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在安达卢西亚的群山之间疾驰，跨越沿途无尽的荒漠、堡垒与柑橘园。在天光忽晴忽暗转换之际，穿过一片片云朵与桥隧，以平均二百五十公里的时速奔向西班牙王国的首都马德里。列车正在行驶的马德里-塞维利亚高速铁路，于1992年4月21日完工，是西班牙政府为献礼1992年4月20日开幕的塞维利亚世博会所建。作为长期被视作欧洲大陆经济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后发国家一员的西班牙，时至今日高铁总里程达4000公里，位居世界第二。

在塞维利亚与马德里之间的旅途中，火车经停伊斯兰西班牙的古都科尔多瓦。科尔多瓦曾是8-11世纪倭马亚哈里发国的首都，长期是西地中海世界的第一城。公元711年，倭马亚王朝哈里发瓦利德一世统治时期，丹吉尔总督塔里克·伊本·齐亚德统帅柏柏尔军队在直布罗陀登陆，随即挥师北上，在同年的瓜达莱特战役中击败其时统治伊比利亚半岛的西哥特王国军队。西哥特末代国王罗德里克亡于阵中，造成了伊比利亚半岛的政治权力真空。其后倭马亚大军攻占西哥特首都托莱多、并向伊比利亚北部进发，直至倭马亚军队分别于721年在图卢兹被阿基坦公国军队击败、于722年（或718年）被坎塔布里亚公爵、西哥特贵族佩拉约（Pelayo）领导的阿斯图里亚斯军队在科瓦东加（Covadonga）击败，倭马亚王朝的征伐步伐才止步于比利牛斯山脉一线。也是从8世纪初开始，阿斯图里亚斯与其东部的巴斯克，成为半岛上唯二信奉基督教的政治实体，铸成西班牙特色民族革命史观中的国族起源时刻。

思绪从历史回到现时。西班牙的高速铁路形成了以马德里为绝对核心的线网结构，导致从伊比利亚半岛西南角的塞维利亚前往半岛西北部的古都莱昂之间没有高铁直线连接，需要在马德里转车。夜幕之中，冲下马德里阿图查火车站停靠的西班牙国铁S101型法国制阿尔斯通列车，乘坐连接马德里另一主要铁路枢纽查马丁站的市郊铁路火车，半小时内乘上终到莱昂的西班牙国铁S102型西班牙制塔尔戈列车。S102型，即塔尔戈350，是西班牙自主研发的、时速最高可达350公里的高速动车组，也使西班牙跻身高铁制造强国之林。

昵称为“鸭子”的S102型动车组驶出马德里查马丁站的站台，迅即遁入二十八公里、欧洲第三长的瓜达拉马铁路隧道。在黑夜中，塔尔戈350列车以300公里的时速行驶在老卡斯蒂利亚人迹罕至的荒漠之中，沿途的塞哥维亚、巴拉多利德，均是卡斯蒂利亚-莱昂王国步步为营、在被称为“收复失地”（Reconquista）的运动中不断南征时建都营国之城。两小时后，火车抵达卡斯蒂利亚-莱昂王国的母城——莱昂（Leon）。

旧都莱昂

如果说基督教西班牙南征的历史神话起于阿斯图里亚斯的群山之中，那么莱昂及其周边的莱昂平原，是莱昂-卡斯蒂利亚一系诸王国的大后方，是基督教西班牙从北方群山之中千里转进而出、夺取的第一块农业平原。莱昂踞于坎塔布里亚山脉之南，俯视流经老卡斯蒂利亚直至葡萄牙波尔图出海的杜罗河，可谓是进可攻退可守。

钻出地下化的莱昂火车站，一阵阴冷潮湿的空气自上而下袭来，天色暗沉，街道行人寥寥。顶着寒意，跨过贝尔内斯加河（Bernesga）上的大桥，进入莱昂城区，迎面而来的圆环内矗立着古斯曼“忠勇者”纪念碑，旨在纪念1294年守卫塔里法（Tarifa）的卡斯蒂利亚贵族、军事将领古斯曼。相传，面对摩尔与卡斯蒂利亚内乱势力围攻安达卢西亚最南端的塔里法，古斯曼不顾儿子已经被敌俘虏，毅然拒绝投降，将自己的匕首掷下城墙，象征忠诚高于血缘。偶尔有酩酊大醉的中年人从酒馆内踉跄而出，或一人，或成双，但往往行路不语。方才晚上十一点，全城路上沉寂无声，只能听到醉酒之人踏在石板路上尝试寻找归家路的回声，与安达卢西亚的塞维利亚、科尔多瓦诸城的自然气候与社会气氛的形成鲜明对比，也在无形之中解构了对于西班牙南方海滨世界热烈而自由的想象。也许，比起南西班牙，坐落于杜罗河支流贝尔内斯加河的莱昂，离杜罗河下游的葡萄牙更近。举目夜空中，卡斯蒂利亚-莱昂共同体的狮子长城旗飘扬，在提醒我们这片土地上的历史烙印。

