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政府采购报）

近年来，随着政府采购规模持续扩大和供应商维权意识日益增强，政府采购领域的质疑投诉数量逐年攀升，这本是市场法治意识觉醒的积极信号，但在“觉醒”的另一面，却衍生出了“不会告”“告不准”“滥用权”等一系列问题。

质疑投诉本是供应商对自己合理利益进行救济的渠道，如今却变成了一把“双刃剑”：一边是合理诉求因程序瑕疵而“折戟沉沙”，另一边则是“逢采必疑”的滥用权力行为大量消耗着行政资源。那么，供应商究竟如何正确认识市场、看清质疑投诉的本质？又该如何避免“踩坑”，让自己的合理诉求真正获得支持？对此，记者采访了各地政府采购监管者，从一线视角为供应商梳理一套关于质疑投诉的“正确打开方式”。

质疑投诉不是“找茬”游戏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六章明确提到“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是质疑投诉的必要前提。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部分供应商将质疑投诉视为对采购结果不满的“找茬”工具，这种认知偏差，导致“卡点”质疑、“查无实据”投诉等现象频发。

“政府采购是以一定的规则选择一个结果的过程，无论用哪种采购方式，最终都只有一个被选择的结果，这也意味着不可能如所有人的心意。”甘肃省兰州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科科长马小燕说。

虽然市场竞争愈发激烈，但按照法律规定，质疑投诉需要实打实的依据，不能仅凭主观感受提出，更不能将其当成干扰正常采购流程、打击竞争对手的手段。

“可以理解供应商在采购活动中会存在‘不服气’或想‘找茬’的情绪，但质疑投诉权的本质仍是权利救济途径，应当提供充分的证据材料和法律依据，否则有可能因十二个月内三次投诉不成立而被列入不良行为记录。”江苏省盐城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科杨建强调。

政府采购的核心原则在于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在质疑投诉中，必须做到权责对等。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科科长陈晨表示，供应商的质疑投诉权，需要建立在依法依规的基础上。一方面，程序上要合规，包括质疑投诉的方式、时间节点要在法定时限内。另一方面，内容上要合规，包括证据来源渠道、相关诉求等。

“比如从质疑的具体流程看，第一是确定项目是不是政府采购项目；第二是确定自己是否具有依法质疑的资格条件（对参数的质疑必须是潜在供应商，对评审过程及结果的质疑必须是提交投标文件的供应商）；第三是确定拟质疑事项是否违法违规；第四是确定自己是否权益受损；第五是确定自己是否掌握有力的、合法取得的证据。”马小燕进一步阐释。

“从投诉结果导向来看，作为监管方还会考虑提起质疑投诉的目的和社会影响。”福建省南平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黄丹云告诉记者，一方面是否能让采购人采购到更优质更实惠的产品、服务或工程，是否有利于采购人采购项目绩效的实现。另一方面是否会在行业内造成不良的示范效应。”

合理诉求如何“一针见血”

现实中有这么一个误区，很多供应商认为质疑只是“走过场”，维权效果甚微，真正要“打仗”还得靠投诉。

然而在采访中，诸多财政监管人员表示，质疑是投诉的前置程序，更是至关重要的“一辩”，法律强制规定“先质疑、后投诉”，其深意在于将矛盾化解在源头。

“按照‘谁采购、谁负责’的原则，依法处理好质疑，是采购人履行主体责任的必然要求。同时，通过质疑程序，采购人或代理机构可以及时澄清误解，纠正偏差，避免进入到投诉环节，消耗行政资源。”江苏省镇江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管理处张家豪说。

值得注意的是，质疑与投诉具有“连锁反应”，质疑会影响到后续的投诉环节，因此质疑需要保证“高质量”。

黄丹云指出，若质疑函模糊不清，会导致采购人无法清晰认识、纠正错误，加之法律要求“后续投诉事项不得超出质疑范围”，这意味着若质疑函没写清楚，即使后续发现了新问题，财政部门也无法受理。若在财政部门受理期间采购合同已履行，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即便投诉成立也可能无法撤销合同，供应商只能另行起诉索赔。

那么，什么是有效证据？怎样能够有效、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

张家豪明确表示：“无论是质疑函还是投诉书，供应商都要明确提出问题，表明损害了自己的什么权益、违反了什么法规、对项目有何影响、有何佐证依据、依据是如何获得的、希望得到何种处理。”

杨建具体解释，能够被积极处理且获得合理结果的投诉书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要素完整，即投诉书符合《办法》第十八条的规定，且能够附有完整的证据目录和证明目的；二是程序合法，即确保质疑、投诉的程序及时间等符合规定要求，避免未经质疑直接投诉或者超期投诉；三是投诉事项具体明确客观，具有针对性，非泛泛而谈、主观判断或者表述前后矛盾、词不达意；四是事实证据充分，能够针对投诉事项一一列举相对应的证据材料；五是适用法律正确，针对投诉事项涉及的内容及自身论点提供对应的法律依据。

当然，如果供应商想要快速确认权益是否受损，除了质疑投诉，“非正式沟通”也是一个可参考的新途径。

“这个方法虽非法定程序，但有助于快速澄清采购文件中的表述歧义等客观事实，从而减少误解、节约行政成本。”陈晨表示。

但需要注意的是，沟通边界应严格限于询问客观信息，不得打探评审过程、评委信息等。同时要知道，口头解释权仅供了解，不具备法律效力。若确认为权益受损，仍须以书面质疑函主张权益，且沟通中的任何内容均不得作为质疑函的事实依据，质疑只能针对采购文件、过程或结果本身的违法违规问题。

维权要有正确的温度

质疑投诉制度的设计初衷是“低成本、高效率”，这从《办法》未设置任何经济门槛便可看出。然而，当维权成本几乎为零时，制度的善意往往容易被扭曲。

据了解，目前市场上已经出现了专职的“质疑投诉专业户”，此类供应商参与投标的目的并非承接项目，而是为了获取质疑投诉的资格。中标结果一发布，便模板化地生成十余个问题提起质疑投诉，转而向采购人或中标供应商索要“咨询费”。

马小燕指出，频繁投诉或跨经营范围投诉，是目前各地判定恶意投诉的重要参考标准之一。她认为，如果能够对采购文件质疑的供应商范围、质疑提交时间作出更严格的限制，并对经认定的恶意投诉公司法人实施联合惩戒，让搅局者付出应有代价，可有力改善市场营商环境。

当然，监管部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是营造更加优良的政府采购营商环境，促进供应商之间的良性竞争。“我们期待的是供应商做到‘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该出手别乱伸手’。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主动、及时行使救济权，这既是对自身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政府采购市场的净化；但毫无根据的滥诉，则不仅浪费行政资源，更在透支自身和整个行业的未来。”杨建说。

制度的设计可以不断细化，但良性市场生态的形成，需要政府采购各参与方共同努力。作为供应商，只有真正从诚信出发，秉着做好每一个采购项目的初衷，依法依规行使救济权，质疑投诉制度才能回归其应有的制度价值，政采生态的底色才会更加透亮。

编辑｜吴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