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记者 李迅典 刘雅婷 环球时报驻柬埔寨特约记者 董开映】编者的话：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陆续在海外多地热映，伴随这份动人温情持续发热，深藏于海内外华侨博物馆中的岁月往事也再度走入大众视野。本期《环球时报》周六深一度聚焦东南亚篇章，以海内外侨馆的馆藏器物为叙事原点，由笔墨书香中牵起一段漂泊往事，于细微处见证东南亚华侨华人跨越山海的故土牵挂，道尽根植心底、从未褪色的家国深情。

一纸1939年侨批里的“苦难自担”

在广东汕头侨批文物馆的万千馆藏中，每一封泛黄的银信，都是一位海外游子的人生缩影，也是一段山海相隔的家国往事。它们有的纸面光洁、墨迹规整，出自身家殷实的南洋侨商之手；有的纸页褶皱、笔墨仓促，字里行间满是底层劳工谋生的窘迫。在这其中，一封1939年由旅泰普通华侨寄妻的3页毛笔侨批，总让前来观展的游客驻足良久，它没有豪商巨贾的慷慨捐资记录，没有振臂救国的激昂宣言，有的只是绝境之中的苦难自担、温情予家。

“如果要从数万件馆藏侨批里，挑选一件最能代表普通潮汕华侨家国情怀、最具故事张力的文物，一定是这封1939年旅泰华侨寄妻侨批。”汕头侨批文物馆的工作人员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封侨批写于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寄往广东汕头，书写人是一名在暹罗，也就是今天的泰国讨生活的普通潮汕劳工。它的留存本身就藏着一段乱世求生的往事。”工作人员继续说道：“1939年国际局势动荡，南洋各地深受波及，泰国营商、务工环境急剧恶化，无数底层华侨谋生举步维艰。很多同赴南洋的同乡断了收入便断了银信往来，可这位华侨哪怕日日为生计发愁，依旧按月坚持给家中寄去侨批与汇款，这封书信便是他在生存夹缝里写给妻儿的家书。”

记者通过照片看到，侨批原文开篇写着“荆妻弟妇儿侄收知……国际风云波及泰国，在我现今谋利格外艰难”。工作人员馆员对记者说道：“这句话表明了他毫不避讳写明当下绝境，紧接着又写下‘逐月所寄，俱是在维持设法中，勿误认是丰裕之筹拨也’（我每月寄钱，都是想尽办法的，不要误以我发达富裕了），这是整封侨批最戳动人的地方，也是它区别于所有馆藏侨批的独特之处。”

不同于大量富商侨批里从容宽裕的行文，这是一封底层苦力的家书，没有稳定收入，没有安稳营生，战火封锁、时局动荡随时可能击碎谋生的饭碗。可哪怕日子走到山穷水尽，这位华侨始终恪守一个潮汕人刻在骨子里的习惯：虽然他坦然告知家乡亲人自己谋生艰难，却将对家人的关照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从不堆砌苦楚、渲染绝望，将异国他乡忍饥挨饿、昼夜奔波的辛酸全部独自吞下。

工作人员感慨道：“我们常年深耕侨批史料研究，见过太多侨批。富裕侨商寄银动辄数百元，行文从容舒展；可像他这样收入微薄、身处绝境，却从未拖欠过家中银信的底层劳工侨批，才最有直击人心的力量。这封信里藏着一份朴素又伟大的重量：钱少情重。每一笔寄回汕头的汇款，都不是富余之余的施舍，而是他一分一毫从生计里硬挤出来的活命钱，是拿汗水、甚至性命换回来的牵挂。”

逐字品读侨批原文，字里行间没有华丽辞藻，全是细碎、滚烫的牵挂。当记者问及这位华侨书信中最念念不忘、反复叮嘱的内容时，工作人员说，信中说，“壹佰元到时接收后，‘则备香纸一付，命同麟儿携往先母灵前，代余诉其不孝之罪’。这就是整封信中最让我们研究团队动容的，藏在字里行间极致的孝心。信中特意郑重嘱托家中妻儿：身在万里之外的暹罗，无法回乡为逝去的母亲祭扫，是他心中最大的愧疚。哪怕自己在海外日日拮据、谋生艰难，凑出汇款之后，第一件事便是叮嘱家人分出钱款购置香烛纸钱，让长子代为前往母亲灵前祭拜，替自己诉说不能尽孝的遗憾。在他心中，孝道远比自己异国的温饱更加重要。”

