境外供应链，面临技术管制风险；2021年全国曾有十多家DPU企业，如今仅剩少数几家存活。云豹不单是和时间赛跑，更是和技术壁垒、产业周期、资金压力三重压力赛跑。

然而，比研发压力更让企业焦虑的，是融资体系的“结构性错配”。多位科技创新企业创始人反映，科创企业在融资过程中存在多重难题：创投风投渠道有限、银行产品适配性不足、成长后需要更多耐心资本介入。

一位大芯片企业的创始人向记者算了一笔账：大芯片流片研发需要持续三到五年甚至更久的资金投入，研发周期长，但银行的流动资金贷款需要每年续贷，一旦遇到信贷政策收紧或银行风险偏好调整，资金短缺就可能意味着研发中断、项目流产。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我国融资结构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信贷偏好抵押充足、现金流稳定的企业，而科技型企业特别是初创企业大多轻资产、盈利模式不成熟，导致银行“不敢贷”“不会贷”的问题仍较突出。

“股权融资退出压力、债权融资短期化倾向，导致企业面临‘长钱短用’的融资断档风险。”有专家指出，科技金融的症结不在于资金总量不足，而在于“耐心资本”的制度性缺失。

如果退不出，“新钱”就不敢进场，数以万计的“老钱”也没有办法收回再投资。央行信贷市场司司长彭立峰也曾指出，即便在2021年和2022年，我国IPO规模居世界首位，仍难以满足退出需要。

“当前，创投基金的退出渠道依然狭窄。”一位投资界的人感慨。为此，大力发展并购市场、扩大科创领域并购贷款投放、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份额交易市场和S基金，已成为疏通科技金融循环的当务之急。

从更深的层面看，这场变革还需要一种“容错”的文化土壤。一位国有大行的一线工作者对《金融时报》记者说：“很多创新技术、科技巨头一开始都是丑小鸭，历经坎坷，百转千回，才有一定比例成长为天鹅。因此，对待科技领域的创新公司，投资机构首先要有‘长期耐心’，我们要用‘望远镜’而不是‘显微镜’来看待这些创新公司的第一代产品。”这正是中央多次提出“耐心资本”的深层含义——鼓励创新、宽容失败，把短期资金转化为长期资本，从理念、投资运营到考核机制，建立起一套符合长期投资要求的体系。

为硬科技的突围铺就更宽阔的跑道

当然，积极的变化也在持续发生。政策端和市场端都在快速适应新的挑战。

2024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设立5000亿元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2025年5月全面优化扩容至8000亿元，再贷款利率降至1.5%；2026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下调再贷款、再贴现利率0.25个百分点；2026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三部门扩大支持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的范围，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再贷款政策支持领域，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支持范围扩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

在资本市场端，改革的步伐同样坚定。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错位发展，数千家专精特新企业在A股市场崭露头角。2025年推出的债市“科技板”，更是允许金融机构、科技型企业、私募股权投资机构三大主体发债融资，为“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耐心资本开辟了新的融资渠道。

如今，科技企业的底气不再来自拥有多少资产，而是来自核心团队、技术突破，来自产业订单，更来自一套正在成熟的中国式科技金融支持体系。前述科技企业的故事，是中国硬科技突围的缩影，也是金融转向支持实体经济、支持新质生产力的最佳注脚。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希克斯曾断言：“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待金融革命。”今天，中国正在书写自己的答案。从深圳的实验室到北京亦庄的医药实验室，一场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的系统性变革正在加速推进。政策工具的每一次迭代，都在缩短金融与科技的距离；制度创新的每一处突破，都在为硬科技的突围铺就更宽阔的跑道。

当算力成为新的生产资料，当芯片成为新的“工业粮食”，无数硬核的科技企业与勇于创新的金融机构，正共同书写中国科技的未来。正如一位银行业内人士所言：“我们不是用‘放大镜’去挑剔企业的短期财务瑕疵，而是用‘望远镜’去发现那些正在改变世界的技术火种。”让金融的耐心匹配科技的周期，让政策的精准对接创新的需求，创新带来的可能性故事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