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本报记者 许晨星 通讯员 宋红军 刘  林

　　语文教育如何跳出“教师厌教、学生厌学”的怪圈，让课堂回归母语的本真？在广西，民盟盟员、桂林师范学院教授邓玲用近40年的坚守，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这不是写在纸上的空想，而是从教学一线长出来的“中学语文五程序单元教学模式”——它从桂林的教研室出发，先后斩获广西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特等奖、国家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为基础教育语文教学改革打造了可复制、可操作的实践样本。

　　邓玲的办公桌上，至今还压着一张1981年的中学语文课本扉页——那是她教学生涯的起点。1981年大学毕业后，她在中学语文讲台深耕十年，粉笔灰染白了鬓角，也攒下了最鲜活的课堂实践经验。

　　1993年，邓玲调入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现为桂林师范学院）后，身份从中学老师变成高校教师，她却有时感到困惑：高校的“天”和中小学的“地”之间，好像缺了一架梯子。“这导致理论在那头飘，实践在这头忙，谁也够不着谁。”

　　转机出现在2014年，广西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委托重点课题立项，给了邓玲一把“开山斧”。次年，依托国家课程教学改革，她组建起以桂林市18名中学语文教师为核心的科研团队，开启“理论·实践”交互生成的探索之路。谁也没想到，这支当初只有18人的队伍，像滚雪球一样壮大：十余年间已完成三次梯队扩容，成员遍布八桂大地超百人，更“孵”出了6位特级教师、中学正高级教师——这群人，硬是把教研做成了“教师成长的加速器”。

　　在课堂实践中，邓玲发现语文课常陷在一个怪圈里：台上老师讲得唇干舌燥，台下学生听得昏昏欲睡，“厌教”“厌学”时有发生。后来，在专家的点拨下，邓玲和团队把准了脉——就是要“守正创新”，其中守正，就是守住祖国语言文字的根；创新，是让课堂重新长出让学生愿学、能学的枝丫。

　　于是，邓玲和团队成员扎进6所实验校的教室里“磨课”：18位核心成员以校为单位分工，每周雷打不动聚在一起，从备课到课后复盘，把每个环节拆碎了磨、磨透了再试。一个单元的教学设计，光研讨记录就攒了几十万字。四年下来，他们蹚出一条“课型淬炼、验证优化、反思交流、总结提升”的科研路子，把新课标的要求，一点点嵌进每一节寻常课里。

　　等到“中学语文五程序单元教学模式”正式定型，连课堂节奏都透着巧思：启始课先钩住学生的好奇心，阅读课分精读、略读、拓展三层“爬楼梯”，再到作文课练笔、活动课把语文搬到大街小巷、总结课让学生自己捋收获——不再是老师拽着学生跑，而是学生顺着阶梯，主动往语文深处走。

　　团队的年轻老师都记得，邓玲的教案本永远比别人的厚——旁边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连哪个环节该留几分钟给学生讨论都标得清清楚楚。她总说：“好的教学模式不是捆住老师的绳子，是帮他们站稳讲台的梯子。”十余年里，她带着老师们把教研感悟一篇篇写成论文、编成教案集，50多篇发表在核心期刊，不少当初的普通教师，现在已经成了广西语文教学的骨干。

　　作为1994年就入盟的老盟员，邓玲的课堂从来不只在城里。民盟“农村教育烛光行动”到哪里，她的公益课堂就开到哪里。有一次在边境县送教，课后有个年轻村小老师追着她走了两里路，就问“怎么才能让山里的孩子也敢开口说普通话”。她当场把带来的所有资料塞给对方，临走前还加了微信：“以后上课遇到问题，随时给我发消息。”

　　去年冬天在桂林一所实证学校听课，70岁的邓玲搬着小凳子坐在教室最后一排，手里还攥着笔记本。下课铃响，有学生凑过来问：“老师，下周的活动课我们能不能演《桃花源记》？”她笑着点头，转头对身边的年轻老师说：“学生愿意用语文了，咱们的工夫就没白费。”

　　近四十年过去，邓玲还是那句话：“教育无需过多标新立异，把认定的教育常识坚持做下去，便是最珍贵的初心。”

　　如今这个从广西走出来的教学模式，已经推广到了全国多个省、市的课堂上。但邓玲最在意的，从来不是多少奖项、多大名气——就像她常说的：“语文教育的根，本来就在课堂里、在孩子的话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