清晨的莱昂旧城，地上似乎凝结起一层雨霜，天空似下非下地飘扬着细微的雨滴。向莱昂大教堂的方向进发，只见一间名为“漏洞”（La Bicha）的酒馆外墙上，以交错方式悬挂三对莱昂紫狮旗与阿斯图里亚斯胜利十字旗，在无声宣示的历史记忆之中，莱昂与阿斯图里亚斯两个革命老区的血脉相连。昏沉的天色下，莱昂大教堂浅黄色石料的立面、绵延的飞扶壁让人误以为这是一座法国的火焰式哥特教堂。莱昂大教堂，名为圣玛利亚·规章之母大教堂（Catedral de Santa María de Regla de León），始建于1255年，步入其间，黑洞的穹顶露出了其气质的本来面目——与其将莱昂大教堂同法国的哥特式，或者与西班牙各主要城市的大教堂相比，其内部空间的精神更接近于葡萄牙的埃武拉大教堂。昏暗的内部空间内，仿佛隐藏着神秘主义的气氛，即使作为世界上彩色玻璃面积最大的教堂之一，也无法用光彩掩盖其美学深层的幽深本质。1800平方米的彩色玻璃窗使教堂的承重结构异常脆弱，经过19世纪的多番修补，该教堂才免于倒塌的命运，被称为西班牙建筑保护史上最重大的工程。近观两侧的彩色玻璃花窗，上面多为热带植物式的图案，加之主祭坛背后伊莎贝拉哥特式的石刻拱门，令人的神思仿佛来到了里斯本的葡萄牙特色哥特-文艺复兴过渡风格曼努埃尔式的热罗尼莫斯修道院的中庭与回廊。伴随着电子讲解录音内斩钉截铁式的对基督教信仰的宣教，也许这就是“葡萄牙风”教堂发展的高峰。

天色放晴，映出蓝光。走在遍布13世纪西班牙哥特式圣人群像的回廊里，感到雕塑刻画的诸圣人面相比起今日街道上的西班牙人，更接近葡萄牙人——也有几分入定式的时间停滞神态。教堂门口的规章广场上，立着青铜色的纪念碑“向大教堂建造者致敬”（Homenaje a los Constructores de Catedrales），二十个手印呈四列排开，纪念修建中世纪大教堂的无名劳动者。继续踏着湿漉漉的街道向圣伊西多罗圣殿（Basílica de San Isidoro）走去，途经西班牙建筑师安东尼·高迪修建的博蒂内斯之家（Casa Botines）。该建筑呈现代主义与哥特复兴的混合风格，正门上方为圣乔治雕像，象征正义与秩序，是一座加泰罗尼亚企业委托建造的办公与住宅多重用途大楼，也许正因其坐落于古都莱昂，反而体现出高迪本人建筑思想的一些重视历史传承的精神暗线，撕去了高迪在巴塞罗那所设计建造的一系列建筑的童话外表——也许其精神深处饱含的是对西班牙民族建筑形式的崇高敬意。不一时，朴实稳重的罗曼式圣伊西多罗圣殿映入眼帘，该圣殿建造于11至12世纪，是西班牙罗曼式建筑的巅峰之作，也是其时定都莱昂的、伊比利亚基督教诸王国之首的莱昂王国的皇家教堂与修道院。教堂内的空间不如后世西班牙教堂的高大奢靡，但其奉献给的圣伊西多罗是7世纪伊比利亚的西哥特王国的神学家与教会领袖，11世纪其遗骸迁葬于此，象征南征圣战过程中的莱昂王国继承西哥特王国的法统。该教堂博物馆内保存有一面19世纪复制的圣伊西多罗战旗，其典出于传说1147年卡斯蒂利亚-莱昂国王、第一位称全西班牙皇帝的阿方索七世率军围攻东安达卢西亚的巴埃萨期间，圣伊西多罗显灵，庇护卡斯蒂利亚-莱昂的军队战胜敌人。在这面战旗上，圣伊西多罗已经不再是创作早期中世纪百科全书《词源学》（Etymologiae）的神学家，而是化身为一手持十字架，一手持宝剑，身穿教宗服的圣战士，还有一只挥舞宝剑的手臂从云端显出。战旗上书：

“这只陪伴我的手，是使徒雅各的手”（Esta mano que anda conmigoes del mismoapóstol Santiago）

如果说历史上圣伊西多罗圣殿的建造是为了彰显卡斯蒂利亚-莱昂一脉王业的正统性，现今教堂内展览空间反复宣誓的“议会主义的摇篮”正叙说在21世纪的欧洲，议会民主制的历史想象正在如何被建构与塑造。1188年，新即位的国王阿方索九世在莱昂召开由贵族、教士与城市精英参加的议会（Cortes），形成莱昂敕令，以书面的形式限制国王的征税权、承认私有财产受法律保护、王权必须在法律框架下运行、王国重大事务需要征询代表的意见，是欧洲现存文献中第一次明确记载的“三级会议”。令人不禁联想，1188年的莱昂敕令，与1215年英国的大宪章以及1290年代开始长期连续召开的匈牙利国会，哪一个才是欧洲议会主义之始？还是这种对于历史制度的冠名更多是今人对于当下政治制度的历史化，对于欧洲民主化历史的再想象，抑或是某种民族国家政治神话塑造的需要？

脑海中依稀停留在“议会主义的摇篮”展厅内仿佛播放的宣传片画面上，走入圣伊西多罗圣殿的王室陵寝（Panteón de los Reyes），内部错综排列着定都莱昂期间卡斯蒂利亚-莱昂王系的历代国王、王后、王子与公主。1808-1814年西班牙抗法独立战争——即半岛战争期间，法军攻入莱昂城，将棺椁内的陪葬金银洗劫一空，王族遗骸散落，近年来西班牙藉由现代DNA技术识别，方才将每位王族成员的遗骸重新整理归拢。王陵顶部墙面保留有11-12世纪创作的以创世纪、基督耶稣的一生、黄道十二宫以及农事历法为题材的湿壁画，象征天、地与王权秩序的一体，也是对王国政治权力的神圣化，画风直白鲜艳，似乎能看到罗马风格壁画的遗风。走出圣伊西多罗圣殿，三两云朵飘浮在碧蓝天空之上，西班牙与莱昂的旗帜交相辉映。

