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在波澜壮阔的百余年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统一战线摆在重要位置，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的奋斗中，不断推进统一战线理论的创新发展，逐步形成内涵丰富、体系完备、与时俱进的统战思想体系。

从建党初期寻求革命同盟，到抗战时期凝聚全民救国力量；从新中国成立之际携手各界共建政权，到新时代画出中华民族最大同心圆，在回应时代之问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守大团结大联合的核心主旨，成为凝聚全体中华儿女携手前行的精神纽带。

循着百年历史脉络，梳理统一战线思想的演变历程，方能深刻读懂这一法宝历久弥新的内在逻辑。

探索民主联合战线实践， 在救亡图存中探寻革命新路

建党之初，年轻的共产党人在斗争实践中清醒地认识到，唯有联合一切革命力量，才能打破反动势力的围剿，中共统一战线思想就此破土萌芽。这一阶段统战思想的核心命题，是探索革命同盟如何建立、如何坚守党的独立自主根本原则。

1922年，中共二大召开，首次正式提出“民主的联合战线”主张，标志着党的统战思想迈出开创性一步。

当时国内工人运动虽蓬勃兴起，但京汉铁路大罢工惨遭血腥镇压，共产党人深刻意识到，仅凭工人阶级孤军奋战难以对抗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联合势力。会上明确提出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进步知识分子、农民群体共同开展革命，为后续国共合作奠定理论基础。

当时党内存在激烈争论，部分党员担心与资产阶级合作会丧失革命立场，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先驱反复阐释统战内核：联合不等于依附，合作必须守住无产阶级领导权。李大钊多次亲赴上海、广州会见孙中山，二人彻夜长谈两党合作路径。孙中山在多次护法运动失败后，深感国民党内部涣散、缺乏群众根基，在李大钊耐心宣讲中共革命纲领后，毅然下定决心改组国民党，容纳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

1923年，中共三大正式确立国共党内合作方针，民主联合战线思想落地实践。会后大批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深入各地改组基层组织。毛泽东当时受党组织委派前往湖南，一边参与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建设，一边扎根乡村发动农民，短短一年时间，湖南工农运动和国民党组织同步壮大，成为全国统战工作样板。

1924年广州国民党一大现场，李大钊作为中共代表登台发言，郑重声明：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是为共同革命目标而来，绝不放弃自身独立的组织与思想，不会消融于国民党之中。这番发言清晰地划定了统一战线“保持党的独立性”这条不可逾越的红线，这也是建党初期统战思想最核心的理论创见。

联合战线建立后，全国革命形势迅速高涨，北伐战争一路势如破竹。但随着革命深入，国民党右派反共倾向日益凸显。1926年中山舰事件爆发，蒋介石蓄意排挤共产党人，党内出现两种声音：一部分人主张妥协退让，维持表面联合；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则提出，统一战线既要联合，也要主动防范、开展斗争，不能无底线让步。可惜这一正确主张未被采纳，右倾错误持续蔓延。1927年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爆发，国共合作彻底破裂，数十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杀。

惨痛的失败给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上了至关重要的一课，也丰富了初创阶段的统战思想：统一战线不是无原则妥协，坚持党的领导、保持自身独立，是联合一切同盟者的前提。纵观民主联合战线时期，党的统战思想虽尚不成熟，却完成了从“孤军奋战”到“寻求同盟”的关键转变，摸索出团结进步力量反帝反封建的实践路径，为后续不同阶段统一战线的构建积累了正反两方面宝贵经验。

坚守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在白色恐怖中筑牢革命根基

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陷入白色恐怖，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倒向反革命阵营，原有民主联合战线彻底瓦解。危难之际，党中央迅速调整战略，确立依靠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统战思想重心转向扎根底层群众，在艰苦绝境中保存革命火种、积蓄斗争力量。这一时期，党彻底认清农民是革命最可靠同盟军，将群众路线深度融入统战工作，走出一条依靠工农、立足乡村根据地的统战道路。

1927年，八七会议召开，党中央纠正右倾妥协错误，明确提出土地革命总方针，拉开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建设序幕。会后，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率部奔赴井冈山建立全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初上井冈山时，红军面临双重困境：外部国民党军队持续“进剿”，内部山区农民受地主、土豪劣绅误导，对红军充满戒备。

