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波士顿大学全球研究学院教授奎因·斯洛博迪安（Quinn Slobodian）的《全球化的未来》（Globalists: The End of Empire and the Birth of Neoliberalis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8；李岩译，中国青年出版社，雅理，2026年1月）原书名直译是“全球主义者：帝国的终结与新自由主义的诞生”，中译本的书名把原著书名中最重要的三个概念都舍去了：全球主义者、帝国和新自由主义。可以理解的是，“全球化的未来”能够让更多读者马上感到明白书的主题，而且在当前国际舆情中，全球化的未来也的确是人们很关心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原著那种专注于新自由主义思想演化进程、从全球主义与帝国历史及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重新定义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史性质就被置换了，或有可能让那些真正对新自由主义思想史感兴趣的读者失之交臂。不过这也是目前许多中文译著在书名翻译上遇到的难题，有时是因为各种考虑，更多的就是为了适应普通读者市场的需要。

斯洛博迪安的这部著作被认为是一部重新定义新自由主义思想史的力作，把米塞斯、哈耶克等新自由主义者的思想源头从1970年代的芝加哥迁移到1920年代的维也纳，对思想谱系的复杂性和对应于历史时期的实践性等议题作了别有深意的重述。在我看来，该书同时更是关于日内瓦学派的全球化新自由主义愿景的法律与政治论述，其中关于全球化秩序的可能性等议题对于思考当前极为复杂的全球化经济与政治局势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关于该书的核心主题和基本内容的介绍是：“‘一战’前后，奥匈帝国等传统帝国土崩瓦解，新兴民族国家纷纷独立。面对这场巨变，一群富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如米塞斯、哈耶克）开始担忧：如何在这样一个充满民族情绪和民主冲动的新世界里，保护全球资本与贸易的稳定？斯洛博迪安通过挖掘大量档案，精彩地揭示了这段历史。他让我们看到，新自由主义的真正核心并非‘市场的解放’，而是一场旨在‘约束民主’的制度设计，即通过设计一套高于国家主权的全球规则——国际法、金本位制和后来的世贸组织等机构——为资本构建一个坚固的‘保护罩’，使其免受单个国家内部民主决策的干扰。新自由主义的这一全球治理蓝图不仅塑造了我们今天所处的全球经济秩序，也为我们理解当下的民粹主义反弹和全球化困境，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历史背景。”（见该书封底）在这里还可以补充的是，该书的论述具有突出的全球目光和世界事务的视野，这在全书的章节题目中就已经充分表现出来：引言“世界秩序思维”之后的七章题目分别是“围墙的世界”“数字的世界”“联邦的世界”“权利的世界”“种族的世界”“宪法的世界”“信号的世界”，最后的结语题目是“人民而非人民主体的世界”。应该说，这些“世界”作为章节标题的不仅仅是一种修辞，同时更是全书论述内容的世界视域的真实表述。

这段介绍基本上概括了该书的核心内容，但是我认为应该同时强调的是，斯洛博迪安对新自由主义发展史的论述更有“重述”与建构的意味，“日内瓦学派新自由主义者”是在重述与建构中着重阐释的核心概念。从这个角度来看，“帝国的终结”是历史论述，“新自由主义的诞生”是思想史重述，而“全球主义者”则是推动实现全球化秩序愿景的日内瓦学派新自由主义者的身份认同。另外，还应该注意的是，在斯洛博迪安在观念立场中，对民主诉求、民族自决和国家主权等观念的否定性论述是相当敏感的，但又是在当前的全球化经济格局中不可回避的问题。特别是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对全球化经济和国际秩序的态度所引起的全球动荡局势中，日内瓦学派新自由主义者提出的问题和全球治理愿景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重大议题。

