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煤矿工作了15年，如果少扛一袋水泥、少抬一趟支架、在井底少待一个小时，都不可能遇到文学。”山西晋城作家徐亮亮（笔名榆木）说。

徐亮亮的诗歌源于矿井，在那里，他曾受到文学的“感召”。有一次快下夜班时，徐亮亮在矿井下睡着了。安全员把他踹醒后，他担心违章被扣钱，跑出了矿灯照射范围，却在井下迷了路。安全员追上他说：“睡就睡了，你还转圈圈？你以为你是土地公公，转几圈就消失了？你已经到家了。”这句话瞬间“击中”了他，从矿工的日常语言里，他找到了自己的文学笔触。

在山西晋城，不少蛰伏的文学力量正在“破土而出”。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文学传统，百年前，赵树理在此开创“山药蛋派”，用大众语言书写时代记忆。近日，恰逢赵树理诞辰120周年，由中国作协主办的“著名作家抵达文学‘县’场——赵树理故乡的文学回响”活动在晋城市沁水县举行。陈建功、麦家、马伯庸3位作家深入基层，与当地写作者、文学爱好者面对面交流。源自乡土的文学，又一次从这片土地传来回响。

让生活成为文学的“活水”

“文学从哪里出发，又该去向何处？这是文学根本的问题，却常被人们遗忘。”麦家表示。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文学原乡，那是他们的来处，也是文学的“源头”。

麦家的文学始于军校生活。17岁进入军营，他从事无线电侦听工作，在山沟里，大量名校高材生与枯燥的数字打交道，默默为国家奉献。

“我当时不觉得他们伟大，直到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兴起、拜金主义盛行，回想起那些才华横溢却隐姓埋名的‘战友’，我满怀敬意，觉得有责任书写他们。”

麦家认为，文学来自生活，也高于生活，“铁凝曾说‘文学是一盏灯’，这盏灯必须达到一定高度才能照亮别人，太高又会消失不见。好的文学应该让读者看得津津有味，合上书后仍念念不忘”。

在马伯庸的作品中，主角常在“赶时间”，这源于他在火车上辗转迁徙的记忆。六年级时，马伯庸一家迁往海南，途中需换乘3次火车、1次轮船，衔接非常紧密。这让他对时间充满焦虑，不由将其切分成小单位，“我为什么会写《长安十二时辰》《两京十五日》等作品，其实是被时间驱使的焦虑在文学上的反应。”

另一方面，“流动的故乡”也让他眼界开阔。“我比同龄人去过更多地方，海南、北京、呼和浩特、桂林、上海……我接触到不止一种类型的生活。创作时，我写盛唐长安、汉代岭南、明代徽州，没有任何隔阂，童年经历会成为创作的源泉。”马伯庸说。

18岁起，陈建功在京西煤矿挖煤10年，第六年因矿车事故腰部重伤，腿肌肉萎缩无法抬起，恢复后无法下井，只能在井口和几个家属工筛沙子。在矿上，陈建功收获了一帮“窑哥们”，也从他们身上看到了笑对苦难的坚韧，后来沉淀为用喜剧腔调处理悲剧的文学风格。

“在创作过程中要表达对生活的独特理解，找到与众不同的腔调。写小说无非就是把你想到的几个人放在一起热闹热闹，当然不是光热闹就行，是要通过书写这种热闹，重新铸造一个文学世界。”陈建功说。

文学源于生活，也要回到生活。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邱华栋认为，作家一定要找到与生活的联结，“赵树理最初也受世界文学影响，但最后写得‘土气’，他立足于沁水生活中的人和物，确立文学与生活、故乡人民、时代的关系，找到了自己的表达方式”。

重返“县”场，文学如何“在场”

县城，在我国城乡体系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这里是中国社会的坚实基础，是亿万群众生产生活的广阔疆域，也是文学创作丰富且深厚的土壤。让文学重返“县”场，能够打通文学资源触达基层的“最后一公里”。

对矿工诗人徐亮亮而言，阅读最初是遥远的。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期间，他发现大家都在读书、谈论文学，便也买了很多书放在书房里，“偶然翻阅一些书，突然就读进去了”。

对他而言，阅读能与生活产生呼应，也让他逐渐找到自己。作为一名矿工诗人，徐亮亮阅读陈建功的作品，因为“想了解最早那一代矿工、当年的矿井是什么样的”。当生活中的疑问在阅读中得到回应，文学才能真正“在场”。

杨志强是山西晋城沁秀公司岳城煤矿的职工，也是麦家的忠实读者。文学犹如那盏矿灯，照亮他脚下的路。麦家读书会后，他谈及《人生海海》中上校这一角色对他的影响，“从加入国民党、解放军再到参与抗美援朝战争，上校用医术救了很多人。‘人生海海’，意味着对苦难释怀，从容面对人生波折，做一个善良、感恩的人。我把这本书推荐给很多工友，也把读书会视频分享给他们。麦家老师的文学精神滋养了我，我也会把阅读和写作的热情传递下去”。

