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生猪市场价格持续走低，让不少养殖户陷入深度亏损。今年4月中旬，部分省份的出栏价一度跌至每斤4元以下，全国生猪均价也创下自2009年6月以来的近十七年最低纪录。

这一轮下跌行情始于2022年，当年12月价格拐头向下后，至今已延续超过40个月，远超以往下行周期的时长。更令人关注的是，猪价在底部区域（较最低点波动幅度不超过10%）徘徊了20多个月，无论是下跌阶段还是低位震荡阶段，都打破了历史最长纪录。

行业寒冬直接反映在上市猪企的财报上。今年一季度，头部企业集体亏损：牧原股份亏损约12亿元，温氏股份亏损10.7亿元，新希望亏损约9亿元，其他企业也无一幸免。

面对如此深幅、持久且创纪录的猪价暴跌，市场普遍关心：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底部何时能够确认？养猪业是否还有盈利空间？延续多年的“猪周期”规律是否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带着这些疑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的两位研究员朱增勇和王立刚，试图从产业底层逻辑出发，剖析本轮超长低迷行情的成因与未来走向。两位专家结合长期跟踪数据，对行业变局给出了深度解读。

一、猪价暴跌，为什么？

本轮猪周期之所以创下下行时长和底部震荡时长的双项历史纪录，其根源在于生猪固有的生产节奏。据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分析，今年市场上商品猪的供应量，根本上取决于去年能繁母猪的存栏规模及其配种分娩效率。

回顾2024年，1至9月期间，尽管猪价整体走低，但由于饲料成本同步下降，养殖端在前三季度仍能维持微利状态。因此，养殖户并未大幅削减产能，能繁母猪存栏量仅呈稳中略降之势，这就直接导致今年上半年商品猪供给依旧宽松，供大于求的局面未能扭转。直到去年10月，行业才整体陷入亏损，能繁母猪的去化进程从此才开始提速。

从周期形态来看，本轮猪价呈现典型的“窄峰长坡”特征，上涨阶段短暂急促，下跌阶段则漫长而持久。具体走势上，2024年9月之后猪价持续下滑，至今年4月已滑落至近年来的谷底。当前虽然略有反弹，但反弹力度有限，整体仍在低位区间窄幅波动，尚未形成明确的反转信号。

近期，国内生猪市场价格持续走低，养殖端亏损加剧。今年4月中旬，部分省份出栏价一度跌破每斤4元关口，全国生猪均价随之创下自2009年6月以来的近十七年最低水平。这一轮下跌周期始于2022年12月，至今已持续超过40个月，且猪价在底部区间（较最低点波动不超过10%）徘徊了20多个月，无论是下行时长还是磨底时长，均刷新了历史纪录。上市猪企一季度财报普遍亏损，其中牧原股份亏损约12亿元，温氏股份亏损10.7亿元，新希望亏损约9亿元，行业整体承压明显。

针对本轮猪价为何如此深跌、持久，以及行业未来走向等问题，《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和王立刚。两位专家从产业底层逻辑出发，剖析了本轮超长周期的形成机理。

朱增勇指出，本轮周期持续下行的根本原因在于生猪固有的生产节奏。今年商品猪的供给量，根本上取决于去年能繁母猪的存栏规模及其配种分娩效率。2024年1至9月，尽管猪价整体走低，但由于饲料成本同步下降，养殖端仍能维持微利状态，因此能繁母猪存栏仅呈稳中略降之势，并未大幅削减，这直接导致今年上半年商品猪供给依旧偏宽松，供大于求的局面未能有效缓解。直到去年10月，行业才全面陷入亏损，能繁母猪的调减才从此开始加速。从周期形态看，本轮猪价呈现典型的“窄峰长坡”特征——上涨阶段短暂，下跌阶段漫长。具体走势上，2024年9月后猪价持续下滑，今年4月触及低位后虽有轻微反弹，但反弹力度有限，整体仍在窄幅区间震荡。

