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28日至31日，第四届“中古中国人文会议”（The Fourth Middle-Period China Humanities Conference）在香港城市大学成功举行。该系列会议前三届先后于哈佛大学、莱顿大学和耶鲁大学举办，本届会议首次移师亚洲。在田家炳基金会的慷慨支持下，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李怡文、吕家慧、徐力恒及学系相关同事们承办了此次会议，并邀请早稻田大学饭山知保、布朗大学蒲杰圣（Jason Protass）、俄勒冈州立大学薛磊三位海外学者加入会议筹备委员会。本届会议收到的参会申请数量远超预期，420份申请中150份来自在读博士生，270份来自已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经过会议筹备委员会的严格遴选，最终有159篇论文入选，来自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们齐聚香港，参会交流。田家炳基金会主席田荣先先生亦特地出席了开幕式。

正如会议统筹人李怡文在大会开幕式致辞中所言，中古中国人文会议在创办十二年之际首次来到亚洲，这不仅标志着一个新轮回的开始，更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与此同时，会议仍延续了过往的传统与初衷：中英文同为会议的官方语言，学者可自行决定用何种语言发言，需要时可用另一种语言进行简要总结。每篇论文也无需单独报告，而是会被分别编入一个学科小组和一个跨学科小组，参加两场各1小时50分钟的深度讨论。这一安排不仅可以促进中英文学界的对话，更旨在推动跨时段、跨领域的学术交融。具体而言，学科小组聚焦较为细致的研究切入点，共设有“中国与域外”（China and Beyond）、“生死之间的身份建构”（Constructing Identity in Life and Death）、“文学的回响：声音、记忆与地理”（Literary Resonances: Sound，Memory，and Geography）等14个主题；跨学科小组则展现出更广阔的关怀与反思，打破了文学、历史、艺术、宗教研究等学科的传统边界，探讨诸如“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女性”（Women Between Ideal and Reality）、“与‘他者’相遇：书写与视觉呈现”（Encountering，Writing，and Visualizing the “Other”）以及“变迁中的信仰世界”（Changing Worlds of Belief）等综合性议题。

本届会议的主题为“无垠之中”（The Middle Without Boundaries?），承接了2023年第三届会议对“深陷中间”（Stuck in the Middle？）的探讨。会议将“中古中国”的时间跨度界定于公元220年至1600年，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打破更多囿于时代、学科或地域的学术藩篱。在三天的热烈讨论中，与会者不仅对“唐宋变革论”等经典理论提出挑战与质疑，也对物质文化研究等前沿视角的拓展寄予厚望。值得关注的是，面对当下汹涌的AI浪潮，数字工具在人文学科中的应用成为本次会议的热议焦点。学者们尤为关切的问题是：如何在坚守扎实史料研读与独立思考的前提下，让数字技术真正对研究产生助益。此外，除了会场内的争鸣，大会还策划了三条不同路线的香港历史文化考察活动。在5月29日下午的行程中，学者们分为三组，或欣赏了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藏贺祈思（Chris Hall）先生捐赠的几十件珍贵织绣品，或饱览了中大文物馆及香港历史博物馆的珍贵藏品，或参观了九龙寨城公园与港铁宋皇台站内的宋元考古文物陈列。这些丰富的在地活动，既将原本局限于室内的学术探讨延伸至生动的历史现场，也激发了与会者对历史文物保育与活化的深刻思考。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香港历史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以及港铁宋皇台站均慷慨支持了会议考察活动，也展示了香港各个在地机构对国际学术交流的热忱。