斯洛博迪安从一开始就纠正人们对于“新自由主义”这个概念的种种说法，比如说新自由主义相信“市场力量主宰一切”，对全球性的自由放任坚信不疑，相信市场能够自我调节，国家职能日渐萎缩，从“经济人”的理性私利这一单一维度看待人类的一切动机，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与民主制混为一谈，幻想能够打造出没有国界的单一世界市场……作者说他在本书中将纠正上述说法。在他看来，新自由主义不认为能够自我调节的市场是具有自主性的实体，不认为民主制与资本主义是一码事，也不认为经济理性是人类的唯一动机；既不要求废除国家，也不试图抹去所有国界；也不会仅仅从个人视角出发看待世界。他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新自由主义计划专注于制度设计，是为了“包裹”而非“解放”市场，是为了保护资本主义免受民主威胁，是为了打造遏制人类非理性行为的框架．为了在帝国体系瓦解后重塑世界秩序（引言，第2页）。另外，针对那些认为“新自由主义”这个概念毫无意义的观点，他认为“新自由主义”这个标签是有意义、有作用的。

“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一词最早见于1938年在巴黎举办的沃尔特·李普曼研讨会，用以描述与会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记者与商界领袖“更新”自由主义的愿望。 关于对新自由主义的研究，斯洛博迪安认为最站得住脚的方法就是如某位学者所讲的，将其视作“在同一思想框架内交流理念的有组织团体”。历史学家尤其专注于哈耶克等人于1947年创办的朝圣山学社。这是一个由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与决策者组成的团体，他们定期聚会、讨论（第4-5页）。但是斯洛博迪安没有对“新自由主义”这个概念和发展谱系做更全面和更具体的阐释，尤其是在提到“更新”自由主义的愿望导致产生“新自由主义”的时候，忽略了在Neoliberalism之前还有一种同样是在“更新”自由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New Liberalism”。

我们知道，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英国，著名政治思想家T.H.格林（Thomas Hill Green，1836-1882）首先提出了一种既坚持个人本位的英国自由主义传统，同时发挥国家干预作用的新理论，格林的思想影响了一批九十年代以后的英国自由主义激进知识分子。英国著名政治理论家与思想史家的迈克尔·弗里登（Michael Freeden）在他的《英国进步主义思想：社会改革的兴起》（The New Liberalism： An Ideology of Social Reform，曾一璇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中指出，到了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在具有进步主义和人文主义特征的十九世纪中期英国自由主义的强大观念遗产之上产生了“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成为最具原创性、社会意识和影响力的英国政治思想。其核心观念是：一、必须通过资源再分配来抑制巨大的财富不平等，为所有人创造和提供机会；二、在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中，产生一种基于相互援助的共同体精神；三、自由主义的自由理念有赖于一种广义的福祉观念才能实现，这种福祉观念把个人的发展和完善置于核心位置；四、国家是实现繁荣的必要条件，而不再被视为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和压迫（参见弗里登《英国进步主义思想：社会改革的兴起》，21页）。很显然，New Liberalism与Neoliberalism不仅在时间上先后相差大半个世纪，在思想诉求上也大有不同，在中文里都译为“新自由主义”显然会造成思想概念的混淆。由于在中国近三十年的思想舆论场中，不管批判还是赞成，后起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备受瞩目，而先在的New Liberalism反被遮蔽与遗忘，因此在弗里登的《英国进步主义思想》中译本中，只能把New Liberalism译为“新型自由主义”。也有人把Neoliberalism译为“‘新’自由主义”，以示与“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的区别，从思想史语境和严格的词义内涵上说应该是更为准确的，但是流行的译法已经难以被改变过来了。

应该说，在谈论斯洛博迪安所讲的那种保持国家作用、强调制度设计的新自由主义的时候，回顾和重新挖掘英国二十世纪初期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及历史影响是有重要意义的。遗憾的是作为自由主义思想史研究者的斯洛博迪安似乎完全忽视了此期英国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存在，书中连New Liberalism这个概念也没有出现，这种忽视或许表明了斯洛博迪安的思想立场。这的确反映了斯洛博迪安一再强调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五花八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观点和影响更是大有差别。实际上，斯洛博迪安大力宣扬的日内瓦学派新自由主义对于英国新自由主义核心原则的第一条就是极力反对的，但是因为立场和观点的不同就把New Liberalism从新自由主义的思想谱系中抹去，这是有点说不过去的。