至于为何能繁母猪存栏量在本轮周期中迟迟未能有效去化，朱增勇认为，这与产业当前的发展阶段和结构性变化密切相关。非洲猪瘟之后，我国生猪养殖的规模化和集中度显著提升。截至2025年，年出栏500头以上的规模养殖场出栏占比已超过70%，前20家头部企业的市场份额合计达到36%。这一变化带来两方面影响：一是生产效率大幅提高，PSY（每头母猪年均断奶仔猪数）、FCR（料肉比）等技术指标持续优化；二是产业资本化属性增强，大量龙头猪企为上市公司，其经营策略更注重长期发展，产能稳定性较强。由于这些企业综合成本低、抗风险能力较强，减产动力不足，减产速度和幅度均弱于以往，可谓“船大掉头难”。同时，不少龙头企业还善于运用期货等金融工具对冲价格波动风险，进一步增强了抗压能力。与以往中小散户在猪价下跌时容易恐慌性、非理性减产不同，当前产业主体应对市场冲击的韧性明显增强。加之后非洲猪瘟时期产业抗外部冲击能力整体提升，叠加生产效率进步，本轮周期中能繁母猪存栏并未出现断崖式下滑，而是从2024年12月约4078万头的高位开始呈现平稳缓降的态势。

关于未来产业格局，朱增勇表示，规模化水平仍将延续上升趋势。按每年约2%的增速估算，十年后全国年出栏500头以上的规模养殖场出栏占比有望达到90%以上，届时行业将进入结构优化阶段，适度规模的中枢水平也将稳步抬升。不过他也强调，需注意区分“规模化”与“集中度”——前者指养殖场规模分布，后者主要指头部上市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二者并非同一概念，集中度并非越高越好。总体而言，规模化水平的持续提升将带动整个行业生产效率的进一步提升。

二、养猪成本也暴跌，为什么？

生产效率的提升，主要就看PSY和FCR这两个指标吗？

王立刚：生产效率要分两方面看。母猪这块，PSY是个比较全面的指标，它把每胎产仔数、一年里的产仔胎次、还有出生到断奶前的死亡率都算进去了，用来衡量母猪效率挺合适。

育肥猪这边，FCR固然是核心指标，但不是唯一。生长速度、育肥阶段的死淘率、还有瘦肉率这些，同样影响整体效益和成本。另外，现在生猪从30公斤长到120公斤这段，日增重已经从原来的700~800克提高到了900~1000克，养到6个月出栏时，体重也从100公斤增加到120~130公斤。这样既省了饲料，也省了人工，是效率提高很明显的表现。

那PSY具体是怎么提上去的？FCR又是怎么降下来的？这两项分别能让生产成本降多少？

王立刚：目前国内养猪主流用的是外三元“金字塔”繁育体系——就是用大白、长白、杜洛克三个外来品种杂交生产商品猪。因为这种杂交猪瘦肉率高、长得快、饲料转化率好，所以被广泛采用。

猪的繁殖和生长性能提升，离不开“种、料、病、管、环”这几个环节的协同进步。

首先是育种，目标就是选出经济效益最好的遗传特性，比如长得快、吃得少、瘦肉多这类生长性状，还有产仔多、成活率高这类繁殖性状。

跟二十年前比，养猪业有几个重大变化，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种猪的窝均产仔数提高了20%~30%，从每窝10~11头活仔涨到了14~15头。这既靠引进的优质种源，也离不开本土育种体系自身的改进。

其次，由于使用了大批次化生产技术、同期发情繁殖技术、早期断奶等先进技术，母猪有效利用天数更多了，使得母猪年胎次从约2.1胎提升至2.3~2.4胎。

举例来说，批次化生产可以在1周内集中配种，同时还可以用促发情药物来降低母猪的空怀率；另外，很多猪从28~30天断奶到现在24甚至21天就断奶，一断奶母猪就可以接着利用，实际上缩短了利用间隔，这些技术都使得母猪效率提升。

再次，更先进和严格的疫病防控和环境控制措施也降低了仔猪死亡率。

PSY=窝产活仔数×胎次×成活率，产仔数多了，胎次提高了，成活率提高了，三方面共同推动PSY从18头提升至24~25头，增幅约20%~30%。

以一头母猪年饲养成本5000元（含猪舍折旧、残值等）计，PSY18时仔猪成本约278元/头，PSY24时降至约208元/头，每头肥猪的初始成本降低约70元，降幅超25%。

目前丹麦PSY处于国际领先水平，达37头，国内头部企业约30头，大部分大企业26~27头。我国现在很多猪群有丹麦猪一样的优秀基因，但生产管理配套往往跟不上。从26~27头提升至31~32头，很多企业五六年应该就能实现；再往上提升，速度会放缓，比如产仔数过高会面临仔猪出生重低，母猪乳头数不足等现实瓶颈，像丹麦猪乳头数仅14个，产17头仔猪就有3头不能被有效哺乳，这时就需要奶妈猪或者频繁的人工干预等手段，生产管理压力很大。

