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双一流”建设以明确的价值定位，将大学发展纳入国家战略布局，成为激活大学服务潜能的关键抓手。“双一流”建设高校通过服务我国“四个面向”，实现了大学发展转型和组织结构优化。“双一流”建设高校在发展过程中紧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激发内部生命力。“双一流”建设通过价值引领、发展转型、结构优化和能力升维推动了大学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高等教育服务国家战略提供了实践范式与路径参考。

◎关键词  “双一流”建设；国家战略需求；能力升维；发展转型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大国博弈日趋激烈的时代背景下，国家对战略科技力量的需求达到前所未有的迫切程度。“双一流”建设作为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重大战略部署，承载着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服务国家发展的核心使命，其发展轨迹与国家战略需求的契合度，直接关系到我国科技自立自强、产业转型升级和国家综合竞争力提升。

当前，“双一流”建设评价导向从“唯指标、唯排名”向“重突破、重贡献”深度转变。“双一流”建设高校要跳出“自我循环”的发展误区，树立胸怀“国之大者”的发展理念，将国家战略需求融入学科布局、人才培养、科研创新的全过程。

“双一流”建设的价值定位

大学演进与国家崛起进程紧密交织，二者构成相互塑造的共生关系。大学使命的演进并非孤立的教育改革，而是与国家崛起进程深度交织、相互塑造的共生关系。这种共生关系的本质在于大学通过重构核心职能，为国家的战略需求提供了关键动能，而国家的崛起又为大学提供了资源反哺与制度保障，使其得以跻身世界一流。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征程上，“双一流”建设成为这一伟大进程中的重要步骤，与我国战略发展布局相呼应。“双一流”建设的价值本源是指“双一流”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最核心的标准[1]。其价值定位在于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坚持内涵发展，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积极探索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2]，构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

当前，我国正在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国家建设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对加快建设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双一流”建设响应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旨在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面向能力提升的大学变革

通过二轮“双一流”建设，大学组织实现了国家战略需要的宏观布局与大学需求之间的贯通，大学能力升维是组织内部协同优化的结果。

大学组织是鲜活的“生命体”，其组织内部也存在鲜活的“骨架”与“血肉”。“双一流”建设促进高校通过明确组织宏观目标，形成组织有效运行的制度规约，构成了面向服务能力提升的“骨架”。同时在大学内部，创新柔化管理手段、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优化学位点布局等都是构成大学组织活跃创新的“血肉”。

1.顺势而动，强健大学“骨架”

第一，建立了面向国家急需，发挥大学“优势”的发展策略。“双一流”建设作为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重大战略举措，有效地推动建设大学系统性提升服务国家战略需要的能力，确立了“面向国家急需、聚焦学科优势、追求世界一流”的核心发展逻辑。从高等教育发展规律来看，“真正的一流”并非指学科门类的全面领先，而是在特定领域形成的独特优势与不可替代性。

“双一流”建设的核心逻辑是通过“优势”发展策略引导大学实现差异化、特色化、高质量发展，进而构建起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我国各级政府遵循建设规律，加强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引导大学在不同类型、不同领域追求卓越，避免同质化竞争。支持建设了一批国家急需、特色鲜明的优势学科和交叉学科。同时，引导大学基于自身的历史积淀、学科基础、科研特色，聚焦国家急需的细分领域进行深耕细作，将优势学科做精、做专、做强，形成“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发展格局。

第二，明确了以“一流学科”为基础的“一流大学”建设组织架构。一流学科是“双一流”建设的逻辑起点与核心支撑，是大学服务国家战略的能力根基。学科作为高等教育知识生产、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的基本单元，其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了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定位与贡献力。

“双一流”建设明确以一流学科为基础，本质上是抓住了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矛盾，通过集中资源培育优势学科，构建起大学服务国家战略的“能力内核”。从学科建设的内在规律来看，一流学科的形成必然经历“特色凝练—优势强化—领域引领”的发展过程。在特色凝练阶段，大学基于自身历史积淀与学科禀赋，聚焦国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基础学科原始创新、人文社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等急需领域，确立学科发展的核心方向，避免同质化竞争；在优势强化阶段，通过人才引育、科研平台建设、国际合作交流等举措，持续提升学科在核心领域的科研创新能力与人才培养质量，形成比较优势；在领域引领阶段，学科在特定研究方向上取得标志性成果，产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原创性理论或关键核心技术，成为国家该领域发展的“创新策源地”与“人才储备库”。

