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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审计案例》2026年第5册
近日,《审计案例》发布一则医药贿赂案,A市公立医院和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经销使用情况专项审计调查项目中,发现该市G医院院长非法收受7家医疗器械供应商巨额贿赂,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调查发现,7家医疗器械供应商向A市公立医院销售医疗器械金额均大于500万元,却在注册成立后不久几乎只向G医院一家供货,7家供应商共承揽G医院医疗器械采购项目27个,涉及金额1.31亿元。
进一步调查发现,7家医疗器械供应商存在开具发票MAC地址相同、项目经理为同一人、同一职工先后流动参保、注册地址无实际经营痕迹等异常,并在G医院招标中串通投标。
此外,G医院部分采购项目招标文件设置的技术参数几乎与中标供应商的产品参数一致,部分采购项目的评标因素存在倾向性、排他性条款,而中标供应商正来自上述7家医疗器械供应商,“内外勾结”的特征明显。
审计人员分析认定,7家医疗器械供应商为同一团伙,通过转手交易将医疗器械销售给G医院赚取了巨额利润。此外,上述供应商能够连续中标,与G医院内部人员的配合密切相关,存在利益输送的重大嫌疑。
经过进一步银行流水核查,发现供应商管理人员的银行账户曾向G医院院长岳母的银行账户转入巨额资金,涉嫌为该院长收受的贿赂款。审计组按照规定将G医院院长涉嫌受贿的问题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处理。
2024年,A市审计局在开展该市公立医院和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经销使用情况专项审计调查项目中,重点关注医疗领域腐败等重大问题,充分利用大数据审计手段,揭示了该市G医院院长收受医疗器械供应商贿赂的违纪违法问题,有效发挥了审计反腐“利剑”作用。
审计组采集了A市公立医院2020年1月至2024年5月增值税发票数据,对A市公立医院医疗器械采购的总体规模、主要内容以及公立医院与供应商的依存关系进行分析,发现了一组异常数据:有7家医疗器械供应商向A市公立医院销售医疗器械金额均大于500万元,却几乎只向G医院一家供货,供货依存度极高。这一分析结果迅速引起了审计人员关注。审计组又针对这7家医疗器械供应商,采集了其增值税发票数据。通过分析发现,7家医疗器械供应商主要业务就在A市,其向G医院开具的销项发票金额,占开具销项发票总金额的比例均大于90%。
审计组成员分头开展工作:
一是数据分析小组在前期已采集增值税发票数据的基础上,又采集了其工商登记数据和社会保险参保数据。
首先,对增值税发票数据的分析发现,7家医疗器械供应商主要靠倒手医疗器械赚取差价牟利。例如,供应商承揽G医院小型机服务器项目,进项发票显示进货价为246万元,销项发票显示销售给G医院的价格为363万元,赚取差价117万元,毛利率高达32.2%。此外还发现,7家医疗器械供应商开具发票的电脑MAC地址相同,存在由同一主体实际控制的可能。
其次,对工商登记数据的分析发现,7家医疗器械供应商中,部分供应商注册电话、注册邮箱相同,股东交叉任职,存在关联关系。此外还发现,7家医疗器械供应商注册成立后不久,便开始向G医院供货。例如,其中一家医疗器械供应商在G医院发布某数据库安全采购项目招标公告前3天才成立,并最终中标。
最后,对社会保险参保数据的分析发现,7家医疗器械供应商社会保险参保人数均小于5人,与其经营规模严重不匹配。此外还发现,同一职工曾先后在不同供应商之间流动参保,表明7家医疗器械供应商关系异常紧密。
二是财务核查小组重点核查了7家医疗器械供应商承揽G医院采购项目情况。
首先,对项目规模的统计显示,7家医疗器械供应商共承揽G医院医疗器械采购项目27个,涉及金额1.31亿元。
其次,分析采购项目台账后发现,7家医疗器械供应商中的部分企业,多次参与同一项目的投标。例如,G医院病案存储系统扩容项目,参与投标的3家企业均来自这7家医疗器械供应商。此外还发现,上述7家医疗器械供应商中标G医院自行采购公开招标项目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为B招标有限公司,而该公司与7家医疗器械供应商存在股东交叉任职,在采购项目中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
最后,查阅采购项目档案资料后发现,7家医疗器械供应商存在串通投标的行为。例如,G医院虚拟化存储项目,7家医疗器械供应商中的部分企业参与了投标,其投标文件存在非正常一致。此外还发现,G医院部分采购项目招标文件设置的技术参数几乎与中标供应商的产品参数一致,部分采购项目的评标因素存在倾向性、排他性条款,而中标供应商正来自上述7家医疗器械供应商,“内外勾结”的特征明显。
三是现场核查小组根据数据分析小组和财务核查小组反馈的疑点线索,开展延伸调查工作。
首先,依据上述7家医疗器械供应商的工商登记注册地址逐一走访其经营场所,发现均无实际经营痕迹,部分注册地址为虚假地址,部分地址虽挂有企业标牌,却大门紧闭、无人办公。
其次,对医院采购项目经办人员询问后得知,7家医疗器械供应商中,有多家供应商的项目经理为同一人。
最后,对G医院引入B招标有限公司作为其采购代理机构的过程进行调查,发现在A市卫生健康部门统一遴选市属公立医院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的情况下,该医院院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增加B公司作为医院采购代理机构,此时B公司成立仅6个月。
审计组对上述多维分析结果进行综合研究后判定,7家医疗器械供应商为同一团伙,通过转手交易将医疗器械销售给G医院赚取了巨额利润,其实际经营能力与经营规模严重不符,存在串通投标等违法违规行为。此外,上述供应商能够连续中标,与G医院内部人员的配合密切相关,存在利益输送的重大嫌疑。
按照规定审批后,审计组调取了7家医疗器械供应商的银行账户流水,对交易时间、金额以及对手方名称等关键字段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导入数据库,发现7家医疗器械供应商在收到G医院采购款项后,将大部分利润转至其中一家企业以及供应商管理人员的银行账户。
同时,审计组调取了G医院员工名册,并利用婚姻登记、出生登记等数据构建员工亲属关系网络,建立员工亲属名册。通过将7家医疗器械供应商、供应商管理人员的银行账户流水中的交易对手方名称与G医院员工名册、亲属名册进行匹配,审计组发现供应商管理人员的银行账户曾向G医院院长岳母的银行账户转入巨额资金,并基本排除了G医院院长岳母与7家医疗器械供应商存在直接利益关系的可能。
审计组照规定,将G医院院长涉嫌受贿的问题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处理。面对完整的证据链条和协同调查的高压态势,G医院院长最终交代了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供应商承揽医院医疗器械采购项目提供帮助,非法收受巨额贿赂的问题。截至目前,纪检监察机关对该院长给予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处分,并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