同样作为卡斯蒂利亚-莱昂地区的古都，比起以烤乳猪（Cochinillo Asado）见长的塞哥维亚、以烤乳羊（Lechazo）和布尔戈斯血肠（Morcilla de Burgos）闻名的布尔戈斯，莱昂的饮食文化相比之下不能算作精深博大。一套名为莱昂炖菜（Cocido Leones）的深富“杀猪菜”思想的全猪肉料理毫无疑问位居莱昂地方菜系的核心。莱昂炖菜一般分为三道，在笔者所食用的这一家，第一道是一份面包汤与一份圆面条汤，汤汁是炖煮猪肉、猪骨与猪内脏熬成的浓汤。第二道是三份配菜，包括一份炖煮鹰嘴豆，一份猪油烩包菜，一份猪血糊。紧接而来的第三道则是炖煮后的“猪八件”拼盘：一块猪肋排，一块猪肉肠，一块猪舌头，一块五花肉，一块咸肉，一块猪耳，一块猪肉辣肠（Chorizo），一块猪蹄，一块猪肩肉和一块鸡蛋香肠糕。在三道主菜之后，最后以一道奶酪蛋糕收尾。不知何故，在这家餐厅的菜单上，每一道都写作“袭击”（Asalto）——第一次袭击、第二次袭击、第三次袭击——不知是不是某种军事化食物文化的写照？“杀猪菜”一般的莱昂炖菜是否出于某种行军过程中统军贵族的饮食需求而产生？ 一头猪经过屠宰之后，迅速炖煮，分而食之，而各个部分皆需一一食用。神游之余，突然想起许多旅人在马德里会食用的马德里炖菜（Cocido Madrileño），似乎整体思路与莱昂炖菜高度类似，也是一种以“杀猪菜”为基础，以鹰嘴豆为辅的猪肉炖菜。不知道在卡斯蒂利亚-莱昂王国定都马德里之后，是否将旧都莱昂的饮食文化带到了这座位于伊比利亚半岛中央的新都？这一切的一切也许都没有准确的答案。如果需要寻找线索，也许更为合适的回答是：逆着南征之路，继续北上。

农业的阿斯图里亚斯、工业的阿斯图里亚斯

回到莱昂火车站的地下站台，西班牙国铁最新的S106型塔尔戈造高速动车组飞驰地钻出地面，驶入坎塔布里亚山脉的群山之中，植被愈发透绿，这也预示着旅途即将进入伊比利亚北部的“绿西班牙”。莱昂到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国首府奥维耶多（Oviedo）约一个小时的车程几乎大部分时间里火车都在隧道中穿行，桥隧比占约70%，其中最长的帕哈雷斯基线隧道全长约24.7公里，该隧道自2003年启动，2023年方告完工，使传统重工业地带的阿斯图里亚斯地区终于取得与首都马德里的高铁连接。在隧道中，火车一路剧烈颠簸，驶出隧道，巨大的热电厂烟囱迎面扑来，此时天色正在变暗，太阳依然耀眼。不多时，火车驶入钢筋水泥铸就的奥维耶多站。

从火车站地下的站台层乘坐十多米高的扶梯直接向上，可以见到车站建在坡底，钢筋水泥的丛林环绕车站，站前的桑坦德大道下方建有下穿隧道，远处群山耸立，使得人口仅为22万的奥维耶多，夜幕之下仿佛有百万人口大城的气象。阿斯图里亚斯自中世纪以来地方经济的支柱是半耕半牧的农业，该区域出产的阿斯图里亚斯谷地牛（Asturiana de los Valles）、卡布拉莱斯蓝纹奶酪（Queso Cabrales）、阿富埃加尔·皮图奶酪（Afuega’l Pitu）与苹果酒（Sidra）皆为西班牙同类农业产品的翘楚，也是欧洲的一线食材。阿斯图里亚斯谷地牛牛肉烤制的牛排纤维细腻，风味浓郁深厚，颜色透出深深的紫红。卡布拉莱斯蓝纹奶酪醇厚的口感中沉淀着丰饶的底味，阿富埃加尔·皮图奶酪流沙般的纹理中暗藏微辣而坚实的质地。该种农牧产品的生产结构，不禁让人想起欧洲西北部的英格兰、诺曼底与布列塔尼地区的饮食文化，令人自然意识到其气候、土壤与社会文化同西班牙中部、南部以葡萄酒、橄榄与橙子为主要作物的农业地区之间的差异。

