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美国副总统J.D.万斯最近出版新书《共融：寻回信仰之路》（Communion: Finding My Way Back to Faith，下文简称《共融》），引发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1]长期以来，万斯被视为特朗普最可能的政治继承者，尽管其多次拒绝透露参选意向，但是本书的出版，无疑向外界释放了其竞选总统的政治野心。

通常，在当代美国政治惯例中，政治人物若有意问鼎关键职位（参议员、总统），出版自传是一项标准化的前奏套路。这项惯例由卡特1976年《为何不是最好的》（Why Not the Best?）得以确立。近年来，从奥巴马到拜登，再到哈里斯，一部政治回忆录往往就是一张通往白宫的路线图。2006年，奥巴马推出《无畏的希望》（The Audacity of Hope），将混血身份与社区组织经历淬炼成“变革”的旗帜，为2008年历史性胜利铺平道路；2007年，拜登出版《信守承诺》（Promises To Keep），用克服口吃与丧妻之痛的家族叙事，塑造出悲悯长者的可靠形象，为后来的总统征途积蓄资本；2019年，哈里斯发表《我们坚守的真理》（The Truths We Hold），以移民之女升任检察官的轨迹，标注进步主义守护者的立场，为2020年跃升副总统乃至未来问鼎白宫埋下伏笔。如今，万斯新书《共融》的问世，正遵循着同样的政治逻辑。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彼得·伯克（Peter Burke）的著名史学作品《制造路易十四》（The Fabrication of Louis XIV）。所谓“制造路易十四”，在伯克的语境中不是凭空“编造”一个国王，而是指通过宫廷文化、艺术、回忆录、仪式、建筑和宣传，将肉体凡胎的路易十四塑造成伟大的“太阳王”公共形象。[2]

如果借用伯克的框架来看《共融》，那么关注点就不是万斯叙事本身的真伪，而是万斯力图在选民面前将自己塑造成什么样的形象。尽管自由派媒体大多批评万斯在《共融》中并没有展示全部真相，但这恐怕是对政治人物自传的一种过度苛求。[3]万斯的这本自传，显然是在通过讲述人生故事，展现自身政治理念的起源，从而增强其政治许诺的真实感。尤其是在特朗普“结束战争”的许诺屡屡落空之时，共和党选民对政客政治投机的容忍已降至冰点。此刻，万斯需要的不是一个更聪明的政策清单，而是一个让选民相信“我不会背叛你们”的人格锚点，而字里行间充满真挚情感的《共融》，正是他为此打造的书面证明。

万斯的自我定位：否定之否定的涅槃重生

万斯的新书《共融》，在很大程度上可被视为2016年《乡下人的悲歌》的精神续作与重新诠释，后者聚焦于“逃离”，讲述的是一个年轻人挣脱贫困社区、跻身美国精英阶层的历程，而前者聚焦的则是“逃离”后的失落与再度“回归”。其个人叙事遵循一条清晰的否定之否定轨迹：童年时期，他是新教福音派的虔诚信徒，在攀爬精英阶梯的过程中，他逐渐疏离乃至放弃了这份信仰。如今，他在历经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后，对这份成功产生了深刻反思，最终又重新寻回信仰，完成了精神意义上的涅槃重生。如果借用中国古典文学的意象，这种叙事颇有“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意味，而置于万斯信仰的基督教传统之中，它则更接近一种典型的皈依叙事。

这种皈依叙事具有悠久的思想传统。自奥古斯丁《忏悔录》以来，西方基督教自传文学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叙事模式：主体首先经历对世俗生活的沉迷与迷失，在反思自身有限性的过程中重新发现信仰，最终通过皈依实现人格更新与精神重生。万斯在书中写道：“我拿到了声名显赫的联邦法官助理职位，一家顶级国际律所的录用通知，一张精英法学院的文凭。精英体制曾让我的心神执着于粗俗而肤浅的东西——学历、事业和金钱。这些东西也许不可或缺，但它们永远无法构成真正美好生活的基石。”这段自白呈现出鲜明的奥古斯丁忏悔录色彩，从迷失到醒悟、从骄傲到谦卑、从世俗追逐到信仰回归，正是基督教徒自我反思的标准叙事模板。而万斯在《共融》中，也指出了奥古斯丁对其思想形成的巨大影响。