说到这里，可以回头再看看弗里登的《英国进步主义思想：社会改革的兴起》，中译本书名以“进步主义”取代了原书名中的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从英国新自由主义发展的语境来说，它与进步主义的确有紧密联系，正如弗里登所讲的，“自由主义者对社会改革问题的关注，是进步主义思想总体运动的一部分；这个运动在19世纪上半叶还只是一股潜流，之后逐渐壮大，到维多利亚时代末期成为社会思想中的主导因素。”（同上，34页）他还指出，新自由主义是对十九世纪中期英国自由主义遗产的拓展，“创造了一个社会改革和意识形态革新的规划；该规划为未来，尤其是社会自由主义式的福利国家奠定了基础，而后者可能是20世纪英国在国内事务方面所取得的最重要成就”（20页）。很明确说明了英国新自由主义与进步主义运动的联系，而且提到了为“社会自由主义式的福利国家”奠定基础是其最重要的成就。著名历史学家托尼·朱特认为，“简言之，福利国家产生于20世纪跨党派的共识。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1914年之前进入公共生活的自由党和保守党执政的，对于它们来说，使民政秩序获得稳定的前提，即普遍的医疗服务，老年退休金，失业与疾病保险，免费教育，公共交通运输补贴等等条款，不是代表20世纪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而是19世纪晚期改革派自由主义思想的完成结果。”（托尼·朱特《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林骧华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10页）这是对英国新自由主义与进步主义运动和福利国家之间关系及历史作用的高度肯定，“19世纪晚期改革派自由主义思想”这个概念是对英国新自由主义概念的历史解读。

如果说英国二十世纪初期的“新自由主义”实在不对后来的日内瓦学派新自由主义的胃口的话，那么二战后的英国政府与思想界共同探讨和实践的“团结经济”（The Solidarity Economy）中所包含的全球化意义是不应该受到同样忽视的。2024年出版的埃默里大学历史学教授特希拉·萨松（Tehila Sasson）的著作《团结经济：非营利组织与帝国之后新自由主义的塑造》（The Solidarity Economy: Nonprofits and the Making of Neoliberalism After Empir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4）回顾了这段历史与思想史，他的研究的主题和结论很有挑战性：在战后英国的非政府、非营利组织从自由左翼的理想出发寻求一种合乎道德的、使英国消费者和第三世界生产者之间关系平等的资本主义，但是由于其福利和发展计划的实施是在帝国遗产和官僚体系的基础上鼓励私人资本的扩张，弱化了国家的公共职能，反而开辟一条通往新自由主义经济的道路（https://press.princeton.edu/books/hardcover/9780691250380）。虽然该书在书名中没有出现“全球史”概念，但是在实际研究中的全球化视角却是很鲜明的—— “团结经济”的改革初衷就是全球性的，该研究所依据的实例材料（从手工艺品和糖到茶和咖啡等等）来自世界各地，所揭示的经济发展议程的设置及与权力互动的状况都是全球性的，最后在不经意间所参与塑造的新自由主义市场也是全球性。从思想研究的视角来看，自由派知识分子在“消费者选择”与“结构性改革”之间的思考与抉择更是在当前全球化危局中出现的紧迫议题。可惜的是斯洛博迪安仍然忽视了英国新自由主义的这一历史实践。说到这里，难免想到作者书中时常流露出对英美学派的倾向性批评，似乎要在欧陆学派中重述新自由主义的前世今生，而日内瓦学派就是这一谱系中的巅峰阶段。