奥维耶多城内遍布一类名为苹果酒馆（sidrería）的餐厅，一般该类餐厅内的菜肴与普通餐厅无异，但会提供苹果酒侍酒服务。如果点上一瓶苹果酒，服务员会将瓶身提到头顶之上，从高处直接倒入另一只手上握着的圆形柱状酒杯，每次只倒上60-100毫升。似乎不成文的规矩是，食客需要用手接过酒杯，一饮而尽，将空杯放在桌上，等待下一次服务员再来倒酒。阿斯图里亚斯本地出产的自然发酵苹果酒口感朴实轻快，酸味明显，不带气泡，往往未经过多的过滤，瓶底经常能看见酿造过程中形成的沉积物。每次倒酒都会有一些苹果酒飞溅到地上，一些苹果酒馆备有黑色塑料桶用来在下方接住溅出的液体，而很多酒馆觉得无伤大雅，洒落一地方才是遵循传统的正道，往往地板上四处都留有苹果酒的残迹。从高处飞流直下倒酒可以帮助酒体迅速氧化醒酒，提升饮用口感。当地民间观点认为，传统上每次倒酒后，整桌客人应该不分彼此，随意接过服务员倒好苹果酒的酒杯，只是每次一饮而尽之后，应当留下一点酒体于杯内，自然地将剩下的苹果酒从刚才杯口饮酒处向地上洒去，以示通过自在的方式将杯口清洗，而该种传统随着近十年来社群主义的衰退、原子化个人主义的兴起以及新冠疫情的接连打击而逐渐消亡。也许在这不可言说的苹果酒文化里，可以隐约瞧见阿斯图里亚斯若隐若现的社群主义底色、工人阶级文化和北方西班牙较为克制的人际社交距离的交织。

虽然身为农业高地阿斯图里亚斯的首府，奥维耶多从内到外散发出重工业城市的气质。19世纪初，阿斯图里亚斯作为坐落于坎塔布里亚山脉北麓的山地区域，探明有大量煤炭储量，到19世纪中叶，兰格雷奥、米耶雷斯一带的相继开发建成大量煤矿，阿斯图里亚斯成为西班牙极少数经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地区，是西班牙的约克郡、瓦隆尼亚、鲁尔区，产业发展先于东北西班牙的工业先发地区巴斯克与加泰罗尼亚。当阿斯图里亚斯的工业革命拉开序幕之时——西北部的阿维莱斯（Avilés）成为西班牙钢铁产业的中心，1950年代佛朗哥政权在此建有全国钢铁产业龙头企业西班牙国家钢铁公司（ENSIDESA），阿维莱斯由此成为涵盖高炉、转炉、连铸、轧钢生产工序的一体化钢铁基地。东北部的希洪（Gijón）坐拥港口，通过铁路连接阿斯图里亚斯腹地的煤矿、钢铁与化工企业，成为转运各类重工业产品的出海口，也是阿斯图里亚斯今日的第一大城市。时至今日，大西洋的碧蓝波涛不断拍打着希洪的堤岸之时，整座港湾依旧被石化产业的工业设施包裹，白色的浓烟从一片片烟囱中喷涌。城郊的钢铁综合体还在为炼出一炉炉钢水铁流燃烧着煤山，令人信服这里曾经承载过西班牙的工业梦。而坐落于此地的阿斯图里亚斯铁路博物馆（Museo del Ferrocarril de Asturias）内，一部部曾经服务于山区窄轨铁路的蒸汽机车头正在此起彼伏地试车，即使成为博物馆中的展品，也不能接受静态展示的命运，似乎随时准备发动起来为阿斯图里亚斯的铁道事业继续服务百年，仿佛蒸汽轰鸣的工业时代既是阿斯图里亚斯的历史，也是阿斯图里亚斯的当下。而在希洪的卡门广场上，西班牙工人共产党（Partido Comunista de los Trabajadores de España）还在坚持发动民众，肩扛红旗、走上街头、抗议社会民主工人党的市政府对公共医疗服务的私有化政策。然而现实是，自1970年代以来，阿斯图里亚斯的重工业，也无法逃脱约克郡与瓦隆尼亚的命运，长期挣扎于去工业化的命运之中。

圣地科瓦东加

在经历了试图消化扎实鲜美的阿斯图里亚斯白豆炖肉（Fabada Asturiana）辗转反侧的一夜后，笔者乘坐巴士一路向东，探寻基督教西班牙民族革命神话的源头——科瓦东加。根据多部中世纪编年史的简略记载，公元722（或718）年，坎塔布里亚公爵佩拉约率领阿斯图里亚斯300勇士在欧洲峰山脚下科瓦东加山谷阻击北上的倭马亚王朝大军，一度躲入一处洞穴之中，霎那间圣母玛利亚显灵，天色巨变，佩拉约率军出击击溃倭马亚军队。在倭马亚军队往希洪方向的撤退过程中，阿斯图里亚斯各地临时组织起来的乡勇民兵四出，在坎塔布里亚山脉北麓的群山之中沿途伏击倭马亚军，最后导致伊斯兰军队全军覆没，这也是711年以来倭马亚入侵伊比利亚以来，基督教军队第一次在伊比利亚击败伊斯兰军队。随后佩拉约被阿斯图里亚斯各地贵族拥立为王，定都奥尼斯的康嘎斯（Cangas de Onís）。佩拉约身故之后，历经数代经营，阿斯图里亚斯王国日后迁都奥维耶多，进而出坎塔布里亚山、南进莱昂，建立卡斯蒂利亚、加利西亚、葡萄牙诸伯（王）国，在1452年，卡斯蒂利亚与阿拉贡王国征服格拉纳达，完成所谓的“收复失地”运动。如果我们顺应这一西班牙民族革命史观的进路溯源而上，科瓦东加是“收复失地”运动的起点，也是西班牙的起点。