阅读，让基层群众亲近文学、爱上文学，而写作，则将他们从生活的“县”场引向文学的现场。李旭霞在沁水经营一家财务公司，作为“半路出家的文学爱好者”，她与创作的结缘始于“一次误打误撞参与的文学座谈会”。那时，她认为作家是“神圣”的，在交流中受到感染与鼓舞，她渐渐也想用文字去记录。“我最初写散文，后来写现代诗。诗歌的边界很广阔，可以表达，也可以留白。很幸运，在文学里我获得了心灵的慰藉。文学是出口，也是避难所。”李旭霞说。

正如陈建功书名《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所言，生活在“脏”中，也可以怀有纯粹、干净的热爱。“生活像是一个钢丝球，将我们打磨得越来越单薄，越来越不像最初的自己。但再卑微的个体，心中也应有一座‘庙宇’。”从地质队员到鲁奖得主，张二棍凭着对文学的热忱，实现了从“地板”向上走的历程。

面对如今部分作品脱离现实、只追求个性化表达的现状，张二棍表示，无论文学技法多高明，都应回到热气腾腾的生活，“书斋式、象牙塔式的写作如同空中楼阁，我们谈论新大众文艺，其实是呼吁写作者回归热闹的现实和普罗大众的需求，让作品展示每个奋斗者的生活与生命。新大众文艺的意义是从社会最牢固、最大多数的层面建立地基，没有地基就没有高层”。

在基层培育文学的“火种”

在任慧文看来，榆木是从矿井里偶然“挖”出的诗人。最初，任慧文在当地文学爱好者自发组建的诗歌群看到榆木的诗，主题为扶贫村，“诗里的扶贫村恰好是晋城的扶贫点，若没这几个字，我也许就错过了。辗转联系上他后，我建议他去村里看看，又把他的诗要过来发表，关系才建立起来”。

任慧文认为，榆木的诗代表着一类大众不了解的群体。“至少像我这样的人，不知道矿井里的真实生态，而那些人需要有人书写。榆木走向文学的每一步不仅关乎个人，也折射出基层文学创作者们的成长历程。”他说。

当前，在“虹吸效应”影响下，基层面临文学的“沙漠化”，基层文学人才产生缺口。作为基层文联工作者，任慧文不希望错过任何文学的“新苗”，“培养作者不像种地，今年种一茬明年还有一茬。能偶然发现一个好苗子，是上天的眷顾。谁能想到突然‘从矿井底下冒出一颗星星’？如果错过，他可能永远埋没在井下”。

为在基层种下文学的“种子”，任慧文积极推动文学“进校园”，联合当地基层作者每两月举办一次读书会，与孩子们共同阅读文学名著，持续近一年。“起初只有20名学生报名，后来教室越坐越满，最多时有100多个孩子参与，有些家长也陪同前来。”任慧文表示，虽然力量微薄，但这样的陪伴和鼓励，或许会影响孩子们的一生。

文学的“种子”也同样播撒在乡野田间。3年前，赵飞燕回到家乡沁水县尉迟村创办了赵树理书屋，定期开展读书会。她发现，活动开展的难题在于村民没有阅读习惯，如何吸引他们走进书屋，成了最大的挑战。村里鼓书队主动抛出了合作的橄榄枝，赵飞燕应允下来，将队伍命名为“赵树理乡之恋鼓韵队”，意为一份牵挂、一份寄托、一份文学精神的传承。

单纯研读文字作品较为枯燥，赵飞燕便将文学与戏曲融合。首次演出，队伍演绎赵树理改编的作品《三关排宴》，反响良好。从第二次演出开始，队伍采取先演唱后诵读，或先诵读后演唱的方式。赵飞燕介绍，单场演出能吸引四五十人，场地基本坐满。每月举办一次活动，屯城村、望川村、阳城县等地群众都会专程赶来，文学的“种子”渐渐留在了村民心间。

“在基层，10个人中或许只有1个人具有强烈的文学倾向。并非人人都能成为创作者，但大家都有走进文学的权利。如果没有文学圈子与基层文联，基层的作品便无处落脚。虽然这片土地面积不大，但大家正在努力捍卫文学的净土。”晋城文学爱好者张瀚卓表示。

这便是文学“抵达‘县’场”的意义。基层的火热生活，本身就是最鲜活的文学现场。乡村小院、田间地头、校园操场……文学在乡土深处落地、生根，也在这里积蓄穿透地表的力量，等待“破土而出”的时刻。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