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工人日报)
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2030)》,根据该方案,要力争通过3年时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1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3%,城际综合通勤廊道交通供给能力稳步提升,其中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都市圈通勤交通条件明显改善。
上下班跨过省界市界,一路上换乘不同交通工具,这样的跨城通勤已经不是个案情况,根据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发布的《2025年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22个超大特大城市每日跨市通勤人口近400万人,占通勤总人口的4%。
对于很多通勤者而言,通勤耗时长和换乘环节多,是两个集中的“槽点”。很多通勤者花在列车上的时间并不多,但重复进站安检、换乘通道过长、候车时间过久、运营调度不合理等,都消耗着通勤者宝贵的时间,这不仅影响了通勤速度,也降低了通勤体验。
改善跨省跨市通勤,需要打破堵点。有的堵点是硬件方面的,比如换乘枢纽有待优化,轨道交通路网有待完善,公路路网有待提升,但有的堵点则是管理机制方面的。不同行政区域的相关管理部门“各管一段”,隶属于不同运营主体的交通工具也是“各运一段”,这些壁垒的客观存在,不仅让通勤者在时间和精力上付出更多不必要的成本,也不利于形成高效便捷的城际综合通勤廊道。事实上,如果能够打破相关壁垒,那么不论是存量设施的优化运转,还是新增设施的规划建设,都将更有效率。
但是,这样的工作涉及统筹兼顾,自然需要有一方去牵头,一城牵头,多地报到。公共政策的协调往往遵循“谁受益、谁负担、负担多少,视受益程度而定”的规则,而具体到跨省跨市通勤,通勤者往往是在中心城市工作,在周边城市居住,受益最多的一方不言而喻。在实际操作中,各都市圈人口分布、产业形态、通勤形式都有所不同,如何能够形成“中心城市牵头、周边城市参与”的交通运营和管理机制,并完善相应的运营补偿制度,则有待各地在实践过程中,进一步去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