沿着山谷中的公路向东进发，公路两旁掠过一片片碧绿色的平地，天边乱石裸露的群山绵延无尽，山谷中不时腾起团团白云，一栋栋木质结构、头盖黑色瓦片、形似吊脚楼的阿斯图里亚斯谷仓在诉说这片土地上人与山地的错综关系。大概两小时后，巴士到站奥尼斯的康嘎斯，继续前往科瓦东加需要在此地换乘专线。不大的长途汽车站内一排排大巴、中巴车身均涂上蓝色为底，上载黄色胜利十字的涂装。这是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国旗帜上的“胜利十字”，也是传说中科瓦东加战役时，佩拉约战胜倭马亚军队时高举的木制十字架。908年阿斯图里亚斯国王阿方索三世下令将金银宝石包裹这一木质十字架，象征阿斯图里亚斯国王用这一“革命圣物”为王权传统覆盖上一层“圣战”的合法性，经过反复装饰重制后的十字架现存于奥维耶多圣萨尔瓦多大教堂，十字架上刻有铭文：

“以此记号，信徒得胜；以此记号，敌人溃败。”（Por este signo es protegido el piadoso. Por este signo es vencido el enemigo.）

也许在民主化转型后的西班牙，“胜利十字”不再像佛朗哥时期一样为政权提供一层天主教化的民族革命合法性，更多成为阿斯图里亚斯地方认同的符号，因而被允许在巴士的身躯上大书特书。但是在这一排排“胜利十字”涂饰车辆的包围之下，很难不让人联想与重思西班牙统一国家起源的种种神话与传说。踏上其中一班开往科瓦东加的大巴，巴士一路钻入绿色的山谷之中，两旁裸露岩石的高山愈发陡峭，路经一处农家饭店，门口竖立着一排原始宗教山精式的巨人，吊脚楼式的谷仓一栋接着一栋，山谷里的雾气逐渐升腾，透过车窗的阻隔也能感受到湿意。在汽车接连作S形盘山之后，窗外突然显现出硕大的科瓦东加皇家圣母圣殿（Basilica de Santa María la Real de Covadonga），旁侧依稀能够看到科瓦东加圣洞。很快，汽车到站。

科瓦东加皇家圣母圣殿建于1877至1901年，是19世纪末期西班牙王国借助民族复兴语言加强合法性建设的国家工程。该建筑为新罗曼式风格，似乎在象征着继承遍布阿斯图里亚斯各地的罗曼式教堂的神圣建筑传统，建材使用开采自当地的粉红色石灰岩，仿佛矗立在山头之上，与周围垂直的岩石峭壁连成一体。圣殿内部空间暗沉幽深，圣殿的顶部空间没有采用任何装饰，留白的石拱之间沉浸在黑色之中，中央的祭坛摆放有一座金色的十字架。在大殿右侧的一个礼拜堂内，中间为梵蒂冈国旗，左侧为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国的胜利十字旗，右侧为西班牙王国国旗，上方拱廊遍布拉丁美洲各国国旗和欧盟旗。在19世纪，阿斯图里亚斯的农民大量向古巴、墨西哥、阿根廷、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等拉美各国移民，尤其在古巴成为当地垄断性的财阀阶层，控制该国主要的蔗糖种植园产业。在科瓦东加圣殿建设期间，时值西班牙经历长期的帝国衰落期，国内财政紧张，国家层面对大型公共工程财政支持有限，阿斯图里亚斯籍贯的拉美侨民通过向圣殿建设工程捐款解囊“还愿积德”，作为侨民虽身在美洲但心不忘民族的来时路，也在侧面体现西班牙殖民帝国虽然已在分崩离析的最后阶段，但是跨大西洋两岸的文化、社会纽带深厚。时至今日，还能在阿斯图里亚斯的城市与乡村见到西班牙特色殖民式的所谓“西印度式”的高宅大院，往往使用木框结构，上盖深色瓦片，形似阿斯图里亚斯传统民居，而该类建筑大多为古巴的返乡侨民兴建。

如果说阿斯图里亚斯走出了西班牙统治古巴时期的财阀阶级，西边的加利西亚则走出了掀翻旧制度的共产主义者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他的父亲安赫尔·卡斯特罗·伊·阿尔吉斯（Ángel Castro y Argiz）于1875年出生在加利西亚卢戈省的内地农村市镇兰卡拉（Láncara），曾作为保卫西班牙帝国的士兵被派往古巴，在西班牙战败返乡后因生活无着，再次返回此时已成为美国殖民地的古巴谋求发展，通过一番艰苦奋斗成为当地的富裕甘蔗种植园主。作为安赫尔·卡斯特罗·伊·阿尔吉斯之子，与其父信奉的天主教保守主义教条不同，菲德尔·卡斯特罗选择了马克思与列宁。但也许父子之间相同的是，都怀有对美帝国主义的刻骨铭心的仇恨。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的33年之后，菲德尔·卡斯特罗在1992年7月27日终于返回父亲的家乡加利西亚，受到家乡父老的热烈欢迎，时任加利西亚自治区主席曼努埃尔·弗拉加（Manuel Fraga）全程陪同接待。在一年前的1991年6月，作为人民党党员的弗拉加在复杂外交局面下访问古巴，卡斯特罗以国家元首礼遇接待，并称弗拉加“比很多左翼人士更加左翼。”在西班牙民主化转型前，弗拉加长期担任佛朗哥政府的新闻与旅游部长。同时，弗拉加也是加利西亚卢戈省本地人，其父亦曾带全家移民古巴，历经数年后又返回西班牙本土。当卡斯特罗终于回到其父出生的兰卡拉之时，他对记者表示：“我感到荣幸的是，我父亲的房子不是一座宫殿，而是一间简陋的小屋。”而卡斯特罗则对弗拉加说：“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我们的父母不得不移民。”此地现今已将安赫尔·卡斯特罗·伊·阿尔吉斯的旧屋改造为一间博物馆。在菲德尔·卡斯特罗2016年逝世时，加利西亚民间多有致哀。而在兰卡拉130公里以外的港口城市费罗尔（Ferrol），佛朗哥于1892年出生。