此外，万斯在《共融》中采用了典型的基督教奇迹叙事手法，即通过讲述个人生命中的超自然事件，将其诠释为神意介入的证据，从而赋予其皈依经历以宗教合法性。这种叙事传统可追溯至《圣经》：例如，《旧约》中摩西穿越红海（《出埃及记》14章），以及《新约》中耶稣平息风浪、医治病人（《约翰福音》11章）等，都通过神迹彰显上帝的主动介入。与这一传统相呼应，万斯在书中穿插了自己童年时期一次汽车失控、险些丧命却最终安然无恙的经历，并将其理解为神意保守的见证。他写道：“即便后来在我做一个强硬的、高声的无神论者的岁月里，这件事也一直别扭地搁在我脑海深处。它似乎就是专门放在那里让我烦躁，为了挑战我对宇宙定律的确信。”这一经历因此不仅成为其个人记忆，更成为后来信仰回归叙事中的关键节点，为其皈依提供了具有亲身体验色彩的经验证据。

而在描述精英阶段的疏离感之时，万斯对美国精英阶层进行了尖锐批判，展现出强烈的反建制的色彩。首先，他批判美国文化精英对基督教信仰的轻蔑与边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德性危机。在他看来，以耶鲁大学为代表的精英机构虽然并未公开敌视宗教，却普遍将基督教视为一种“古怪的迷信”，是“心智不成熟”的体现，默认无神论才是受教育者和理性人的归宿。万斯断言，“西方大学的议程，就是制造世俗主义者”。美国精英阶层对基督教信仰的轻蔑态度，在万斯看来并非真正的理性，而是一种披着理性外衣的文化傲慢。更重要的是，这种傲慢最终导致了精英阶层的德性危机。万斯认为，美国精英虽然在世俗意义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却难以回答“如何成为一个有德性的人”这一根本问题，因此其精神世界始终处于空洞与失序之中。正如他所言：“我觉得，被我年轻时抛弃的基督教，比美国精英体制的那套逻辑，能更好地回答‘如何做一个有德性之人’这个问题。”因此，对万斯而言，重新皈依基督教不仅意味着宗教信仰的回归，更意味着重新确立一种能够塑造德性、赋予人生意义的道德秩序。

第二，万斯批评美国精英已经与普通民众形成了深刻的文化断裂。他借友人的说法指出，美国正在经历一场“精英对群众的文化战争”，而宗教正是冲突的核心议题之一。万斯特意援引并批判了畅销书《堪萨斯州到底怎么了？》的核心论点：该书认为美国腹地信教的工人阶层是在“投票反对自己的经济利益”，被社会议题牵着鼻子走。万斯认为，这种社会学解释体现的是一种典型的精英主义视角，它预设普通选民缺乏理性，只是被文化议题所操纵。相反，他强调，社会议题之所以具有如此重要的政治意义，正是因为自由派在堕胎、宗教、家庭等问题上的立场不断迫使宗教群体作出政治选择。因此，美国政治并非经济利益与文化议题的简单对立，而是不同价值共同体之间关于生活方式和道德秩序的竞争。

