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观新闻）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新时代赋予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大使命。“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为构建这一体系提供了根本方法论与深层文明支撑。

一、从知识危机到知识生产的主体性自觉

鸦片战争之后，伴随着中西文明的交流交融交锋，中华民族的知识危机日益凸显。“向西方取经”“学习西方、赶超西方”成为那个时期中国现代化历程的内在基本逻辑。因此，当时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在相当程度上沿着“以西释中”的路径展开。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断艰辛探索，终于找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却面临一个根本性困境：为何“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这一困境的表层是话语传播力问题，深层则是知识生产的主体性问题。

这不是个别学科的问题，而是一个结构性困境。西方文明在走出中世纪之后，历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其社会科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知识体系，以其强大的学术建制与话语霸权，将自身特殊经验变为衡量一切文明的尺度。然而，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以其无法被西方既有理论框架充分解释的“溢出效应”，从根本上撼动了这种知识霸权的合法性。当中国以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路径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时，一个深层问题便浮现出来：中国不仅是需要被解释的对象，更应是知识生产的主体。

这一主体性自觉，正是“两个结合”命题得以提出的时代语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其深层意涵并非简单的方法叠加，而是一场知识生产范式革命。

二、“两个结合”意味着知识生产的范式革命

理解“两个结合”对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意义，关键在于把握其不是外在的“拼接”，而是内在的“化学反应”。“第一个结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实现了对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双重困境的超越，形成了以实践为检验标准、以具体国情为中介变量的理论再生产机制。“第二个结合”的明确提出，则进一步打破了自五四以降在部分学术场域中存在的“传统—现代”“中学—西学”对立预设，使中华文明的本土范畴不再仅被视为思想史研究对象，而是作为具有理论建构潜力的“活态知识资源”进入马克思主义理论再生产过程。这种跨文明、跨时代的范畴间对话与融合，本质上挑战了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以“理性主义—实证主义”为模板的普适性知识生产模式。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自我活动、自我创生的社会实践才是知识的真正源泉。“两个结合”的本质意涵，正是将知识生产重新锚定于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最宏阔、最具原创性的实践之上。这不是简单的理论“应用”于实践，而是理论内生于实践：脱贫攻坚、共同富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重大实践，本身就在“生产”着既有概念无法容纳的新经验。知识工作者的使命，是将这些经验从“沉默的知识”转化为“清晰表达的知识”，从感性具体上升到思维具体。

“两个结合”内蕴的认识论，是“实事求是”的实践认识论。它要求研究者“投身入局”，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与实践语境中把握事物的“所是”。“两个结合”明确回答了“为谁立言”这一根本问题：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不仅是政治要求，更是学术真理性的内在保证。因为只有站在人民立场上，才能穿透表象把握社会运行的本质；只有以“人类解放”为旨归，才能超越“资本逻辑”的局部视野。人民既是知识的来源，也是知识服务的归宿，更是检验知识真理性的最终标准。

三、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核心在于实现从“以中国为对象”到“以中国为方法”的转换

所谓“以中国为对象”，是指将中国作为西方理论的“应用场域”或“案例库”。在这种研究取向中，研究者的问题意识由西方议程所设定，概念工具来自外部移植，中国的独特性仅仅被表述为对普遍规律的“偏离”或“例外”。所谓“以中国为方法”，则是指将中国五千年文明与现代化实践所内蕴的独特逻辑上升为方法论原则。这意味着，从中国自身的“事情本身”出发，提出新的概念、建构新的解释框架、形成新的问题意识，并以此反观人类普遍性问题。

这一转换的哲学基础在于：中国本身是一个具有主体性的“文明体”。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古老文明，其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形成了独特的宇宙观、价值观与治理逻辑。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落地生根并结出硕果，恰恰因为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第二个结合”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打破了“传统—现代”的线性叙事：传统不是现代化的“包袱”，而是可被激活的“资源”；马克思主义不是外来的“异质物”，而是可与中华文明相互成就的“他者”。“结合”的产物，是一个既有马克思主义“魂脉”又有中华文明“根脉”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四、文化主体性是知识自主性的灵魂

所谓文化主体性，是指一个文明对自身价值体系、思维方式和生存境遇的自觉意识与自主选择能力。近代以来，中国在西方冲击下经历了深刻的文化焦虑，“古今中西之争”的核心正是“我是谁”的身份认同危机。“第二个结合”的历史性贡献，在于它从理论上确立了一种不依赖外部标准来定义自身的主体地位：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不是对中国文化的“取代”，而是对中国文化生命力的一次“激活”。反过来说，也正是中华文明作为“母体”，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了其在西方工人阶级运动中所没有的、扎根于深层文明的文化支撑。这种“相互成就”产生了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其核心特征便是文化主体性的牢固确立。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并非一场学术上的“脱钩断链”，也不是要以一种“中国特殊论”取代“西方普遍论”。真正的自主，意味着有能力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建立一种新的辩证关系：既不将中国的特殊性上升为新的普遍主义教条，也不将中国的经验仅仅降格为普遍规律的例证，而是让中国经验成为检验、修正和丰富普遍性认知的“试金石”与“策源地”。

中国不仅是现代性的“追赶者”，更是五千年文明的“承载者”；不仅是全球化的“参与者”，更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者”。当这种多重身份在知识生产中得到自觉的理论表达时，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便不再是西方学术话语的“中国分店”，而将成为人类知识谱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具有原创性贡献的思想源泉。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的时代潮流中，具有文化主体性的中国学术必将在回答“中国之问”的同时，以中国智慧为“世界之问”“时代之问”提供独特的解答。这正是“两个结合”最深远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原标题：《张军：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核心在于从“以中国为对象”转向“以中国为方法”》

栏目主编：王珍 文字编辑：王珍 题图来源：上观题图 图片编辑：苏唯 编辑邮箱：shhgcsxh@163.com

来源：作者：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