在科瓦东加皇家圣母圣殿的左侧悬崖峭壁前的高台上，阿斯图里亚斯，也是基督教西班牙开国之君的佩拉约雕像矗立正中央。只见佩拉约左手向上抬起，身穿皮毛长袍，右手持剑，身后立有“胜利十字”。在佩拉约雕像的左右两侧，梵蒂冈、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旗帜迎风飘扬——在一向与西班牙国旗及地方旗帜同时悬挂欧盟旗帜的西班牙，似乎在这里没有欧盟旗的容身之地，抑或是在科瓦东加这样的圣地，西班牙即代表欧洲。在佩拉约身后的不远处，群山抖擞雄壮，黄绿色的植被包裹住坚硬的岩石山体。从圣殿下山再上山，朝向硕大红色字体“圣洞”（SANTA CUEVA）指向的方向，穿过点燃一排排红色蜡烛的幽深隧道，拾级而上，科瓦东加圣洞内的礼拜空间已到面前。左侧是山体洞穴朝外的巨大开口，白色的阳光直接射入洞内，开口下方有一碧绿的水池。右侧有一小型洞穴，洞内供奉开国国王佩拉约与王后高迪奥萨（Gaodiosa）石棺，石棺上以一种富有北伊比利亚风格的古朴字体镌刻铭文：

此地安息着佩拉约王，

天选之人，尊贵无比；

凭此神迹，

他在西班牙之试炼中取得胜利。

未曾为摩尔人所败，

卒于公元737年。

AQUÍ YACE EL REY DON PELAYO,

EL ELEGIDO, EL NOBLE,

QUIEN POR ESTE MILAGRO

VENCIÓ EN LA TENTACIÓN DE ESPAÑA.

NO VENCIDO POR LOS MOROS,

FALLECIÓ EN EL AÑO 737.

在佩拉约于公元737年左右逝世后，首先与其王后高迪奥萨安葬于科瓦东加往北的阿斯图里亚斯罗曼式教堂圣欧拉利亚教堂（Iglesia de Santa Eulalia），大约在9-10世纪时由后代统治者将佩拉约与高迪奥萨的遗体迁葬科瓦东加，用以建构阿斯图里亚斯-莱昂王权的神圣起源。在圣洞正中央左侧建有一座西北伊比利亚风格的小型礼拜堂，应为牧师的办公场所，圣洞中央右侧的鲜花丛中供奉金色的科瓦东加圣母像。在不大的圣洞内，前来朝圣的人群三三两两肃穆祷告。从圣洞出口拾级而下抵达下方的水池，只见圣洞如同悬空寺一般屹立在白色岩石山体正中——这一幕也是佛朗哥时代西班牙官方政治宣传片经典的开幕场景，往往还会刻画女性朝圣民众一路以跪姿沿阶梯艰难爬上圣洞、参拜圣母，毕竟对于佛朗哥政权来说，需要着力刻画的西班牙内战叙事也是国民军一方代表的基督教信仰同共和国一方的无神论势力的圣战。

下山之际，白云散开，青蓝的天空映衬出科瓦东加群山的轮廓。山脚下的奥涅斯的康嘎斯是佩拉约所统治的阿斯图里亚斯王国的第一个首都。山谷内的小城里，“西印度式”的楼房一座接着一座，19世纪兴建的阿斯图里亚斯罗曼复兴式的圣母玛利亚升天教堂（Iglesia de Santa María de la Asunción）浑身上下挂满了铁钟，仿佛时刻准备着再次用响亮的钟声召唤远近的义士保卫乡梓。午后的奥涅斯的康嘎斯骤然之间黑云密布，从天上倾泻下瓢泼大雨，青灰色的雾气笼罩住山谷中的小城，将南北两侧的山脉轮廓全都遮去。在数日内从阳光灿烂的安达卢西亚海滨转进天气骤变的阿斯图里亚斯谷地，加之昨晚未经完全消化而积食的白豆炖肉，再感受到中午阿国海鲜汤、卡乔波（Cachopo，阿斯图里亚斯传统夹心炸牛排）与红葡萄酒扎实的后劲，不禁令人感受到浑身的晕眩，急忙闯入路旁的一间超市，在饮用产自阿斯图里亚斯山区“圣泉——矿物医疗泉水”（FUENSANTA, AGUA MINERO-MEDICINAL）的矿泉水后，感到身体的平衡逐渐恢复，也许一千三百年前的倭马亚大军在千里奔袭后，也难以克服阿斯图里亚斯山区的多变天气，水土不服也在暗中成为了佩拉约领导下乡勇团练的助力。

载有“胜利十字”的巴士在山谷间的高速公路上疾驰，向着奥维耶多所在的西方，也就是倭马亚军团从科瓦东加撤退的方向。绿色的牧场延伸到远处青黑色的连绵山脉，灰青色的乌云如同一双巨手低悬于天空之中，山腰的白雾向乌云方向喷涌，很快弥漫于整个山谷之中，将远处的天与近处的地渲染成白茫茫的一大片，水汽飘散在目光所及的每一寸土地之上。不难想象，一千三百年前来自南方阳光灿烂之地的倭马亚北征军一路撤退之时，借着山谷中的迷雾，阿斯图里亚斯各个村庄的民兵沿途不断伏击，以地理与天气的优势袭扰相对重装的倭马亚军队，最终导致北征军大半丧生于此地。一觉醒来，仿佛不再置身于西班牙，睡眼惺忪之间已经抵达了川黔、闽赣。即将抵达奥维耶多，白云渐渐腾开空间，白色的太阳光射穿遮蔽了一切的水汽。