第三，万斯将批判矛头进一步指向民主党主导的建制政治及其技术官僚治理模式。他认为，美国精英越来越相信社会问题能够依靠专家知识、科学管理和行政规制加以解决，却忽视了共同体、信仰和道德传统的重要性。疫情期间的治理经验在他看来正是这种倾向的集中体现：专家意见逐渐演变为一种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统，公共规则带有近乎宗教戒律的强制性色彩，而不同意见则容易被视为异端。万斯写道，“那种毫无恩慈、狂热执行社会规条的劲头，其严酷程度，丝毫不逊于我见识过的任何一种宗教专制。二十一世纪世俗美国的主流正统观念，越来越像一门剔除了上帝部分的宗教。”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万斯的这一批判与美国著名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家沃格林（Eric Voegelin）关于现代性的批判存在思想呼应。沃格林认为，现代政治意识形态试图以人类理性取代宗教信仰，将原本属于超越世界的救赎与圆满“内在化”（immanentization）于历史进程之中，进而相信借助政治和行政力量即可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秩序。这种将终极真理寄托于世俗政治的倾向，被他概括为一种具有诺斯替主义（Gnosticism）特征的现代政治冲动。[4]虽然万斯并未直接援引沃格林的理论，但他对民主党技术官僚治理模式的批判，与沃格林在问题意识与逻辑进路上具有明显的相似性。

最后，万斯进一步抨击当代政治精英普遍存在的建制思维与政治怯懦。在他看来，当今西方政治并非缺乏资源或能力，而是缺乏直面现实、突破政治正确的勇气。在书中，万斯以慕尼黑安全会议为例指出，这类国际精英论坛看似汇聚了世界领袖，实际上却与耶鲁大学等高校机构一样，充斥着自我审查与思想管制：“你不能说的话，其清单长度，是你能说的话的一百倍。”在人们不断重复“舒服的谎言”、回避“不舒服的真相”的氛围中，真正的政治判断逐渐让位于建制共识，最终难以作出明智决策。与此同时，万斯并未完全接受保守派内部关于“全球主义阴谋”的解释。他承认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国际精英网络确实与普通民众存在明显脱节，但他认为，这些政治精英并非无所不能的“邪恶天才”，真正的问题恰恰在于他们的平庸、无能与自我审查。甚至对于梵蒂冈，万斯的批评也并非针对其具体立场，而是认为这一原本拥有全球道德权威的宗教机构，在移民等重大公共议题上因过度追求政治正确和避免争议，最终陷入了“什么也没有说”的尴尬。

总之，在《共融》中，万斯将自己塑造为一位突破自由主义精英意识形态束缚、重新回归信仰与共同体的公共人物。他自诩为普通美国民众价值观的代言者和基督教传统的守护者，主张以宗教信仰、家庭伦理和地方共同体重新奠定美国公共生活的道德基础，从而纠正建制精英长期以来的文化傲慢与政治失能。

第三条道路：万斯的美国梦想象

与特朗普主要以政治交易和个人化政治动员为特征、意识形态定位相对模糊不同，万斯明确将自己塑造为后自由主义右翼（post-liberal right）的思想与政治代表。[5]在思想渊源上，他显然受到后自由主义思想家帕特里克·迪尼恩（Patrick Deneen）和保守主义理论家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的深刻影响，并已经为西方主流媒体所特别关注。迪尼恩作为当代后自由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提出以“公共利益保守主义”（common-good conservatism）取代冷战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主张摒弃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支持加强工会、限制企业垄断、收紧移民等“亲工人”经济政策。与此同时，他在社会文化议题上坚持传统主义立场，反对同性婚姻、批判种族理论以及围绕性别、种族和性取向的进步主义政治，并主张以国家力量维护传统家庭和社会秩序。[6]

相比之下，布坎南则为万斯提供了更具文化保守主义色彩的思想资源。布坎南长期认为，美国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的文化基础已被世俗自由主义所侵蚀。美国的世俗左翼运动拥有“自己的一套惩罚异端、监管正统的方法”，正在通过执迷于所谓的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环境危害、推行社会主义、审查言论、教导美国年轻人鄙视自己的历史，来强加其价值观，这场文化革命的核心目标在于重塑美国社会的价值体系。[7]