FCR从多年前3.0:1至3.2:1降至目前行业平均2.65:1，头部企业2.4:1至2.55:1。

降低原因方面，一是育种选育瘦肉型猪，饲料转化为脂肪与肌肉的能量比为3:1至4:1，瘦肉率越高耗料越少，我们持续往瘦肉型、饲料利用效率高的方向选育，耗料就越来越少。

二是精准营养技术提升很快。比如牧原采用十几个配方替代原来的两三个配方，针对不同生长阶段设定固定能量、蛋白配比，包括现在的低蛋白日粮，蛋白少反倒可能促进生长。

三是饲喂设备改进。原来不重视料槽设计，猪吃食拱来拱去，有时还吃不到，最终猪长得也不好，料也浪费得多，现在料槽改造得更科学。部分企业也在用液态饲料，提高消化率的同时，浪费也少很多。

料肉比下降0.1，按130公斤出栏计，就是少吃了13公斤饲料，饲料价格在3元~4元/公斤之间变动，这样就省了40元左右；降0.4~0.5，一头猪就能节省约200元的成本。叠加PSY提升的约70元，整体降本约300元。

目前国际先进水平的料肉比在2.2:1至2.3:1，我国仍有0.2~0.3提升空间，料肉比育种上每年降低超过0.05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综合下来，全国平均成本从14元~15元/公斤降至13元/公斤左右，头部企业11元~12元/公斤。

当前全国生猪均价为10.14元/公斤，这是否意味着处于成本线之下的企业不会出现亏损，因此也不会再主动缩减产能？

朱增勇：若以约13元/公斤的平均成本为参照，头部高效养殖场的成本约在11~12元/公斤，他们面临的是小幅至中等程度的亏损；而那些成本达13元甚至14元/公斤的养殖户，则处于中等到重度亏损状态。产能调整的决策受资金储备、亏损严重程度以及未来市场预期等多种变量左右，由于各主体成本水平不同，其减产的速度和幅度也会有所差异。

三、母猪减量为啥没降低生猪供给？

此前提到生产效率提高，关键看MSY（即每头母猪一年提供的上市肥猪数，MSY=PSY×育肥成活率）。数据显示，近十年来行业MSY整体提高了大约30%～40%。这意味着同样的母猪存栏能养出更多商品猪。这种“隐藏产能”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对冲能繁母猪去产能的效果？

朱增勇：如果按年出栏7亿头来算，MSY每增加1头，在出栏总量不变的前提下，能繁母猪的所需数量就能减少约150万头。

举个例子，2024年底能繁母猪存栏为4078万头，而2025年的生猪出栏量是7.2亿头（这个数字由2024年的母猪存栏决定），用7.2亿除以2024年的平均存栏量，可算出2025年的MSY大约为16.9头。

从2024到2025年，MSY提升了约0.5头，按7亿头出栏量折算，2025年末的能繁母猪存栏理论上应比2024年末减少120万头左右。实际数据显示，2025年末存栏为3961万头，较2024年末的4078万头减少了117万头，正好落在这一区间边缘。

农业农村部把能繁母猪保有量目标从3900万头调到3750万头，这个调整能有效缓解当前供大于求的局面吗？

朱增勇：调控的目标是把供给从过剩逐步推向供需基本平衡。从3900万头向3750万头过渡需要时间，而且从母猪产能调减传导到商品猪出栏减少，至少要有10个月的滞后。所以政策效果不会立竿见影。

除了供给端，需求端的变化也很关键。近两年来，城镇居民人均猪肉消费量持续走低，猪肉在肉类消费中的占比从2018年的62.1%降到2025年的57.8%。综合看，这种占比下降是正常现象吗？

朱增勇：全球肉类消费趋势其实类似——禽肉占比上升，猪肉占比下降。自2016年起，禽肉就已经超过猪肉，成为全球产量和消费量最大的肉类。

我国的情况也受到非洲猪瘟期间禽肉产量快速增长的推动，尤其2020年之后，居民对禽肉和牛肉的消费增加，替代了一部分猪肉。再加上新冠疫情期间外卖业务激增，禽肉和牛肉的消费增速更快。

短期看，我国猪肉年消费总量相对稳定，年度间波动不大；但中长期受人口数量、年龄结构、替代肉类供给和价格等因素影响，会呈现稳中略降的态势。

那这种下降会到什么程度呢？

朱增勇：肉类消费结构的变化是长期过程，未来猪肉在肉类总消费中的占比大概率会在55%左右上下浮动。

有一种看法认为，尽管政府通过调整能繁母猪存栏、收储等手段来干预产能，但产业链下游——比如屠宰和流通环节——还不够成熟，导致上游的生猪供给没有得到有效承接和消化，您怎么看？