奥维耶多与佛朗哥

奥维耶多在阿斯图里亚斯国王阿方索一世时代（739-757年）成为王国的首都，这也是阿斯图里亚斯王国先后征服西方的加利西亚与南方的莱昂的时代。阿方索一世希望将奥维耶多建设成为西哥特故都托莱多的模样，城内遍布教堂与宫殿，成为所有哥特人的首都。也许此时的西哥特王国已经成为基督教国家统一半岛所能想象的唯一合法性来源，而阿斯图里亚斯文化的底色较之则复杂得多——不同于西边的属于凯尔特文化的加利西亚人，也不同于东边的拥有自己的独立语系、往往被认为是前凯尔特-日耳曼时代古代欧洲与伊比利亚遗民的巴斯克人，阿斯图里亚斯人的语言与文化是某种凯尔特、哥特和拉丁文化的混合体。尽管今日仅有约10万阿斯图里亚斯语母语使用人口，也不被确立为西班牙全国性的官方语言，但是在后佛朗哥时代的阿斯图里亚斯文化运动推动下，属于罗曼语族西伊比利亚语的阿斯图里亚斯语是地方性的受保护语言，在阿斯图里亚斯学校中开设选修课，约有62%的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国人口能够使用该种语言。

佛朗哥的印迹遍布奥维耶多城市内外。奥维耶多市中心的圣胡安皇家圣殿（Iglesia de San Juan el Real）兴建于1912年，建筑同科瓦东加皇家圣殿一样，是罗曼复兴式，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向阿斯图里亚斯的历史传统致敬。该教堂原址为12世纪修建的圣胡安朝圣者医院的附属教堂——时至今日，奥维耶多也在众多向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的朝圣路线之上，而前往圣地亚哥的朝圣之路，本身即是为阿斯图里亚斯-莱昂的衍生王国卡斯蒂利亚的南征事业服务的。10-12世纪，当加利西亚长期成为穆斯林与基督教王国的争夺之地，卡斯蒂利亚王国借助圣雅各显示自己葬身地的神迹，吸引欧洲各地的朝圣者走上前往圣地亚哥的朝圣之路，借以巩固对加利西亚的统治。

而1923年10月23日，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与卡门·波罗在圣胡安皇家圣殿结婚，他们的独生女卡门·佛朗哥·波罗也在此受洗，卡门·波罗的父母也安葬于此。佛朗哥本人生于加利西亚的海滨城市费罗尔，而卡门生于阿斯图里亚斯的奥维耶多，卡门父亲的家族有着卡洛斯主义的背景。1833年西班牙国王费迪南七世离世后，长女伊莎贝拉二世继承王位，而费迪南七世之弟卡洛斯王子依据《萨利克继承法》自称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五世，他的追随者被称为卡洛斯派，随即西班牙爆发旷日持久的内战——即第一次卡洛斯战争（1833-1840）。此后西班牙历史上还发生过两次卡洛斯战争，卡洛斯主义者主张西班牙王位应由卡洛斯五世或其后人继承，伊莎贝拉二世及其继任者在王统上不具有合法性。作为一种核心关照是王位正统性的意识形态，卡洛斯主义的政治主张还包括反对个人主义、世俗主义、平等主义、理性主义为核心的启蒙思想，认为应该坚决拥护天主教信仰，主张地方的封建自治，一定程度上限制王权，但王权高于现代国家的主权。该种意识形态长期在西班牙的政治舞台上具有市场，1898年因在美西战争中战败，西班牙割让古巴、关岛、菲律宾、波多黎各予美国，卡洛斯主义作为一种反动主义的政治运动在西班牙再次复兴，直到1930年代依旧活跃。如同在民国时代，人们还在争论道光皇帝继位的合法性。在1936年爆发的西班牙内战中，卡洛斯派成为佛朗哥整合后的长枪党——全称为传统主义西班牙国家工团主义进攻委员会方阵（Falange Espyearla Tradicionalista y de las Juntas de Ofensiva Nacional Sindicalista）所代表的政治力量之一。新的长枪党所整合的其他政治势力是：法西斯主义的旧长枪党、右翼军人、天主教保守势力与君主主义者。西班牙民主化转型后，在政党政治层面，卡洛斯主义急剧边缘化——即使在历史上卡洛斯派比较活跃的巴斯克和纳瓦拉也再难以进入地方议会。尽管如此，时至今日，在西班牙街头还是能够零星见到卡洛斯主义的记号涂鸦。

1923年，不是佛朗哥最后一次来到奥维耶多。1934年10月4日，在西班牙内战的前夜，阿斯图里亚斯爆发了矿工组织的反对保守主义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总罢工，形势迅速升级，无产阶级革命席卷阿斯图里亚斯，武装的矿工在工会组织下进攻地方政府与军警据点。革命苏维埃在各地纷纷建立，在混乱之中，数以百计的教士、商人与国民卫队成员被以革命的名义被处决。西班牙政府派出军队与国民卫队进入阿斯图里亚斯清剿，其中就包括了佛朗哥率领的从西属摩洛哥抵达的非洲军团。佛朗哥认为，这是一场发生在边疆的战争，而它对抗的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所有试图摧毁文明、用野蛮取而代之的思潮与势力。言下之意，无神论者掀起的革命是在攻击基督教的文明，对革命者与平民的镇压有理——因为攻击基督教文明的等于就是境外敌人。在两周内，革命被镇压，在残酷的冲突中，政府军在山区的矿业城镇多有清乡屠戮，各方死难人数因统计口径不同，有从1200到2000的不同版本。