第三，完善制度设计，建立“有上有下”的竞争机制。2017年，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提出“每五年一个建设周期，2016年开始新一轮建设。建设高校实行总量控制、开放竞争、动态调整”。这一制度创新打破了传统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的“身份固化”与“路径依赖”，以竞争激活大学内生动力，以动态调整倒逼建设质效，使 “双一流”建设从“静态认定”转向“动态发展”，从“资源分配”转向“绩效导向”，最终推动大学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赛道上实现良性竞争、协同提升，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织的时代背景下，这种以制度设计为保障、以竞争机制为核心的建设模式，成为“双一流”建设服务国家战略的关键制度设计。

2.鲜活大学“血肉”，激发内在生命力

第一，“以重点建设带动全面发展”的高等教育实践价值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政府在发展高等教育方面一直采取重点建设策略，集中资源重点支持条件好的大学优先发展的思想已经在大学中形成了一定的文化认同与制度惯性。同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智慧，是特区建设经验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种共同价值观，区别于西方高等教育“去中心化”的发展模式，其本质是国家战略意志与大学发展诉求的有机统一。国家通过重点建设的制度设计，为大学划定了服务国家战略的“主战场”；大学则通过文化认同将制度要求内化为发展动力，主动承担起“先优先强”的引领使命，最终形成“国家战略牵引—大学价值认同—能力提质升级”的正向循环。

特区建设的核心逻辑在于通过政策倾斜与资源聚焦，培育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增长极，进而带动区域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这一逻辑迁移到“双一流”建设中，体现为国家通过顶层设计，对具备学科优势、科研潜力、人才基础的大学实施重点建设的制度安排，给予政策、资金、项目等方面的优先支持，意图打造一批能够在关键领域突破瓶颈、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的高等教育“特区”。

而大学组织的共同价值观，正是对这一制度设计的深度认同与自觉践行。从制度层面看，“一流建设”的制度惯性让大学形成了“聚焦重点、争创一流”的行动自觉，明确了以优势学科为核心、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导向的发展路径；从文化层面看，“重点支持”的文化认同让大学内部形成了 “上下一心、协同攻关” 的精神合力，打破了院系壁垒、学科隔阂与资源分散的困局，凝聚起服务国家战略的集体共识。

第二，从“管”到“治”的管理模式协同。一流大学不是“管”出来的，是“建”出来的。传统大学“管理”模式以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为核心，呈现出“自上而下、单向管控、边界固化”的特征：管理主体以学校行政部门为主导，管理方式侧重政策执行与流程管控，管理目标聚焦校内秩序维护与资源分配，难以适应国家战略需求的动态变化与多元诉求。

治理的核心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发挥集体的智慧，让专业的人做擅长的事。“双一流”建设推动的“治理”模式协同，本质是在社会大环境中对大学管理体系的系统性重构。首先，治理主体从“单一主导”转向“多元协同”。部分“双一流”建设大学积极探索“政府—高校—市场—社会”多元参与的协同治理网络。其次，治理逻辑从“行政管控”转向“价值共创”。通过建立平等对话、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机制，推动各治理主体围绕服务国家战略的共同目标开展合作。

第三，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升大学发展整体水平。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是培养高素质人才、开展前沿科学研究的重要保障。师资队伍不仅是大学办学治校的第一资源，更是“双一流”建设高校服务国家战略的核心要素。面对全球科技竞争的复杂格局，“双一流”建设高校的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越来越重要。在人文社科领域，大学教师更要立足中国实践，围绕国家治理现代化、文化强国建设等重大战略议题，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为国家政策制定提供智力支持。

师资队伍的科研创新能力，直接转化为大学服务国家战略的核心竞争力，构成了大学服务国家战略的技术根基。“双一流”建设高校不断提升师资队伍建设水平。一方面，通过跨校师资互聘、联合攻关等方式，推动不同“双一流”建设高校的优势学科资源整合，形成服务国家战略的整体合力。另一方面，通过与龙头企业、科研院所共建联合实验室、产业技术研究院等平台，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此外，通过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引进海外高端人才与先进技术，提升大学服务国家战略的国际视野与创新水平。师资队伍的资源整合能力，为大学融入国家创新体系提供了关键支撑，构成了大学服务国家战略的协同根基。

第四，优化学位点布局，确保学校发展与国家战略相适应。“双一流”建设高校提升自身服务国家战略需要的能力，核心保障在于其以提升学位点质量，确保输出的高层次人才具备契合国家战略；同时，以学科布局适配国家发展需求为精准服务的前提，摒弃“大而全”的学科发展模式，重点聚焦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智能机器人等国家新兴战略领域，构建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专业调整机制；发展资源优先投向国家急需学科、评价体系突出服务贡献、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最终实现大学服务国家战略能力的显著提升。