侨批三页连贯的行文，从家事叮嘱到祭祖嘱托，再到对族中亲友的惦念，寥寥数百字，道尽一位潮汕华侨刻入血脉的处世底色。工作人员补充道：“这是近代潮汕侨胞共通的特质，宁苦自己，不负亲人。”

“但如果你以为侨批只关乎养家糊口，就把它看窄了。”工作人员话锋一转，“侨批的价值早已超越家书与汇兑本身，是近代中国风雨飘摇之际的‘抗日输血线’。”侨汇是当时重要的外汇来源，买药品、捐飞机、赈难民，无数救国款项正是通过这薄薄的信封汇回祖国。潮汕华侨天然信奉一个道理：有国才有家，国亡家必破。从养一家到救一国，正是侨批所承载的最深沉的民族担当。

一个旧书橱，一代华侨心

在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的教育专题展区里，一个深褐色旧书橱静静地矗立着。木框边角有些磨损，柜身漆色斑驳，两扇玻璃门中间挂着一把小锁。透过玻璃望进去，几层隔板上摆着旧课本、儿童读物和练习本。一本红色封面的《初等小学读本》格外醒目，边角破损。旁边还有《看图识字》《华语》等教材，带着旧日课堂的朴素气息。

柜门上的展签写着“书橱”，捐赠来源为“坤成幼儿园”。据介绍，坤成幼儿园创设于1915年9月，是马来西亚少数超过百年的幼儿园之一，隶属于1908年创校的坤成中学。创校之初，正值女子教育改革初期，创办人深感启蒙教育与女子教育的重要，排除万难创立坤成女校，并于7年后设立附属幼儿园，开创本地华社重视幼教之先河。

那时的南洋华社在异乡谋生立足，办学并不容易。经费、校舍、师资、教材，都要靠华社一点一滴筹措。老一辈华人早已意识到，教育不是可有可无的事，华文教育更关系到后代能否记住语言、文化和自己的来处。

书橱旁的展墙上，“把根留住，维护华教”的主题标语格外醒目。华教历史展板上的文字，也记录了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历史变迁。1961年，马来西亚教育法令实施后，许多华文中学面临改制选择。上世纪70年代，华社又推动华文独立中学复兴运动，继续为华文教育争取空间。今天，马来西亚被认为是除中国以外，唯一拥有完整的小学、中学、大专华文教育体系的国家。

展区一旁，还能看到南洋侨领陈嘉庚先生的铜像。在南洋华文教育史上，陈嘉庚是绕不开的名字。他一生重视教育，既在中国创办集美学校、厦门大学，也在南洋积极推动华文学校建设。20世纪初，许多华侨子弟在当地读完小学后，往往缺乏继续接受华文教育的机会。陈嘉庚深感“兴学”之急，认为教育不仅关系个人前途，更关系民族文化能否延续。此外，陈嘉庚眼见当时华侨社会中的一些富豪子女接受英文教育，对于祖国感情淡薄，竟然不认同中国，“痛感南洋侨生之缺乏教育，数典忘祖，辗转而沦为土人，教育上之需要更迫切于祖国也。”陈嘉庚认为，“世界任其如何变动，我国固有文化精神，万不能残缺。”“祖国当局，无论走哪条路，亦须保留我国文化，乃能维持民族精神。”1919年，陈嘉庚创建东南亚第一所华文学校——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使华人子弟有了继续接受华文中等教育的机会。

54岁的吴女士在展柜前驻足良久。看着书橱里的旧教材，她想起自己的求学年代。“那时候读书不容易，老一辈华人坚持把华语传下来，不只是为了让我们有书读，更是为了让我们记住自己的根，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她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老一辈人把这份对祖籍国的眷恋，悄悄藏在了一册册的教科书里，藏进一代代人坚持办学、护教的行动中。“今天孩子们能读华文、说华语，是前辈们用很多心血坚守下来的。”吴女士说，教育的力量，正是这样润物细无声，也让更多年轻人继续珍惜并传承华文。