大会的首场圆桌讨论聚焦“重思时间：历史分期再探”的议题，由早稻田大学饭山知保主持，耶鲁大学韩森（Valerie Hansen）、北京大学邓小南和包华石（Martin J.Powers）、香港城市大学程美宝和圣母大学杨晓山等教授共同参与。各位论坛发言人回顾了中国历史分期标准的不断演变，并深入剖析了种种分期背后所潜藏的观念与话语权博弈。邓小南梳理了历届会议对“中古”概念界定的演变脉络：从首届会议将其限定在公元800年至1400年，直至近两届会议将这一断代大幅延展，涵盖了近1400年的历史跨度（公元220年至1600年）。她强调，“中”并非固定、孤立的段落，而是衔接、转折、时空拓展的枢纽。尽管不同领域对分期难有统一标尺，学者应警惕过分琐碎的切片，应关注长程脉络中的关系结构。她认为，无论是“中古”还是“前现代”等表述，分期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在长程脉络的关系结构中，建立起跨时空深度对话的基础。

历史分期往往并非价值中立。杨晓山指出，历史分期往往不是对过往历史直白、客观的描述，就他熟悉的领域而言，是论者希望建立文学体系、且以此建立诗歌的等级价值。他以南宋晚期确立的“初唐、中唐、盛唐、晚唐”唐诗分期为例指出，严羽借推崇盛唐以贬抑晚唐，实则是为了针砭当时的文坛风气。程美宝则从近现代史视阈出发，认为学界对分期问题的讨论，常常困在现代的框架里（stuck in the modern），“现代”的背后承载了过多当代的价值观、技术与平等意识。她又以宋王台是清代所立，却被融入香港对宋代史的历史记忆为例，指出对历史的叙述往往是作为一种隐喻（metaphor），表达我们的现实关怀。当建立一种历史分期时，她主张研究者也应关注区域与城乡差异，以及文字社会与口头社会的差异。针对中古中国是否经历过“早期现代”阶段的持久争议，韩森指出，若欧洲因活字印刷而被视为早期现代，那么宋代的雕版印刷同样具备该特征，内藤湖南等学者所提出的“近世说”依然有理有据。包华石则进一步阐释，现代性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在于社会关系变革与平等化，而非仅仅在于经济数据的差异。譬如在西方现代政府理念中，高度重视“官职与官员分离”的原则，官员的任命来自才能而非来自阶级、血统或神授。相较于维多利亚时代仍依附阶级和血缘的英国司法，利益回避、民意反馈、官员回避制度等概念却早在汉代中国以降便成形。他呼吁学界应承认“早期现代性”在全球范围内的多元性。

大会第二场圆桌讨论聚焦“重思工具：研究方法新趋向”的议题，由香港城市大学徐力恒主持，莱比锡大学李可（Friederike Assandri）、鲁汶大学魏希德（Hilde De Weerdt），里德学院迪磊（Alexei Ditter）、台湾大学许雅惠、北京大学陆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谭凯（Nicolas Tackett）等教授共同参与。本次讨论回顾了自首届会议以来研究工具（涵盖理论工具、文献材料及数字化）的革新。诸位学者探讨了技术上的突破如何深刻影响新问题的提出、史料审视的视角和核心观点的建构。李可指出，AI时代的到来不仅极大降低了研究者获取和处理海量文本数据库的门槛，更助力不同语言的材料实现互翻。她倡导一种基于AI辅助的远读（Distant Reading）和传统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策略。她认为，传统的中国中古思想史研究（如佛教、道教和儒学研究）被近代以来的学科体系人为割裂。而在当下，借用海量数据库和AI的普遍运用，学者们可以更便捷地追踪不同文献间的互文关系，从而打破碎片化的学科壁垒。研究工具的更新也促使学者反驳传统史学的固有预设。谭凯以晚唐政治精英研究为例，过去的研究者通常会预设一个庞大的门阀大族的后裔群体。当利用数字工具构建人物与家族的互联网络后，会发现并非所有名门望族的后代都掌握权力，而是通过紧密联姻与社交网络交织而形成少数精英圈子。他主张不应以个人的标签属性来划分人群，而是基于他们真实的社会交往和人际网络。数字方法也绝非仅仅高效处理海量数据的工具，其更深层的价值在于帮助学者冲破预设范畴的束缚。