正是在这一思想谱系下，万斯在《共融》等著述中展现出的政治愿景与重建方案，与其说是特朗普主义（Trumpism）的延续，不如说更接近于布坎南和迪尼恩所代表的后自由主义右翼传统。而这种后自由主义，与美国建制保守主义长期主张的自由经济理念并不相同，甚至彼此龃龉。[8]

在《共融》中，万斯多次表示，自由主义所强调的个人自主、市场至上和价值中立已经无法回应美国社会所面临的家庭瓦解、共同体衰落、宗教式微等危机。他写道，“有件事我想讲清楚：我不是单在批评政治左派。我们每个人，各以自己的古怪方式，都犯了抛弃我们文明之基督教遗产的罪。共和党人太情愿崇拜市场，想当然地以为自由商业交易必导向良善。民主党人又太情愿自我膜拜，想当然地以为一切奉自我发现之名而行的事都是良善。”因此，美国需要寻找一条介于建制共和党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与建制民主党进步自由主义之间，即以天主教社会训导为规范基础，将基督教文明、家庭共同体、国家利益与产业保护结合的“第三条道路”。由此出发，其政治主张大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以广义基督教文明作为美国的道德基础，着眼于公民德性的再造。万斯在书中反复解释，自己最终选择皈依天主教，并非因为某一教义更加正确，而是因为天主教能够提供一套完整理解社会和政治的伦理框架。他特别强调，天主教“试图理解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承诺，不只是归属自由主义假定的孤立个体，也归属配偶、父母、企业领袖、政治领袖”。而这种具有社群主义色彩的伦理框架，与他对美国精英德性缺失的反思产生了“深深共鸣”。[9]而“天主教内的等级意识与权威感”，则同样吸引着万斯。面对圣经与丰饶的基督教传统，他将教会背后数千年传统的支撑、演进教义的严谨程序视作一种根深蒂固的益处，而非负担。相比于他童年时所经历的那些过度依赖魅力型牧师、常因一桩丑闻或一次搬迁就濒临瓦解的独立教会，天主教作为一种超越任何特定神父的制度，虽有其固有缺陷，却因其持久性和抗脆弱性而令人信赖。这种观点，则与埃德蒙·伯克强调历史延续性的保守主义主张又形成了呼应。[10]

然而，尽管万斯本人是天主教徒，但他始终坚持一种更广义的基督教包容立场。万斯在书中引用了圣奥古斯丁关于《创世纪》的一段沉思：

对于那些隐晦难明、远超我们视野之事，即便我们在圣经中也看到相关的论述，有时可能会容许不同的解释，而不损害我们所领受的信仰。在此情形下，我们不应贸然冲撞，固守一端，以致若真理的进一步探索公正地动摇了这一立场，我们自己也随之跌倒。那样做，就不是在为圣经的教导而战，而是在为我们自己的意思而战，希望圣经的教导符合我们的意思，而我们本该希望自己的意思符合圣经的教导。

因此，在万斯的政治理想中，基督教首先不是一套等待个人依据理性证据加以接受或拒绝的信仰命题，而是一种塑造个人德性、社会关系与政治共同体的生活实践。因此，相较于教义本身的争议，他更加关注基督教作为一种文明传统所承载的伦理秩序与社会价值。在万斯看来，基督教不仅关乎个人灵魂的得救，更承担着重建美国社会共同体、恢复公共德性与塑造国家认同的政治功能。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万斯所认同的基督教更接近于一种社会意义上的基督教，它并不局限于某一具体宗派，而是广泛吸收天主教社会训导、福音派传统以及古典基督教思想中的共同资源，将基督教理解为维系家庭、地方共同体和国家公共生活的重要道德基础。而这与万斯推崇的后自由主义思想家帕特里克·迪尼恩“基督教首先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私人信仰”的观点完全一致。[11]