面向国家战略提升大学服务能力

“双一流”建设从“自我发展”逻辑转向“服务国家”逻辑， “双一流”建设高校将“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作为大学发展的主要逻辑，将大学的学术优势转化为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能力。

1.前瞻引领力：大学从跟踪模仿到原始创新

“双一流”大学前瞻引领力提升，使大学实现了从跟踪模仿到原始创新的转变。原始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竞争力的核心基石，是破解“卡脖子”难题、抢占科技竞争制高点的关键所在，其在国家战略层面直接关系到科技自立自强与国家安全保障。从科技维度而言，原始创新是推动学科前沿突破、产生颠覆性技术的源头，直接决定国家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话语权；从安全维度来讲，原始创新支撑着国防科技、粮食安全等“国之重器”，是保障国家战略安全的底层支撑。

“双一流”建设高校原始创新能力的持续增强，不仅在当下为国家战略提供了关键支撑，更在长远层面深化了高校对国家发展的战略价值。“双一流”建设高校作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主阵地，自“双一流”建设启动以来，对照建设目标、对标国际前沿，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已在原始创新领域取得多维度显著突破。

“双一流”建设中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和原始创新能力的稳步提升，已然成为国家战略能力的“硬支撑”，这种能力的持续发展，不仅助力我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牢牢掌握主动权，更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服务国家长远发展战略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推动我国大学成功实现从“跟跑”向“并跑”“领跑”的跨越，使其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得到持续提升。

2.服务支撑力：大学从单点突破到集成创新

面向经济主战场是“双一流”建设服务国家战略的核心方向之一，大学通过技术突破、成果转化与体系构建，成为行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力量。产业是战略实施的物质基础，没有实体经济和产业竞争力，科技自立自强、国家安全等战略无法落地。产业升级能提升战略执行力，比如高端制造产业的突破可强化国家产业链安全战略。产业发展中的实践反馈，能优化国家战略的调整方向，让战略更贴合实际需求。“双一流”建设高校面向经济社会主战场，发挥科研优势，解决行业发展中的关键技术难题，为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在信息技术、先进制造等领域取得一系列突破。

“双一流”高校之所以能成为支撑经济主战场的核心力量，根源在于其独特的建设使命与资源禀赋。作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枢纽，“双一流”高校以学科建设为根基，依托特色优势学科，整合一流师资与前沿科研平台，形成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能力。这种学科优势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对接，让大学既能深耕基础理论突破，为产业发展提供源头创新动力，又能聚焦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凭借多学科交叉优势破解复杂产业难题，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3]。

3.系统构建力：大学从被动响应到主动布局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是“双一流”建设高校服务强国建设的核心逻辑，以优势学科建设为支撑、以顶尖人才培养为核心、以机制创新为保障，形成“学科—人才—成果—转化”的全链条赋能体系。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双一流”建设高校始终以“国之大者”站位，精准锚定国家战略与“卡脖子”领域，将自身发展与国家命运深度绑定，成为强国建设的关键支撑力量。

“双一流”建设大学转变发展思想，从“领任务”到“快布局”。“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学科布局摒弃了传统的“大而全”模式，转而聚焦国家战略急需、特色鲜明的优势学科。通过整合相关学科资源、凝练研究方向，形成在特定战略领域的集中突破能力，这种学科集群优势正是突破重大技术瓶颈、攻克核心难题的“发动机”，为解决国家重大需求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根基。

“双一流”建设高校在强国建设中以优势学科为支撑筑牢技术根基，以高端人才为核心激活创新动能，以机制创新为保障加速成果转化，既通过硬核技术支撑国防、航天、海洋等战略领域，又通过软科学创新赋能国家治理与法治建设，形成了“硬实力+软实力”协同赋能的格局。这种“需求牵引—学科支撑—人才驱动—成果落地”的良性循环，不仅让“双一流”建设高校成为国家战略的“创新源”与“动力源”，更以实际贡献证明，“双一流”建设的核心价值是大学的学术优势系统性转化为强国建设的竞争力，为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国防安全、治理现代化等强国目标提供了坚实的智力与技术保障，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战略力量。

大学服务国家战略能力升维新路径

经过十年的探索与积淀，“双一流”建设高校已经完成了服务国家战略的能力筑基与路径探索。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大国博弈交织激荡的时代，大学服务国家战略能力的系统升维，需要以国家战略牵引重塑大学使命，明确服务导向；以资源驱动引导战略性投入，夯实保障基础；以能力建构激发学科活力，筑牢创新根基。