究竟什么是“日内瓦学派新自由主义”，这是斯洛博迪安在这部书中最核心的论述主题。它追问一个看似简单却极为深刻的问题：新自由主义究竟是关于“解放”市场，还是关于“保护”市场？ 斯洛博迪安的回答颠覆了流行认知——新自由主义的核心从来不是“去监管”（deregulation），而是“封护”（encasing）：设计一套超国家的制度架构，将世界经济从民主政治的干预中隔离出来。在该书的“结语”中，斯洛博迪安以十五条要点对日内瓦学派新自由主义的精髓加以概括，他认为这些要点并非戒条而只是命题，能够体现了该书中所核心人物的基本共识。这十五条基本命题是：一、不存在完美的市场，因为不存在完备的知识；二、全球主义优于民族主义，只有资本主义才具有国际性；三、世界经济秩序有赖于“所有权”的保护，以抵御“统治权”的过度延伸；四、消费者主权优于国家主权。“公共/私人”之分比“外国/本国”之别更重要；五、世界性法律优于世界国家。国际机构应保护并促进竞争，而不是成为民众提出诉求的场所；六、民主制会对市场秩序的运转构成潜在威胁。因此务必需要采取措施抵御民主制的破坏力；七、民主制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会赋予再分配诉求以合法性。世界经济所有问题的根源都在于各国国内就分配展开的斗争；八、法律是“自然生长”的产物，而非人为制定的结果。法官与学者的判决要优于议会制定的立法；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即“同一法律”）优于“自主权”（即“自有法律”）；十、法律必须保障可预测性，以指引人类将来的行动。尤其是价格传递着关于未来的信息，法律必须对这一作用加以保护；十一、规则为人类行动的全球反馈机制创造了条件，为市场这一自发秩序确立了框架；十二、人类会对知识作出反应，这些知识有很大一部分是无意识的。此类知识的核心在于禁令，即“说不”的规则。因此，国际机构主要应发挥否定性的作用；十三、一体化主要也是一项否定性的过程，致力于消除不同地域之间的壁垒。然而，否定性一体化这一计划本身却是一项积极且持续的工作。需要通过各种机构保障这一进程的顺畅推进；十四、跨境贸易是整体秩序形成的必要条件，必须被纳入法律规范之中；十五、一体化不是要创建新事物，而是要重塑某种失落之物（351-353页）。这十五条虽然有些看起来涵义不是很明晰，但也的确是概括了作者在书中所阐述的日内瓦学派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内容。其中最关键的其实就是两点：一是世界经济秩序有赖于对投资者“所有权”的保护，以抵御国家“统治权”的过度延伸；二是由国际机构制定和实施的统一国际法律实现这种保护。正如作者接着所讲的，“本书沿着日内瓦学派的谱系，讲述了新自由主义沿着全球北方与全球南方的断层线兴起的故事。针对帝国时代的终结，该学派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为世界经济制定一套统一的法律。”（353页）

那么，于1995年1月1日正式运作、总部设在日内瓦的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应该符合日内瓦学派的愿景。因此斯洛博迪安说虽然该组织的直接起因是美国为了自身赤裸裸的经济利益而迫使世界各国接受的，但是日内瓦学派新自由主义者仍有理由为之庆贺，“因为其具体架构打上了自己的烙印”（354页）。该机构的第一任总干事彼得·萨瑟兰（P.D. Sutherland）也表示，世贸组织章程的起草者借鉴了哈耶克关于价格系统对于传递信息的作用和法治的重要性这两个重要观点，他认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上诉机构正是一种执法机制，这些都是哈耶克思想的体现（355页）。但是我们知道，世贸组织在成立几年后就遭遇了一次重大挫折，1999年11月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的世贸组织第三届部长级会议由于非政府组织的示威游行和干扰所产生的压力而未能启动拟议中的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斯洛博迪安对于西雅图抗议事件的思考和论述。他说：“学者们后来才有些懊悔地意识到，全球经济治理的最佳方式或许并非建立法律框架，而是特事特办、暗箱操作、磋商谈判并保留许多退路。”（356页）在我看来这是危险的信号，表明秩序自由主义的功利性带来的独裁倾向。斯洛博迪安自己就明确表示反对那种寻求拥护世界经济的人民主体（demos）的观点，他说自由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将世界经济视作一块独立于代议制政治的空间，就是要把人民主体隔离开来，“如果说世界经济缺少人民主体，那么这正是理想的结果。这是人民的世界，但并非人民主体的世界”（357页）。应该说有关人民主体的这种论述与西雅图抗议运动有关，民众的抗议与拒绝无法回避。