今天，这个由坤成幼儿园捐赠的旧书橱，已不再只是存放书本的家具，它成为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中一段华教记忆的历史见证。旧书橱里的课本，记录的是孩子初识汉字的声音；斑驳的木柜，留下的是华社办学护教的身影。它告诉人们，真正的家国情怀，有时并不喧哗，可能就从一间教室、一册旧书、一只书橱开始，并在孩子第一次开口朗读华语时，悄然生根。

手写刊物里的赤子之心

位于菲律宾马尼拉王城区的菲华历史博物馆内，一幅题为《抗日救亡赤子心》的手写文献静静陈列在展墙上。纸页已经泛黄，中间嵌着一张黑白合影，照片中的人物神情肃穆。照片四周，是竖排手写文字，字迹娟秀，行距紧密。右侧“抗日救亡赤子心”几个大字格外醒目，笔力清晰。它没有正式报刊的精美排版，也没有醒目的装帧设计，这是一份由亲历者一笔一画留下的历史记录。正是这种朴素的手写痕迹，让人更直接地透过玻璃展柜看到那个年代菲律宾华侨的心声：祖籍国有难，他们没有置身事外，而是以文字、募捐、组织动员和实际行动，表达身在海外仍心系中华的情感。

另一侧展柜上方的展签写着：“血干团和牧羊社抗日战争时的地下刊物。”玻璃下，一份手写刊物摊开陈列，左页大字题名为《队讯》，四周密密麻麻写满文字。右页是一张“个人成绩表”，以表格形式记录各队人员、经费和工作情况。纸页上还可见“对外秘密”等字样，显示其并非公开发行材料，而是用于内部传阅和组织联络的地下文件。

菲华历史博物馆所在的华裔文化传统中心于1999年1月19日对外开放，长期保存和展示菲律宾华人的历史、文化与社会贡献。在馆内“日本占领时期”相关展陈中，菲律宾华侨支援祖籍国的历史被放在重要位置。据菲华历史博物馆官网资料，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菲律宾华人社会同情并支持中国抗战，整个华社被动员起来，援助中国、抵制日货，各侨团组织一致支持中国反抗日本侵略。在祖国生死存亡的关头，广大旅菲侨胞同仇敌忾，与海内外炎黄子孙一道，大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和牺牲、为中国的抗战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对当时的菲律宾华侨来说，祖籍国的危难并不是遥远的消息。商会、学校、社团、青年组织和普通侨民都参与其中。有人捐款捐物，有人宣传动员，有人组织联络，也有人通过刊物传递消息。菲律宾大学《亚洲研究》相关研究表示，上世纪30年代中期，菲律宾华侨社会已积极投入支援中国抗战的活动，相关社团承担募捐、宣传、训练和志愿服务等工作，并形成“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动员氛围。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939年至1941年期间，菲律宾华侨仅汇缴祖籍国常月捐一项就达70万比索（当时1比索约合0.5美元），平均每人每月5比索。抗战前3年，菲华共汇缴祖籍国各种捐款1100余万比索。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菲律宾。面对残暴的日本侵略军，旅菲侨胞拿起武器与菲律宾人民并肩作战。同时，相关研究记载，侨胞们自发组织的菲律宾华侨战时血干团、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菲律宾华侨抗日锄奸义勇军等抗日团体在日占时期开展情报、宣传、组织和支援工作。这些团体的存在，说明菲律宾华侨对祖籍国的支持并不只停留在情感层面，而是通过组织体系和实际行动持续推进。

这些手写材料，也让“赤子心”三个字有了更具体的内容。有人把工作和经费写进表格，有人把消息写进内部通讯，有人把合影和经历整理成文献保存下来。那些字迹看似安静，却记录着海外华侨在特殊年代里的选择：远隔重洋，并没有削弱他们对祖籍国命运的关切；身在异乡，也没有阻断他们参与民族救亡的行动。

如今，纸页已经泛黄，但标题中的“赤子心”依然清晰。站在展品前，人们看到的不只是旧照片、旧刊物和旧表格，更是一代菲律宾华侨在祖籍国危难时刻作出的选择：虽远隔重洋，仍心系中华；虽身在异乡，仍愿为祖籍国尽一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