第二，以亨廷顿所提出的“美国信念”（American Creed）[12]与“文明冲突”[13]范式为基础，维护美国基督教文明的主体地位，强调美国文明的历史延续性。尽管万斯并不主张建立神权国家，也明确表示“不是基督徒也可以成为美国人”，但他坚持认为，基督教构成了美国政治共同体最深层的文明基础。“基督教是美国的信经，是从独立战争到内战乃至今日我们共同的道德语言。”在万斯看来，美国关于自然权利、宗教自由、个人良知以及共同体责任等核心政治理念，并非产生于抽象的自由主义原则，而是深深植根于盎格鲁—新教传统及其所代表的基督教文明。因此，他在《共融》中坦言：“我最惧怕的不是死亡，而是我们继承了一个伟大的文明，却正一点一点坐视它衰败崩坏。”这种文明危机意识，使万斯高度关注美国主导文明的延续及其文化传承。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代美国进步主义者更倾向于将美国理解为一个建立在宪法原则、民主价值和多元文化基础上的政治共同体，而非以特定宗教或文明传统界定其国家认同。在自由主义视角下，美国的合法性主要来源于宪法、个人权利和平等公民身份，而不是共同的宗教文化遗产。国家应当在不同宗教、文化和生活方式之间保持中立，并通过包容性的公民身份不断重塑国家认同。相较而言，万斯则认为，若美国脱离了基督教文明这一历史根基，其自由、民主和共和制度也将失去赖以维系的道德基础，因此维护美国的国家认同，不仅意味着捍卫宪法制度，更意味着维护其作为西方基督教文明组成部分的历史连续性。显然，围绕“美国究竟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进步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已经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

第三，在社会议题上坚持传统保守主义立场。万斯将家庭视为社会秩序最基本的制度，认为美国20世纪中后期以降的人口下降、婚姻瓦解、色情泛滥以及共同体衰落，都与基督教文化的退却与进步主义思潮的流行密切相关。[14]他高度重视家庭伦理、生育、婚姻和儿童教育，反对激进身份政治和过度个人主义，并强调政治的首要目标应当是保护家庭和共同体，而非无限扩张个人自主权。万斯在《共融》中以以色列作为对照案例，认为宗教信仰与家庭稳定及人口延续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并指出：“一个国家越有信仰，家庭建设就越好。……我们抛弃基督教文化，与我们集体生存意愿的显见衰败，是同步发生的。”在他看来，西方社会面临的人口危机和家庭解体，并非如自由派所言，只是单纯的经济或制度问题，而首先是一场由世俗化和文化自由主义所引发的文明危机。

第四，在经济上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主张以共同善为导向的国家干预经济。与共和党长期奉行的自由市场保守主义不同，万斯认为，市场并不能自动产生公共善。全球化、自由贸易和产业外包虽然提升了经济效率，却导致制造业空心化、工人阶层衰落、地方共同体解体以及家庭稳定性的削弱。因此，他主张国家应当通过产业政策、贸易保护、鼓励制造业回流以及扶持工人阶层等措施，重建美国的生产能力和社会共同体，而不是将资源配置完全交由市场决定。这一立场明显体现出19世纪末以来天主教社会训导（Catholic Social Teaching）的影响。[15]万斯认为，经济秩序本身并非价值中立，而应当服从于共同善（common good）。在这一意义上，万斯反对的并非市场本身，而是将市场效率和资本逻辑视为最高价值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而万斯所倡导的，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经济民族主义，而是一种以家庭、劳动和地方共同体为中心的后自由主义政治经济观。

能否成功制造总统？基于选举政治的分析

本文最终选择《制造总统候选人》而非更具视觉冲击力的《制造美国总统》为题，虽然在传播效果上有所折损，却是维持政治观察客观性的必要选择。其一，截至目前，万斯尚未正式宣布参加2028年总统竞选。按照美国选举惯例，有意竞逐白宫者通常会在大选前一年春季向联邦选举委员会（FEC）完成登记并正式宣布参选，而距离这一时间节点仍有数月。其二，即便万斯正式参选，从共和党初选、全国代表大会提名到最终普选，每一阶段都充满制度性门槛与高度不确定性。美国选举政治历来不乏黑天鹅事件，2024年拜登在竞选期间中途退选，便再次证明总统选举无法过早提前预估。因此，标题的审慎不仅是对美国选举制度运行逻辑的尊重，也是对政治研究保持分析克制的体现。