我注意到，西雅图抗议运动对斯洛博迪安的触动很大，以致他要在该书最后的“致谢”中特别谈道：“本书是1999年西雅图反世界贸易组织抗议活动过后，长期酝酿的产物。我属于这样一代人：在冷战结束后成年，在对全球化和‘历史终结论’的讨论中步入青春期。在某些更为咄咄逼人的此类讨论中，我们被灌输了一种观念：民族国家已成为过去，全球经济是连接全人类唯一无可争议的纽带。然而，西雅图抗议却促使我们开始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并试图夺回叙事权。”（371页）这种因“历史终结论”而造成的错觉至今仍然一再被认识和讨论，只不过在今天的信息与AI狂潮中，要从错觉中醒悟和真正理解所发生的一切，变得更为困难。令我有些感动的是，斯洛博迪安在“致谢”中还说到，当年他没有和朋友一起去西雅图，“他们去时将巨大的纸制红色拳头绑在背包上，带回了关于束缚带、胡椒喷雾、被监禁之夜以及与警察对峙的故事，并将其发展成了战时见闻与学术论文。撰写本书是为了对我未能参与其中致歉，同时也是为了用文字重新发现朋友们曾为之斗争的那一理念。”（同上）这种回忆与在情感上、正义激情上的感受我们也太熟悉了，而且这里流露出来的思想倾向与前面谈到学者对此次运动感到的懊悔并不相同。由此想到或许他还不是一个冷血的、只是强调自上而下的秩序建构的那种新自由主义者，那种反抗的青春底色还没有从他的情感与思想倾向中完全消褪。

在这种语境中，有许多批评者指出新自由主义者总是会表现出诉诸专制解决方案的倾向，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造访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就是典型的例证，另外哈耶克曾表示他“青睐奉行自由主义的独裁者，胜过违背自由主义的民主政府”，认为“独裁者有可能以自由主义的方式实行统治”（358页）。斯洛博迪安也承认哈耶克的上述言论会令人回想到有关“独裁民主制”的讨论，以及米塞斯于1927年赞扬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拯救了欧洲文明的观点，认为“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逻辑促使某些新自由主义者对独裁者表示支持，以镇压具有破坏性的左翼势力。说起来这可是大事，由此马上可以想到近年来国际舆论对美国一系列国内外政策的观察与批评，对于从右翼民粹主义到法西斯主义的批评从未停息。

但是，斯洛博迪安认为在西雅图抗议事件之后，日内瓦学派新自由主义主要思想家在其理论构想中，既未采取皮诺切特式方案，也未诉诸“自由主义独裁者”，而是效仿皮诺切特最有力的反对者，采用关于人权的话语。他以国际经济法学者、曾长期担任GATT/WTO法律顾问的彼德斯曼（Ernst-Ulrich Petersmann）为这种新论述的发言人，“人权”是其理论中的核心要素，他的信念是市场权利才是最根本的人权，宣扬通过多层机构来保护贸易与资本流动的个人权力，“新自由主义联邦计划被重新包装成了保护普世人权之举，再次被推入了公众视野”（360页）。实际上，彼德斯曼是接过而不是反对街头抗议者关于人权和民主的口号，经过重新阐释，作为建构世贸组织的“合法性”基础。这位彼德斯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以及他对“人权”“正义”等基础概念理念的阐释对于中国学界也深有影响，在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的2015年年会上，就有“彼得斯曼、国际经济法与中国”的专题讨论。