1.战略牵引明确服务导向，重塑大学使命

作为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重大战略部署，“双一流”建设以战略牵引与服务导向的双重逻辑，推动大学从传统学术本位走向价值本位，向着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方向发展。国家战略牵引构成大学使命重塑的顶层逻辑。国家战略是遴选“双一流”建设的重要标准[4]。“双一流”建设以国家中长期发展为着力点，通过政策倾斜、资源配置等引导大学走出“以学术为业”的闭环，强化大学与国家创新体系的深度对接，引导大学学科建设聚焦关键领域核心技术与社会科学发展前沿。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把国家重大战略布局作为遴选“双一流”建设高校的重要因素，发挥“双一流”建设对区域、行业发展的支撑带动作用[5]。鼓励“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围绕国家重大需求组建交叉学科研究院、学部和平台，改变过去院系“孤岛化”的局面，形成攻关合力[6]。

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双一流”建设扭转了大学“大而全”的同质化发展思路和粗犷式的资源配置模式。“双一流”建设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定位，将“服务国家需求”转变为大学发展的核心评价标准和主要逻辑。从根本上扭转了大学盲目追求国际排名和论文数量的倾向，引导大学将发展重心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帮助大学形成特色化、差异化发展的思路，实现国家战略需求与大学发展愿景的有机统一。

2.资源驱动，引导大学提升战略性投入

国家教育主管部门通过“双一流”建设实现战略性资源的精准配置与高效赋能，打破大学传统投入模式的路径依赖，引导大学将资源向国家战略需求、核心学科建设、关键领域创新等重点方向集中，为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注入核心动力。国家通过“双一流”提供了引导性、相对集中的财政投入，但这些资源并非平均分配，而是作为“指挥棒”，引导大学将资源精准投向国家最急需的领域。

“双一流”建设资源配置一方面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差异化原则，对基础学科、新兴交叉学科、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给予资源倾斜，避免同质化竞争。建设资金引导大学围绕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新兴交叉学科、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方向发力，主动调整自身的学科布局和科研规划，使其与国家优先领域对接，形成了“国家需求什么，大学就强化什么”的资源匹配效应。

另一方面构建“绩效导向”的动态调整机制。“双一流”建设资源分配与建设成效、评价结果直接挂钩，形成“资源投入—绩效产出—资源再配置”的激励循环，倒逼大学强化战略意识。“双一流”建设以改革为动力，既要坚持竞争开放、动态调整，打破身份固化，强化绩效激励，又要强调改革引领、深化综合改革，切实推动大学内涵式发展、提高质量[7]。“双一流”建设摒弃“终身制”资源供给模式，让绩效优异的大学获得更多财政拨款、平台资源等倾斜，绩效不达标者则面临资源缩减甚至退出建设名单的风险，形成“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灵活配置格局。

3.能力建构，激发学科建设活力

“双一流”建设的目标是促进治理体系现代化，构建起服务于国家战略所需的新型组织和科研范式。党中央作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战略决策，旨在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作为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重要的就在于学科建设水平和能力[8]。

优势学科是形成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支撑，是我国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的主力军和创新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在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历程中，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立足学校办学定位和学科发展规律，以交叉学科为核心，以优势特色学科为主体，以相关学科为支撑，整合相关传统学科资源，促进基础学科、应用学科交叉融合，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9]。

国家战略需求为“双一流”学科建设提供了目标指引。战略需求直接明确了“该发展什么”，促进交叉学科主动围绕国家急需领域布局打破学科壁垒。国家战略需求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成为交叉学科建设的驱动力，倒逼交叉学科实现创新突破。这种“问题倒逼”进一步推动大学组建跨学科团队，催生出新的学科方向与创新成果，最终实现交叉学科发展与国家战略需求的同频共振。

参考文献：

[1]陈峰. 新时代高等教育“双一流”建设的逻辑进路[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9（1）.

[2][5][6][7]扎实推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就“双一流”建设有关情况答记者问[J].中国高等教育，2017（19）.

[3]南京大学.新增学位授权点论证报告[EB\OL].（2022-11-16）[2025-10-10].https://xxgk.nju.edu.cn/19/8d/c15445a596365/ page.htm.

[4]叶中华.“双一流”: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之“双翼”[J].科技导报，2017（24）.

[8]顾海良. “双一流”建设要坚持以学科建设为基础[J]. 中国高等教育，2017（19）.

[9]王战军，蔺跟荣. 交叉学科建设：第二轮“双一流”建设战略价值[J].教育发展研究，2022（11）.

[本文为“国家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计划”（编号：GZC20252745）的研究成果]

【作者：张泽慧 于妍，单位：北京理工大学，其中于妍为通讯作者】

原标题：“双一流”建设进程中大学服务国家战略能力升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