更值得关注的是，本文讨论的“万斯现象”并非一个孤立的政治人物，而是美国政治结构性转型的缩影。近年来，以反建制政治为特征的新一轮政治重组已成为重塑美国两党格局的重要力量。在右翼，万斯继承了特朗普对华盛顿建制派、全球化资本和自由主义精英的批判，但又进一步赋予这种反建制政治更加完整的思想体系。在左翼，以纽约市长马姆达尼等人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力量，则持续在地方政治和民主党内部扩张影响力，不断挑战党内传统建制派。两种意识形态方向截然不同的反建制力量，正在共同瓦解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两党政治所形成的稳定均衡。

然而，“反建制”本身并不能被理解为2028年大选的必杀技。美国总统选举始终是民意、组织、资金、媒体与政党机器共同作用的结果。目前距离2028年总统选举尚有两年多时间，共和党内部竞争已经逐渐升温。随着国务卿卢比奥借助外交事务不断提升全国知名度，共和党初选已由万斯一度领先的局面逐渐演变为竞争更加激烈的双雄格局。AtlasIntel在2026年5月的民调甚至显示，卢比奥以45.4%反超万斯的29.6%。值得注意的是，AtlasIntel被评为2020年和2024年大选周期中最准确的民调机构。[16]未来，万斯能否稳固其领先地位，不仅取决于其是否能够改善在独立选民和中间选民中的形象，也取决于卢比奥能否将外交影响力转化为国内政治优势，以及特朗普是否继续给予其明确支持。所有这些变量，都意味着2028年的共和党提名之争仍远未尘埃落定。

不过，无论万斯最终是否能够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甚至是否能够入主白宫，其政治意义都已经超越了个人成败。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是万斯能否复制特朗普的成功，而是他是否正在推动特朗普主义完成一次理论化、体系化的转型。与更偏向个人魅力和政治交易主义的特朗普相比，万斯试图赋予美国保守主义一种更系统的理论基础，将宗教、家庭、共同体、国家、产业政策以及文明认同重新整合为一套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政治叙事。从这个意义上说，万斯既是特朗普时代的产物，也可能成为特朗普之后美国保守主义重新定义自身的重要起点。因此，无论2028年的胜负归属如何，万斯及其所代表的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都已经成为理解美国未来政治演变不可回避的重要坐标。

注释：

[1] J. D. Vance, Communion: Finding My Way Back to Faith, New York: Harper, 2026.

[2] Peter Burke, The Fabrication of Louis XIV,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3] https://www.wsj.com/arts-culture/books/communion-review-the-veeps-progress-358f0ac2

[4] Eric Voegelin, 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5] https://www.wsj.com/opinion/j-d-vance-and-the-rise-of-postliberalism-1f200696

[6] https://www.politico.com/news/magazine/2023/06/08/the-new-right-patrick-deneen-00100279

[7] https://www.economist.com/united-states/2026/06/25/jd-vance-is-heir-to-a-more-radical-politics-than-trumpism

[8] 李强: 《当代美国保守主义思潮研究》，《当代美国评论》2019年第4期。

[9] Michael J. Sandel, 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0] Edmund Burke,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London: Penguin Books, 1979.

[11] Patrick J. Deneen, Regime Change: Toward a Postliberal Future, New York: Sentinel, 2023.

[12]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13] Samuel P. Huntington,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4.

[14] Eric Foner, The Story of American Freedo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8.

[15] Leo XIII, Rerum Novarum: On Capital and Labor, Vatican City: 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 1891.

[16] https://www.atlasintel.org/polls/general-release-pol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