魏希德从图像处理方式的变化、多模态模型的使用、混合研究方法和AI时代的学术共享等四个维度谈到数字技术对历史研究的影响。她认为，一方面AI支持文本、图标、视频等多源媒介的打包与交叉提问，由此帮助研究者思考和触碰那些过去无法企及的宏大学术问题。但另一方面，对于复杂的历史研究，目前没有可以完全依赖的全自动分析工具，学者必须利用混合研究方法，并对研究结果审慎评估。陆扬则指出，中古中国的人文会议似乎被宋代研究的视角所主导，虽然过去两代宋史学者贡献巨大，但这种用后世标准和结果去逆推、审视唐代的做法，存在严重的方法论盲区。他同样认为应对当下风头正劲的AI与大数据热潮保持清醒与审慎。他呼吁学者们应当坚守本分，先回到充满细节的历史文本系统中，去做扎实的传统文本研究，再把AI和大数据当作后续加以印证的辅助工具，而不是让技术喧宾夺主。

迪磊和许雅惠则将讨论拉回到更具体的历史现场。迪磊以墓志铭研究为例，系统梳理了当下正在走向整合的六种研究路径。他指出，这些方法并非全新，但过去十年间研究者越来越多地将它们交叉组合使用。这些方法论的融合，催生了以往孤立研究时根本无法提出的问题。他认为，该领域的未来，正取决于这种扩展的阅读实践，即以对铭文和石碑的细致关注为起点，进而向外延伸至物质载体、墓葬空间乃至整个历史环境。许雅惠回顾了中古墓葬与墓志的研究在过去十年中从单纯的文本史料到物质文化与社会实践的深刻转向。她指出学界越来越关注墓志的形式与物质载体（形制、排版、石材等）本身所承载的文化意涵。她强调，今天的学术应当超越王国维经典的“二重证据法”，辩证地看待地上文献与地下文献之间的关系。考古材料并不总是为了去证实传世文献，它们往往有着独立的运作逻辑，甚至与文献相互矛盾。

会议闭幕日上午的总结与反思论坛，由李怡文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王锦萍共同主持。李怡文首先介绍本届会议投稿与小组设置上反映出的新趋向，即传统的单一经济史、社会史视角研究在数量上的式微，代之以跨学科、或学科内跨领域综合研究的增多。王锦萍认为，本届会议呈现出的学科交融趋势，正回应了十二年前在哈佛首届会议闭幕总结时包弼德（Peter K. Bol）-伊沛霞（Patricia B. Ebrey）教授之问，即新一代学者如何突破“唐宋变革论”及“精英地方化”的旧有框架并建立新范式。随着学科的物质与文化转向，新一代学者不再执着于宏大理论的建构，而是投入更具体与鲜活的议题，在重构生活经验与提炼历史意义中寻求平衡。与会学者随后就中古中国研究中的代际转型展开讨论。饭山知保曾在开幕式直言对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的反叛，引发与会者的关注。是次讨论中，饭山讲述背后的个人因素，并提出通过对华北等异质性地区的深挖，探讨“唐宋变革论”以外的历史图景。在随后的自由讨论环节，曾以不同身份参与过往会议的韩森、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左娅、巴克内尔大学陈松、康奈尔大学艾媞捷（TJ Hinrichs）及中研院童永昌等学者先后发言。五位学者一致认为，现今中古中国学界看似“碎片化”的背后，实则暗含着新范式路径。单一宏大历史叙事的衰落，为建立在新研究基础上、能够适配不同区域与个人面向的多元宏大叙事创造了空间。