朱增勇：我国的猪肉消费以热鲜和冷鲜为主，不像欧美国家，那里超过70%的猪肉都加工成香肠、火腿、半成品或精细分割产品。所以在下游屠宰和销售端，我们缺乏对上游供给的弹性调节能力。

美国的冻品库存量占月产量比重较高，可以利用库存来缓冲供给波动。而我国冻品库存占肉类总产量不足5%，通常只在猪价快速上涨时投放市场，少量用于肉制品加工，很难在鲜销主导的消费格局中发挥调节作用。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通过进出口贸易来平衡国内产能？比如现在过剩，出口一部分不就能缓解了吗？

朱增勇：国际贸易的形成，一是基于区域分工，二是基于区域间的价格差异。

生猪养殖的核心成本包括饲料和组织管理。北美和南美有丰富的玉米大豆，饲料原料成本低，同时生产效率较高，因此这些地区的猪肉在全球市场上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虽然我国成本竞争力在逐步提升，但仍有差距。

另外，向某些国家出口还需要满足当地的生产标准、检验检疫要求等，程序比较复杂。未来随着我国猪肉价格和品质竞争力的增强，出口潜力还是有的，但要真正打开局面，还有不少工作要做。

四、见底了吗？

问：关于生产效率，您提到核心指标是MSY（即每头母猪每年提供的上市肥猪数，MSY=PSY×育肥成活率）。有数据显示，过去十年行业MSY整体提高了约30%到40%。在母猪存栏量相同的情况下，这相当于多养出了不少商品猪。这种“隐性产能”能在多大程度上抵消能繁母猪去产能带来的减量效果？

朱增勇：如果以年出栏7亿头为基准，MSY每增加1头，在出栏总量不变的前提下，能繁母猪的所需数量就可以减少大约150万头。

举个具体的例子：2024年底能繁母猪存栏是4078万头，而2025年的生猪出栏量达到7.2亿头（这个数据是由2024年的母猪存栏决定的），用7.2亿除以2024年的平均存栏量，可以算出2025年的MSY约为16.9头。

从2024年到2025年，MSY提高了约0.5头。按7亿头出栏量折算，2025年末的能繁母猪存栏理论上应比2024年末少120万头左右。实际上，2025年末存栏为3961万头，比2024年末的4078万头减少了117万头，这个数字基本落在理论减少范围的边缘。

问：农业农村部把能繁母猪保有量目标从3900万头下调到3750万头，这个调整能有效缓解当前供大于求的压力吗？

朱增勇：调控的主要目的是推动市场从供给过剩逐步走向供需基本平衡。从3900万头向3750万头过渡需要一定时间，而且母猪产能调减要传导到商品猪出栏减少，至少需要10个月的滞后。所以政策效果不会马上显现。

问：除了供给端，需求端的变化也很重要。近两年城镇居民人均猪肉消费量持续下降，猪肉在肉类消费中的占比从2018年的62.1%降到2025年的57.8%。这种变化是正常的吗？

朱增勇：全球肉类消费其实也有类似趋势——禽肉占比上升，猪肉占比下降。自2016年起，禽肉就已经超过猪肉，成为全球产量和消费量最大的肉类。

我国的情况也受到非洲猪瘟期间禽肉产量快速增长的推动，尤其是2020年以后，居民对禽肉和牛肉的消费增加，替代了一部分猪肉需求。再加上新冠疫情期间外卖业务迅速发展，禽肉和牛肉的消费增速更快。

从短期看，我国猪肉年消费总量相对稳定，年度间波动不大；但中长期受人口数量、年龄结构、替代肉类供给和价格等因素影响，会呈现稳中略降的态势。

问：那这种下降会到什么水平呢？

朱增勇：肉类消费结构的转变是一个长期过程。未来猪肉在肉类总消费中的占比，大概率会在55%左右上下浮动。

问：有一种看法认为，虽然政府通过调整能繁母猪存栏、收储等手段来干预产能，但产业链下游——比如屠宰和流通环节——还不够成熟，导致上游的生猪供给没有得到有效承接和消化，您怎么看？

朱增勇：我国的猪肉消费以热鲜和冷鲜为主，不像欧美国家，那里超过70%的猪肉都加工成香肠、火腿、半成品或精细分割产品。所以在下游屠宰和销售端，我们缺乏对上游供给的弹性调节能力。

