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观新闻）

邵作舟（1851—1898），字班卿，安徽绩溪人，近代思想家和哲学家，有阐发变法维新思想的《邵氏危言》《变法自强疏》，研究哲学公理的《公理凡》《人道纲目》等著述行世。在此试就邵氏《论文八则》谈些读后感，以补苴罅漏，从一侧面丰富对邵氏思想的认识。

曹丕《典论·论文》言：“盖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邵作舟幼年好文，遍读唐宋诸大家文集而心追手摹之，对写文章的看法与曹丕类似：

夫为文者，将以穷极万事万物之理，护吾学识之所独得，畅吾衷曲之所欲言，陶写性情，羽翼经传，大则以明道立教，小则以娱目谈心，苟非尽学问思辨之功，才足以追三代，学足以冠天人，无知妄作，夫岂有当。

正是将写文章看得如此重要，他反对仓促握管，滥袭成调，认为为文之道，学识为先，首先要做到“七本”：

一曰格物致知，以穷其事理，则文之旨必深矣；二曰博学好问，以富其见闻，则文之凭藉必厚矣；三曰浸淫古籍，以高其师法，则文之气骨必古矣；四曰沉潜涵泳，以养其气机，则文之魄力必大矣；五曰讲求体要，以审其施用，则文之格律必严矣；六曰讲求法度，以清其布置，则文之条理必密矣；七曰讲求用笔，以极其变化，则文之精神必焕矣。

这实际是强调，欲作佳文，必须先下苦功，在见识、学养、胸襟及文章作法等方面储备丰厚，方可有所成就。否则，纵使废寝忘食，句修字饰，如无源之水，潢污行潦，难逃庸劣浅陋之弊。

在邵作舟看来，具备以上认识和才学，方可为文。而作文之始，便要注重构思“四术”，即立意、辨体、布局和修辞。他认为：

纵横千万言之文，必先审其当立何意，当用何体。意既立矣，体既定矣，又必认定主人翁，而徐分其深浅、先后、宾主、反正之层次，细思其提掇关锁，首尾呼应之线索，一一布置妥帖，然后次第摛词，句斟字酌，于波态之长短曲折、音节之高下疾徐、造句之工拙雅俗，处处精神检摄，一字不敢忽略。

值得注意的是，邵氏所说的“辨体”之“体”，与现今所理解的“文体”概念不同，而是更多指向文章风格。他将文章分为六种体式：肃穆典雅之文，主要用于纪事铭颂，勒典刊碑，庄严厚重，无佻滑鄙俗之病。雄骏英锐之文，多半用于辩驳论难，阐发利弊，豪爽干脆，无颓弱艰涩之病。曲折奥衍之文，常常用于指陈事理，抉摘幽隐，洞见症结，无蒙翳肤廓之病。灵矫秀逸之文，往往用于说理纪物，传神写生，俯仰淋漓，无平拙板滞之病。缠绵委婉之文，偏向讽谏酬对，摅写性情，低徊婉转，无蠢直粗戾之病。洁净精微之文，时常用于笺注经传，解释事物，简短韵长，无冗累浅率之病。

《论文八则》前四则，主要谈对写文章的认识、准备、构思、辨体、布局等内容；后四则分别论述纪事文、议论文的特征，大家之文的妙处，以及为文易生的毛病等。

邵作舟认为，文章之体裁，虽有纪、传、志、状、碑、颂、铭、诔、诏、告、表、疏、序、论、杂体之殊异，但总其大要，不外纪事、议论两端。

纪事之法，约有十四：正笔，旁笔，原笔，伏笔，结笔，补笔，带笔，铺叙立案之笔，提掇呼应之笔，关锁串递之笔，断制咏叹之笔，详略虚实之笔，宾主映衬之笔，点缀传神之笔。以此十四法，加之以疏密、错综、变化、伸缩之奇，则叙事之妙略尽矣。

邵氏所说“十四法”，实为记叙文如何铺陈叙事的要领和技巧。如宾主映衬之笔，指本写此面，而故写彼面，以相映生辉。《史记·魏其传》本意在写魏其之衰颓，而偏以浓墨写武安之贵倨。《汉书·萧望之传》意在写萧望之人品，而偏以重彩描绘仲翁之骄矜。《战国策·楚考烈王无子》篇，文末忽接“是岁秦始皇立九年矣”一段，便是以楼台倒影映射人心难测及春申君遭遇无妄之灾的尴尬。