从圣胡安皇家圣殿一路向西，穿过铁道沿着山坡向上，可以登顶奥维耶多西郊的纳兰科山（Monte Naranco）。离城市中心越来越远，盘山道路两旁黄色的阿斯图里亚斯谷地牛群在低头食草，风中此起彼伏地传来风铃的声音，阿斯图里亚斯传统的高脚谷仓也时有出现。在纳拉科山的山腰，坐落着阿斯图里亚斯前罗曼式风格的纳兰科圣玛丽亚教堂（Santa María del Naranco）与圣米格尔·德·利略教堂（San Miguel de Lillo）。前者由阿斯图里亚斯国王拉米洛一世兴建于公元848年，风格古朴，正面挺立有罗马地方建筑风格的石柱与圆拱，开间幽深，霎那间仿佛有前文艺复兴时代亚平宁半岛教堂的几何感，该教堂曾是王宫建筑群的一部分。后者也是拉米洛一世时间修建，完工于公元842年，不成比例的、有着强烈堆砌感的建筑主体，把人的神思带往阿尔卑斯山以北的亚琛大教堂。踏着乱石与红土垒起的山间小路继续前行，不时有阿斯图里亚斯本地人以飞快的身姿大踏步冲上山巅。耶稣圣心石像张开双手，俯望奥维耶多，坚硬的白色石材切割堆叠而出的耶稣身躯，如同一位从远古走来的钢铁巨人，石像基座上烙印了一个巨大的胜利十字。转身，绿色的阿斯图里亚斯大地怀抱着奥维耶多，青黑色的群山如同海浪奔涌，白色的气向天空蒸腾，淡蓝的天衬着白色的太阳，与群山和大地融为一体。而在山的北侧，纳兰科旧军营（Antiguo Cuartel Militar del Naranco）的遗迹依然矗立，在西班牙内战时期，佛朗哥的国民卫队在此拘禁拷打被逮捕的左翼抵抗者。下山时，走入稀疏林木见的小径，骑着山地自行车和身穿运动衣的本地人不断疾驰向下，似乎在山间运动是阿斯图里亚斯人的本能。日落时分，黄白色的太阳光射入群山的黑青，红色的夕霞如同一团火，把天与地烧作一片。黑夜降下之际，黑色的阿尔科斯圣佩德罗堂区教堂（Parroquia de San Pedro de los Arcos）的身影浮现。黄色的光从新罗曼式教堂的窗洞中涌出，在教堂墙外，曾是一座万人坑，埋葬有佛朗哥时期遭处决的1040具死难者遗体，后来被佛朗哥政权集体迁葬烈士谷，现今是一间公立学校的操场。

尾声

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国族本质上是“想象的共同体”，是现代化过程中被民族主义所建构，成为现代国族国家立身基础的。这种对于国族身份解构主义式的分析，是无论中外的、社会科学课堂上认知现代国族国家形成的金科玉律。走入西班牙民族革命历史叙事之中，一方面我们可以不断解构历代王朝所建构的历史记忆，似乎通过解构能够还原历史记忆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层层叠叠的历史记忆之场形成了一圈又一圈迷雾，飘荡在阿斯图里亚斯群山的上空——如果身份的建构过于坚实，那么解构之后的所谓真相除了成为置身于外的人们闲谈之资，对于身处历史脉络之中的人来说，意义又究竟是什么？

这样的问题过于复杂、艰深。以前的和当下的阿斯图里亚斯文化人士试图给予自己的答案，却又殊途同归。在希洪的海滨，一座由3200个苹果酒空瓶垒成的“绿山”挺立在佩拉约雕像所能注视的不远处——创作者试图通过对阿斯图里亚斯苹果酒文化的附加产物进行物理上的重构，唤醒沉湎于隐微倒酒仪式的人们一点对于环保主义与自然资源的重视。如同雕塑前的展牌所述，3200个绿色苹果酒空瓶垒成的“绿山”象征生命的循环——不仅仅对于一瓶瓶阿酿苹果酒，也在暗示每一个阿斯图里亚斯人的文化身份。在奥维耶多的圣萨尔瓦多主教座堂（Catedral de San Salvador）博物馆中，通向反复修葺装饰的胜利十字前的展厅，陈列有历代本地大师所创作的基督教神像——从8世纪到18世纪，好像罗曼式的风格是一切雕塑艺术风格的总和，阿斯图里亚斯的艺术史在8世纪就迎来了终结。

此时令人想起在旅途之中听到的对于阿斯图里亚斯当代史的独特解读：不要被表象所遮蔽，佛朗哥其实和巴斯克资产阶级勾连很深，这是为什么在佛朗哥时代阿斯图里亚斯的重工业没有像巴斯克地区那样被中央重视。而在1975年后的西班牙民主化中，阿斯图里亚斯引以为傲的重工业被彻底釜底抽薪，对比之下，巴斯克地区还在被中央持续投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后来从我们这里出走去了巴斯克。

……

阿斯图里亚斯与巴斯克之间的距离，也许就是西班牙民族革命史谜团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