美国的冻品库存量占月产量比重较高，可以利用库存来缓冲供给波动。而我国冻品库存占肉类总产量不足5%，通常只在猪价快速上涨时投放市场，少量用于肉制品加工，很难在鲜销主导的消费格局中发挥调节作用。

问：那为什么我们不能通过进出口贸易来平衡国内产能？比如现在过剩，出口一部分不就能缓解了吗？

朱增勇：国际贸易的形成，一是基于区域分工，二是基于区域间的价格差异。

生猪养殖的核心成本包括饲料和组织管理。北美和南美有丰富的玉米大豆，饲料原料成本低，同时生产效率较高，因此这些地区的猪肉在全球市场上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虽然我国成本竞争力在逐步提升，但仍有差距。

另外，向某些国家出口还需要满足当地的生产标准、检验检疫要求等，程序比较复杂。未来随着我国猪肉价格和品质竞争力的增强，出口潜力还是有的，但要真正打开局面，还有不少工作要做。

五、猪周期 变形记

问：有专家提出，过去那种形态的猪周期已成历史，新的周期形态尚未确立，目前正处在一个过渡阶段。您认同这种看法吗？

朱增勇：生猪价格的波动，与产业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整体质量密切相关。随着规模化养殖比例提高、产业集中度增强，产能的稳定性和抗冲击能力也会相应提升。

问：如果让您用几个关键词来预判未来的猪周期，您会怎么概括？

朱增勇：我觉得可以用四个词来概括：

第一，窄幅。未来生猪产能的增减幅度，都会比过去几轮周期明显收窄。

第二，温和。猪价不会再出现暴涨暴跌的剧烈波动。

第三，微利。盈利水平不能只看某一年，比如猪价高的时候一头猪可能赚到500元以上，但如果拉长到四年左右的完整周期来算，平均每头盈利在150元左右，净利润率大概在10%到15%，这算是比较合理的水平。

从2002年到现在，除了上一轮超级周期之外，多数周期内行业平均盈利都在150到200元之间。而本轮周期（2022年至今）平均盈利大约在100到150元，处于偏低位置，这也是近两年大家普遍感觉行业内卷加剧的主要原因。过去不同类型养殖户的成本和效益差距不大，但现在成本高低直接决定了能不能赚钱。比如猪价回升到13元时，高成本户刚能保本，而低成本户（成本在10.5到11元之间）已经能赚到两三百元。所以不能用一个统一标准来衡量所有主体的盈利状况。

未来的周期，本质上就是养殖主体自身竞争力与生产成本之间的博弈。价格波动范围缩小之后，盈利大概率会维持在100到150元这个区间。

至于微利时代的猪价，短期主要受供需关系影响，中长期则看生产成本的变化——未来成本还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某些局部时段，价格可能受到冻品库存、压栏行为、出栏节奏以及市场情绪等因素干扰，出现与基本面背离的超涨或超跌。关键还是要把握猪价走势的整体特征和趋势。

第四，可持续、高质量。所有养殖主体今后都需要转变经营理念，不能只盯着规模和数量的扩张，而是要通过提升质量来获取效益——这个“质量”既包括生产管理质量，也包括猪肉产品本身的质量，还可以发展绿色、生态、营养特色化的生猪品种或猪肉产品，从而在竞争中找到自己的优势。

六、养猪还能赚钱吗？

问：您提到十年后规模化率会超过90%，那未来的盈亏结构会是什么样？

答：未来产业会走向纵向整合，养殖户与饲料、屠宰加工等企业形成联合体，不再单靠压降成本来获利，而是通过产业链各环节的利润共享来获得稳定收益。比如借助下游屠宰加工和品牌建设为生猪带来溢价，溢价产生的收益由链条上的各方共同分享。欧洲多国已有这种风险利益共担的机制，中国的养殖场户也必须走联合之路，单干将越来越困难，只有协作才能保证效益平稳。

问：将来上市猪企会呈现怎样的竞争格局？是不是都能赚钱？

答：上市猪企之间的分化会越来越明显，头部企业之间也要经历优胜劣汰，只有效率高、成本低的企业才能站稳脚跟。整体猪肉需求稳中略降，猪价周期波动幅度收窄，依靠盲目扩大规模来赚取暴利的时代已经结束，利润主要来源于全产业链的布局和上下游的协同，像牧原等龙头企业早已实现养殖屠宰一体化。另外，并非所有上市猪企都能盈利，管理能力弱、产业链单一的企业会持续亏损，行业的两极分化将进一步加剧。

每日经济新闻

农兜小程序

⇩⇩⇩

如在小程序使用中有任何建议和反馈，欢迎后台留言。

期待与您面对面地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