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观新闻）

“这和我想象的道观生活不太一样啊！”

“地球是圆的，反正怎么走都能走回来的。”人类学硕士李闯决定裸辞，从国企编辑到武当山义工。

这段在道观里八个多月的生活，他断断续续写了好几年，其间下山回家，开小卖部，考博失利后重新高考，然后转行学医。他选择走一条少有人走的路。而这些离线生活，恰恰是他与生活共处的方式。

缘起

我曾在一家学术出版社做人类学编辑。

几年来，卓越的平台和一众优秀的同事让我有了一份活在文化圈的虚荣，并习惯于把客套当作别人对自己能力的肯定。编辑的生活没什么大起大落，每天无非与作者及各部门同事斗智斗勇，乏善可陈。难得有“孤勇者”鼓捣出点动静，项目却又往往无疾而终。

不知道从何时起，我开始胸闷、心慌，夜晚反复惊醒、失眠。一系列影像与实验室检查后，医生认为这是我焦虑症的躯体化表现。西药的副作用让我更加焦虑，中药和针灸的帮助却对抗不过工作瓶颈、租房难题和家人的适时“作妖”。这一切让我看不到生活的希望。

困到模糊却又反复惊醒，每天的午夜都让人崩溃。在无数个失眠的夜里我开始反思工作的意义：劳动没有给我带来“成就感”，刚刚30出头的自己甚至连“存在感”都已不再，如果按部就班地走下去，我似乎已经看到自己未来几十年的样子。

我不愿和现实妥协，但工资一半交房租、一半看病，不知道“文化人”的虚荣还能支撑自己走多远，也不知道这种看不见希望的生活意义何在。

“我年华虚度，空有一身疲倦。”

2019年的某天，在厌倦了这种自我欺骗后，我一拍脑袋就从工作了5年的单位裸辞了。

辞职后，我先靠耍赖和卖惨借住在亲戚家的平房里，并顺便开了个小卖部。本以为这种“隐于市”的状态可以让生活变得简单而轻松：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我从小就是在这样的胡同环境里长大的，回归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吧？

然而住进来不久我就被现实啪啪打脸。比如，平房隔音差，有人半夜12点在窗外打电话，有人凌晨2点在胡同里喊自家狗，天刚蒙蒙亮，扫街工人已经上岗，拖着扫把和便携式垃圾桶从胡同口一路走来，叫醒了整条胡同的居民。除此以外，微妙的邻里关系、紧张的公共空间、夏季横行的蚊虫老鼠和冬季如厕的不便……差不多每天都有意想不到的幺蛾子。

小卖部的经营也困难重重。一个人看店本就捉襟见肘，买菜做饭甚至上厕所都要插空进行，难得有生意，还要和顾客斗智斗勇：东西卖贵了大家不乐意，卖便宜了呢大家又觉得是假货。有人为了5毛钱可以和我周旋半小时，有人买3块钱的可乐还得赊账1块、分期付款。我一边应付顾客，一边哄着熊孩子们不要撕我门口的海报，一不留神，柜台上的打火机就少了两个……

我把这些故事记录并发表于媒体，却引来众多网友的羡慕。他们觉得我“把自己作为方法”，以实际行动对抗资本带来的职场内卷。这让我哭笑不得，心想：离开了职场，生活也还是一团糟啊！

有天我和朋友吐槽自己的日常，没想到她却说：来武当山吧！

“在武当山做义工，每天的生活就是在扫完地、喂完猫之后，听道长吹吹笛子，自己看看云彩、发发呆，反正今天也不能提前扫明天的地嘛。”

她描述的道观生活悠闲又智慧，让我羡慕不已。

特别是“武当山”三个字，让琐碎的日常小事都散发出缕缕仙气。我开始想象着，在某个隐藏于清幽群山中的古老道场，道长在树下练剑、弹琴，或三五人聚在一起品茶、下棋，不染凡俗，逍遥自在。

这算是一种逃避吗？我说不清。尽管彼时的我确实有种无路可逃的无奈，但武当之行于我而言更多的是好奇：修行者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他们和我们共处世间、各安一方，还是索性生活在另一个平行时空？

作为一个人类学专业的学生，“田野调查”是刻在DNA里的学术直觉，想要“了解那里”，首先要“在那里”，因为文化是活的，是人和人互动的产物。

也许最终我们仍不敢说自己真的理解了某个群体或某种文化现象，但参与其中并获得的生活体验至少能让我们的阐释不是一厢情愿的自说自话。

于是我决定去武当山一探究竟。

我在微博上查到了武当山紫霄宫发布的义工招募启事和联系方式。招募启事中写着：会乐器、能做木工活、懂画画或者武术、了解中医药、会新媒体运营和研发文创者优先录取。但如果住在山中的道观里还要每天操心微信公众号的涨粉，那自己当初何必裸辞呢？所以，在加上武当山紫霄宫负责人的QQ并收到报名表之后，学历、专业、职业技能等等我一律没填——我想看看“一无是处”的人能不能在道观做义工。

我没有查文献、找资料，因为不想把这次的寻访之旅变成一次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学调查。报名成功后，我就背上行李出发了。

原标题：《人类学硕士决定裸辞，到武当山做义工》

栏目主编：陆梅、李凌俊 文字编辑：袁欢

来源：作者：李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