在“结语”的最后部分，斯洛博迪安一方面承认日内瓦学派新自由主义者对全球化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认识不足，也不知道应该如何面对因巨大不平等鸿沟而陷入分裂的民众，另一方面坚持认为他们对二十世纪思想做出的最持久的贡献就是所绘制的蓝图和制定的计划。但是他认为新自由主义陷入危机并不意味着经济不平等的势头就能够被遏止，也不意味着必须向凯恩斯式福利国家意识形态的转变。重要的是，他看到了世贸组织陷入合法化危机，以及全球主义秩序的扩张可能过度，新兴国家发起的挑战是纷纷要求美国和欧洲在自由贸易问题上言行如一。最后他不得不承认，新自由主义也是在白日做梦，幻想一个无人违反规则的世界经济。全书以2016年英国退欧公投事件作为结束，这次公投由首相卡梅伦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发起，四千六百万选民参与投票，最终百分之五十一点八九的选民选择脱欧，投票率达百分之七十二。公投结果导致卡梅伦辞职，英国启动脱欧程序。斯洛博迪安在这里对此事的评论是：“英国民众通过公投决定脱欧，具有约束力的贸易法规则变得越来越不受欢迎，这表明哪怕新自由主义者的确意在‘消解人民主体’，无论是好是坏，迄今为止人民主体都尚未被消解。”（370页）既然“无论是好是坏”，说明他还没有把“人民主体”一棍子打死，虽然在前面他说过“这是人民的世界，但并非人民主体的世界”（357页）。

回到该书“引言”中谈到的一个问题：2007年美联储主席阿兰·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1926-2026）宣称：“谁将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几乎没什么区别。支配世界的是市场力量。”但是事实证明区别太大了，整个世界就可以因为一个美国总统而闹翻了天。前两个月刚去世的格林斯潘因执掌美联储期间历经四任美国总统，被视作美国除总统外最具权势的人物之一，他在2019年12月特朗普指责美联储后不久，公开表示美国总统公开干预利率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2026年1月13日，格林斯潘与多位前美联储主席及前财政部长联名签署声明，声援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谴责美国司法部的刑事调查。

从格林斯潘的转变可以看到同样发生在斯洛博迪安身上的转变，他在最近出版的两部著作中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变化提出了批评。他在2025年出版的《哈耶克的私生子：种族、黄金、智商与极右翼的资本主义》（Hayek's Bastards: Race, Gold, IQ, and the Capitalism of the Far Right，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25）中，深刻而又尖锐地揭示了当今新自由主义是如何与极右翼民粹主义融合在一起的，揭示新自由主义如何在哈耶克、米塞斯之后变异为强调种族、智商和金本位的极右翼资本主义。斯洛博迪安提倡的一个颠覆性的观点是：当代极右翼不是新自由主义的对立面，而是新自由主义在后冷战时代的进化分支。他认为另类右翼（Alt-right）或极右翼（far right）是一种试图瓦解过去两百年来平等自由人文主义所作努力的尝试，旨在重建一种基于等级制度、根植于人类自然差异的秩序。“血与土”（blood and soil）原本是纳粹意识形态的核心概念，强调种族血统和土地的神秘联系，斯洛博迪安用这个词来形容当下“坏”的新自由主义：虽然不直接使用这种露骨的种族主义话语，但他们实质上在做同样的事情，只不过是用了现代科学的包装：“血”——智商测试、遗传学、进化心理学，“土”——契约社区、微型领土、文化传统（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1117094）。应该说这是相当尖锐和深刻的批判性论述。有评论认为，斯洛博迪安清晰地描绘了当今极右翼的进一步堕落源自新自由主义对经济不平等的赞美和经济作为衡量标准的首要地位，因此“我们现在都生活在一个被哈耶克私生子掠夺的世界里”；“斯洛博迪安为读者提供了一部关于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在我们世界中交汇点的反思。结果令人屏息，但也令人恐惧”（https://www.amazon.com/Hayeks-1890951919）。

斯洛博迪安在今年出版了与本·塔尔诺夫（Ben Tarnoff）合作的新著《马斯克主义：迷惘者指南》（Muskism： A Guide for the Perplexed，Harper Collins，2026），该书来得更是非常及时，深刻地揭示了在埃隆·马斯克（Elon Reeve Musk）的科技资本帝国背后的世界观深层逻辑，以及他力图打造和输出的太空时代意识形态，将“马斯克主义”称为“21世纪的操作系统”。毫无疑问，斯洛博迪安对于美伊战争以来全球化经济秩序的断裂性动荡会有新的研究，他的下一部著作应该是值得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