毛泽东、朱德带领部队深入村寨，开展细致的统战工作。井冈山大井村农民王佐、袁文才是本地绿林武装首领，手握数百武装，起初对工农红军充满警惕，担心红军抢占山林、分走土地。毛泽东只身前往会面，不携带武器，与二人同吃同住，宣讲共产党土地革命纲领，承诺不侵占地方武装利益、平分地主土地给贫苦农民。袁文才、王佐深受触动，主动带领队伍接受改编，成为红军重要武装力量，井冈山根据地得以稳固。

根据地内，统战工作紧紧围绕农民核心诉求展开。红军干部挨家挨户走访农户，废除高利贷、苛捐杂税，组织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吸收贫苦农民参与政权管理。当时物资极度匮乏，红军严格执行群众纪律，绝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战士采摘农户红薯充饥，事后主动留下铜板；寒冬时节部队缺衣少食，群众自发送粮送柴，工农之间形成牢不可破的联结。这一阶段统战思想的鲜明特点，就是以土地革命为纽带，牢牢团结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把底层工农作为统一战线的主体力量。

除工农群体外，党积极团结城市手工业者、小商贩、进步青年学生。在上海、武汉等国统区，地下党组织秘密联络进步知识分子、中小商人，建立地下联络点，传递革命消息、筹集药品物资。1930年前后，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实施严密经济封锁，食盐、布匹、药品完全断供。地下统战工作者联络城市中小商户，避开国民党关卡，源源不断向苏区输送紧缺物资。不少小商人冒着杀头风险往返城乡，成为红白区之间的重要纽带，充分印证城市小资产阶级是可以团结的重要力量。

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时期，党也走过曲折弯路。部分根据地一度推行“左”倾错误政策，不加区分地打击富农和中小工商业者，简单将中间阶层划为敌对对象，导致根据地群众基础收缩。1933年，毛泽东深入闽西农村调研，亲眼看到过激政策引发农户恐慌，随即向中央提交调研报告，纠正片面斗争做法，提出区别对待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及时修正了统战工作偏差。这段历史让党的统战思想进一步成熟：统一战线要分清敌、我、友，不能一刀切，要精准区分不同阶层诉求，团结一切中间力量。

从1927年到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存续十年。即便在国民党重兵围剿、物资极端匮乏的绝境中，党依靠工农同盟站稳脚跟，开辟十余块农村革命根据地，锻炼出扎根群众的统战工作方法。这一阶段统战思想，补齐了早期忽视农民力量的短板，确立农民在统一战线中的主体地位，让统一战线深深扎根中国乡土大地，为后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积蓄了坚实群众基础。

达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民族危亡中凝聚救国伟力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中华民族面临亡国危机，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阶级矛盾让位于民族救亡大义，党中央审时度势，调整统战策略，摒弃对立隔阂，倡导建立覆盖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的统战思想迎来系统性理论升华，形成“又联合又斗争”的成熟工作策略，成为抗战胜利的核心保障。

1935年，《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首次提出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同年12月，瓦窑堡会议召开，从理论层面系统阐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明确不论阶级、党派、军队、民族，只要愿意抵抗日本侵略者，都属于团结对象，地主、开明绅士、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爱国官兵、地方实力派全部纳入统战范围。会议彻底纠正“左”倾关门主义，宣告统战思想的全新转型。会后周恩来奔赴西安开展统战工作，留下了西安事变的统战故事。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扣押蒋介石，国内局势瞬间紧张，不少党员群众主张严惩蒋介石、清算十年内战血债。党中央冷静研判时局：一旦内战全面爆发，只会加速日本侵华步伐。周恩来亲赴西安，分别劝说张学良、杨虎城，同时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反复磋商，提出和平解决、联蒋抗日方案。面对国民党内部顽固派阻挠，周恩来有理有节地谈判，既坚守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底线，又作出合理让步，最终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国共第二次合作铺平道路。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这一阶段统战思想的核心是民族至上，同时坚持独立自主、又联合又斗争。面对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为，党中央始终把握分寸：皖南事变爆发后，我党一方面痛斥国民党反共行径，揭露其破坏抗战阴谋；另一方面主动收缩冲突，不扩大内战，守住团结抗日大局，践行了“团结、进步、抗战”的方针。

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统战工作覆盖各民族、各阶层、各团体。晋察冀根据地广泛团结开明地主，推行减租减息而非彻底没收土地，争取乡绅阶层支持抗战；内蒙古、西北等地区，严格落实民族统战政策，团结蒙古族、回族上层爱国人士，组建少数民族抗日武装；在上海、重庆等国统区，周恩来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广泛联络民主党派、文化界、工商界、海外华侨。爱国华侨陈嘉庚专程回国考察，目睹共产党廉洁奉公、全力抗日，对比国民党官僚奢靡腐败，公开奔走呼吁海内外力量支援边区抗战，成为统战团结华侨群体的典范。