随后的讨论围绕“物质文化与物质性”（Material & materiality）及“他者与他者性”（The others & otherness）、经典议题的新方法（New approaches to old topics）三组概念展开。三组概念的选择基于各小组主持人就组内讨论情况提交的核心报告，以回应与会学者的共同关切。“物质文化与物质性”作为本届会议最核心且出现频率最高的跨学科主题，呼应了中古中国研究中的物质转向趋势。迪磊、阿育王大学的芮雪（Eloise Wright）及塔夫茨大学的许曼等教授从文本研究者的视角出发，讨论对器物的利用如何丰富历史叙事。台湾大学的陈韵如与麦吉尔大学的洪知希则从物质文化研究者的角度，提出对图像的理解不可仅停留于视觉层面，而应采用更多元的方式探讨其意义。本届会议的另一个热门主题是对“他者”的书写。普林斯顿大学的文欣指出不同世代学者关注材料差异背后的方法论转型。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殷守甫则提出以“断裂与遗忘”补充“转型”视角。中国人民大学的王子奇以考古学者的身份，提醒学者关注不同材料之间的异质性，以及不同学科背景间的迥异问题意识。北京科技大学的高柯立讨论“转型”范式背后的结构主义预设。许雅惠则从自身接受的训练谈起，提出对“物性”的重视。

中场茶歇环节，会场内播放了由Stealer Wheel演唱的《Stuck in the Middle With You》。此曲名亦是上届耶鲁会议的灵感来源。从“深陷中间”到“无垠之中”，标题的转变也体现出中古中国学界在突破时代、学科与地域的各藩篱后走向豁然。紧接着，与会者围绕第三个主题“经典议题的新方法”展开讨论。中国人民大学的汤元宋聚焦新材料的利用为重写理学思想史创造的可能。其后，多位学者结合组内讨论情况，分享对领域内前沿研究的思考。北京大学罗祎楠、中山大学李丹婕、北京大学博士生刘邦栋、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生杨云飞等提出政治史研究中应强化对人的关注，从不同叙事中还原真实而丰满的人。弗吉尼亚大学张聪亦提醒在对具体群体以及个体的研究中，应注意其生活中的多重面向，融汇不同领域知识。西方学院张楣楣和独立学者白睿伟（Benjamin Ridgway）则从文学角度出发，指出文学与历史的对照，或可使研究者产生新的思路。大家一致认为，跨学科的思维应成为研究者的自觉，以契合本届会议“无垠之中”的主旨。然而，在拥抱新材料与探讨新路径的同时，这场代际转型也伴随着深刻的学术焦虑，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演进。作为资深学者代表，香港中文大学张晓宇教授透露出对青年学子过度依赖电子文献，导致史学基本能力缺失的隐忧。随后的青年学者组别中，香港城市大学李依卓与台湾大学吴洁盈提及教学与研究中的困惑之处。在读博士生中，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潘雨希、香港中文大学的疏沛原与汉堡大学的施天宇等同学都不约而同地吐露出面对技术迭代及今后学术发展方向的焦虑。

大会尾声，历届会议组织者邓小南、魏希德与韩森三位教授在邀请下共同上台，就中古中国人文会议的过去与未来，同发金玉之声。哈佛会议的发起人之一邓小南指出，中古中国的长时段分析框架已在过去十二年间，为宋史以外的更广泛学界所接受。学者应有把控研究方向的自觉，将框架与技术视为治学帮手而非牢笼。莱顿会议组织者魏希德认为，欧洲汉学的一大特征便在于天然的跨学科性，并希望本届会议成果尽快借助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中国历史学刊》）等平台落地。耶鲁会议组织者韩森提出，每一个时代都面临着不同颠覆性技术的挑战。她呼吁学者在伏案写作以外，珍惜每一次实体会议中的观点碰撞与实地考察，积极参与学术共同体的建构。

从纽黑文到香港，狮子山下的四日学术盛会伴随着炙热的温度，恰似中古中国研究的方兴未艾。愈来愈多青年学生与学者的加入，使本届会议规模上成为历届之最，更让人深感“其命惟新”的生命力。然而，机遇与挑战往往并存。人工智能以无远弗届的影响力正重塑着学术生态，也由此成为本届会议讨论的热门话题。尽管学者们的看法并不相同，“无垠之中”的命题却指示大家应以更加开放与包容的态度回应世变。四日的学术盛会虽落下帷幕，思想的激荡却不会停止。正如李怡文在总结时所言，让我们在意犹未尽时告别（Leave when it is still fun），共同期待三年后的夏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