至于议论文，邵氏认为论题不同，随事赋形，而有千变万化：或长或短、或开或合，或怒或喜、或庄或谐，或而惊涛怒号、或而新莺百转，或而飘风急雨、或而浪静波平，波诡云谲，不可方物。议论之文体，本无定格可寻，亦难有成法可议，不得已而言运用之方，约有“六要”：“一曰划清层次，以布其大局；二曰提掇呼应，以挈其纲领；三曰穷源竟委，以洞其本末；四曰反复推勘，以极其事变；五曰剀切详明，以畅其正面；六曰引喻借证，以助其波澜。”

《论文八则》可贵之处在于，它虽穷源竟委，条分缕析，大谈为文之道的旨趣、体式和方法，提出七本、四术、六体、十四法、六要等种种要诀，但又富有洞见地指出：传之当世，垂之千古的皇皇大文，往往不受常法的约束，具有“行乎体法之中而超乎体法之外”的神采。邵作舟指出：

称为大家而不可磨灭者，玩其笔阵，盖有十妙：一曰精，二曰大，三曰雅，四曰整，五曰雄，六曰健，七曰灵，八曰锐，九曰秀，十曰宕。

他解释“十妙”说：耙梳抉剔，直中事理，无不达之情，无不畅之理，谓之精。疏节阔目，高深广远，包涵万象，无搔首弄姿之习，谓之大。俗字俗语、油腔滑调不入于文，若商彝周鼎，古气盎然，谓之雅。长篇大牍之文，头绪纷繁，无一字之模糊，无一义之错杂，谓之整。……

邵作舟不仅举说佳文的妙处，还胪列劣文产生的原因：

一曰时文之体害之，二曰骈俪之体害之，三曰险涩之体害之，四曰经解之体害之，五曰文集之体害之，六曰尺牍之体害之，七曰官文书体害之，八曰语录小说之体害之，九曰佛老经咒之体害之。

他对“九害”一一解说，如骈俪之体，浓艳为先，用之诗歌，则为藻彩，用之古文，则为不类；经解之体，胪举原文，句分字析，文气断续，易于平冗；佛老经咒之体诡异，尤非雅道；等等。

邵作舟《论文八则》的观点从何而来？或者说，他衡文的标准和依据是什么？

邵作舟主要生活于咸丰、同治、光绪年间，其时正是桐城派在乾隆朝兴盛后步入短暂低潮，又由曾国藩鼎力推动再度中兴的时期。邵氏肯定受到桐城派文章理念的影响，但《论文八则》的观点明显与桐城派不同。桐城派所论“义理、考据、辞章”的文章作法，多半是韩欧等“八家”古文的延续，而邵氏认为：唐宋诸大家、骈四俪六之文，“皆非三代文章之正也”。他“于是高瞻远瞩，壹志凝神，专寝馈于六经诸子，周秦西汉之文，既愤且乐，誓以终老”（《弁言第一》）。这表明，邵氏为文，主要取法“周秦西汉之文”，颇有“文必秦汉”的倾向。

理解这一点，即可看出邵氏下面的话或有所指：“今之为文者，不高师法，不讲体要，贸贸焉取古人之文而杂学之，依傍旧意，滥袭成调，剽窃一字一句，自以为古，此以为时文犹且不可，而欲以为古文，吾惑焉”（《七本第二》）。应对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当时又称“时文”。这里含有对八股文的贬低，当无疑义。但从“欲以为古文，吾惑焉”，似可见出他对桐城“古文”也是含沙射影，颇有微词。

《论文八则·十妙第七》有这样一段收尾的话：“周秦西汉之文，面目不同，体裁各异，要未有不兼此十妙者；唐宋诸家，虽未能全善斯旨，抑亦十得七八；晚近文人，动好操笔，刍灵木偶，略具形模，至于此妙，全所未睹。虽蜣螂转丸，自比苏合而满纸涂鸦，适成其为商贾吏胥之恶札而已。”这似乎更可证明，邵氏文学思想主要以周秦西汉之文为上，唐宋诸家之文亦在可学范围，而晚近文人篇什皆不入其法眼。

作为晚清主张变法维新的思想家，邵作舟政治上的革新主张与文化上的崇古观念（推举周秦西汉之文）看似矛盾，实又内在统一，即皆希望国运和文风回归“守正”之道。

（作者为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

原标题：《别开生面的文章之道：邵作舟的《论文八则》》

栏目主编：杨逸淇 文字编辑：李纯一

来源：作者：钱念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