延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同样是统战思想的生动实践。朱德带头开荒种地，党政军民一体生产，团结边区农民、手工业者、外来知识分子共同克服封锁困境。边区实行“三三制”政权，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中间派各占1/3，吸纳地主、开明绅士、党外知识分子参与政务，真正实现各阶层共商救国大事。陕北开明绅士李鼎铭，原本对共产党心存疑虑，在“三三制”议会中提出“精兵简政”提案，被党中央全盘采纳，极大缓解了边区财政压力。这件事充分体现了统一战线尊重不同群体意见、包容多样性的鲜明特质。

14年抗战历程充分证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走向成熟完备。党准确把握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辩证关系，构建起范围最广、包容性最强的统一战线，创造了又联合又斗争、求同存异、兼顾各方利益的统战工作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与中国国情深度融合，形成一套完整、可落地的理论体系，为后续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搭建了理论框架。

确定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在协商建国中确立制度基石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两种命运抉择：国民党坚持独裁内战，共产党追求和平民主。党中央顺势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统战团结对象拓展至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爱国华侨、爱国官兵、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底层群众，核心目标是推翻独裁统治、筹建人民民主政权，至此党的统战思想形成完整、稳定的理论框架，统一战线正式成为人民民主政权的重要政治支撑。

抗战结束初期，全国人民迫切期盼和平建国。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开启声势浩大的统战宣传工作。在重庆的40余天里，毛泽东广泛会见张澜、黄炎培、沈钧儒等民主党派领袖，走访工商界、文化界知名人士，坦诚阐述中共的和平民主建国主张。张澜与毛泽东彻夜长谈，认清了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真面目，坚定与中共站在一起，各民主党派逐步形成反独裁、争民主的统一立场。黄炎培在延安与毛泽东开展著名的“窑洞对”，探讨历史周期率，这段对话成为党外人士与共产党肝胆相照的历史见证，也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思想的生动缩影。

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承担起团结各界、瓦解反动阵营的使命。一方面，党在解放区巩固工农联盟，保护民族工商业，稳定城市中小生产者；另一方面，在国统区领导“第二条战线”，团结学生、工人、知识分子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

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立刻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民革、民盟、民建、民进等各民主党派相继发表声明，公开拥护共产党领导。中共地下党组织冒着风险护送民主人士离开香港，分批北上解放区，标志着各民主党派自觉接受中共领导、多党合作格局正式奠定。

统战工作同时深入军事战线，大量国民党爱国将领在统战感召下率部起义。傅作义驻守北平期间，中共地下工作者持续开展统战沟通，反复阐释和平解放、保护古城百姓的主张。傅作义最终下定决心放下武器，北平和平解放，数百万群众免于战火，古都建筑得以完整保存。新疆、云南、四川等地多名国民党将领相继起义，都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分化瓦解反动势力、团结爱国官兵的重大成果。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结出制度硕果。会场内，共产党员、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工人、农民、少数民族、华侨、工商界、文艺界代表济济一堂，共同商议建国方略，各界代表充分发表意见，充分彰显了大团结大联合的统战内核。此次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统一战线以国家制度形式固定下来。

这一阶段，统战思想完成体系定型，清晰界定统一战线内部结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爱国华侨、各族各界爱国人士；明确统一战线核心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确立政治协商、民主协商作为统战工作基本方法。相较于此前三个阶段，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再单纯服务于战争，而是兼顾革命斗争与政权建设，实现了统战工作从“革命同盟工具”向“国家治理制度支撑”的跨越。这套成熟完整的统战理论体系，不仅支撑新中国顺利诞生，也为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新时代统战思想的持续创新筑牢了根基。

回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四大阶段统战思想的演变，从弱小同盟到全民联合，从简单协作到制度定型，每一次思想迭代都紧扣时代主要矛盾，每一次理论创新都扎根真实群众实践。无数鲜活历史故事印证：唯有坚守大团结大联合，坚持党的领导，兼顾一致性与多样性，统一战线才能发挥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法宝作用。

百余年来，这套历经战火淬炼的统战思想持续传承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新时代不断丰富拓展。读懂革命年代统战思想演变的历史脉络，读懂背后团结各界、为民救国的鲜活故事，方能深刻把握统一战线法宝的初心本源，更好推动新时代统战工作画出最大同心圆，汇聚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合力。

（作者系宁波市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

作者：郭美星

文字编辑：付裕

新媒体编辑：臧文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