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14日，胖东来发布郑州店招聘公告，计划招聘100名退伍边防军人，以及20名刑期5年以上的刑满释放人员。两类人员设置专属报名通道，具体岗位与要求待正式公告公布。

这是胖东来连续第二年向刑满释放人员开放岗位。次日凌晨，创始人于东来在社交平台透露，去年首批入职的30名刑释人员“没有一个离开”。

长期从事服刑人员子女帮扶工作的红苹果公益创始人、福建省司法警察训练总队原四级高级警长林敏明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看到“一个没走”的消息，第一反应并非“胖东来成功了”。

“如果这个结果能够持续下去，它至少说明一件事：一个人曾经坐过牢，并不能直接推导出他不能成为一个好的员工。”但他同时强调，不能因此得出过度结论——一家企业的30个人不代表所有刑释人员，胖东来的企业文化、薪酬待遇、管理能力也不等同于普通企业。

“它真正有价值的地方，是提供了一个现实样本。过去大家讨论这个问题时，很多判断来自想象——担心不稳定、不好管理、会出问题。现在至少有了一批真实的人，可以让我们再观察。”林敏明说。

招聘从轻刑犯扩大到重刑犯，“希望成为正常的用工机制”

2025年8月，胖东来新乡第三家门店筹备招聘约1000人，其中规划约2%、即20个岗位给有犯罪经历的人员。

消息迅速登上热搜，争议随之而来。

原本计划招20人，最终30名参加面试的刑释人员全部被录取，设置6个月试用期进行“双向选择”。于东来当时告诉他们，已为过去付出代价，不必低人一等；对异地租房困难者，提出提前发工资帮助安顿。

彼时舆论核心疑问是：这些人真的能留下来吗？

一年后，于东来给出的回答是“零离职”。但公开信息仍未披露首批员工的具体岗位分布、试用期转正情况等详细数据。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的招聘条件变化。去年首次尝试时，胖东来曾表示经验尚不成熟，将先从中轻度犯罪刑释人员开始探索。而今年郑州店招聘明确写为“刑期5年以上”，标志着企业正将探索范围向更重度犯罪类型延伸。

林敏明特别关注今年“刑期5年以上”的设定：“从第一次试着开一扇门，到第二次还愿意继续开，而且面对的是可能更难就业的一群人，这个变化值得观察。”

“我更希望它未来变成一个正常的用工机制，而不是每招一次就上一次热搜。”林敏明说。因为真正成熟的社会接纳，不应该永远依靠一个明星企业家。

在红苹果公益长期服务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后，林敏明越来越少单独看待一个刑释人员。

在他接触的很多案例中，父亲入狱，母亲独自带孩子，家庭收入下降，孩子在学校回避父亲的问题，老人一边带孙子一边等儿子回来。一家人可能等了五年、十年，最常说的是“等爸爸回来就好了”。

但爸爸回来，并不意味着一切自动恢复。如果一个男人出狱后长期没有稳定工作、求职碰壁，在家庭中找不到位置，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都会持续承压。

“很多孩子真正等的，不只是爸爸走出监狱的那一天。他等的是，这个人回来以后，还能不能重新成为爸爸。”一份工作影响的往往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妻子、几个孩子、年迈的父母，甚至一个家庭能否重新稳定下来。

为什么“没有一个离开”值得追问

林敏明说，就在两次招聘之间，中国监狱法律制度发生重要变化。

2026年4月30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通过，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施行。新法不仅进一步强调提高罪犯教育改造质量，还专门完善了刑满释放后的社会衔接。

其中，第五十八条明确要求开展出监教育，提高服刑人员出狱后尽快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第六十条提出，对刑满释放人员开展教育引导，鼓励支持自主创业、自谋职业；第六十一条规定，国家鼓励、引导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安置帮教。

而第六十二条更加直接：刑满释放人员依法享有与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在就业、就学和享受社会保障等方面不受歧视。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职业都向刑释人员无条件开放。我国其他法律法规仍对部分职业设置从业限制；企业基于岗位性质开展合法、必要的风险管理，也并不等同于歧视。

林敏明特别在意“不受歧视”这几个字。“法律上只有几个字，但落到具体的人身上，可能就是他第101份简历终于有人愿意看完。老板知道他的过去以后，不是马上说不要，而是再问一句——你现在会做什么？”

他把刑释人员回归社会称为监狱教育改造的“最后一公里”。监狱可以用十年时间帮助一个人认识犯罪、学习技能、重建信心，但这一公里，监狱不能替他走。

林敏明说，“谁给他第一次正常面试？谁给他第一份合法收入？谁在知道他的过去以后，仍然愿意正常和他一起工作？监狱可以教育一个人重新做人，但监狱不能替社会完成社会接纳。”

在林敏明看来，“零离职”真正值得分析的，不是漂亮的留存数字，而是：为什么愿意留下？

公开媒体报道显示，去年对参加胖东来面试的刑释人员采访中，有人曾找到收入不错的工作，却因晋升时无法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而失去机会；有人面试时不敢提前告诉父母，担心再次失败后还要家人反过来安慰自己。

他认为，这意味着对部分刑释人员而言，困难不只在于“找不到”，还在于能否稳定留下、是否被区别对待、是否长期背负身份压力。

于东来将稳定归因于“好的环境、好的制度、好的文化”。林敏明对此认同，但补充道：“尊重不能只是老板讲话的时候尊重。真正决定一个人能否长期留下来的，是制度——薪酬是否正常、晋升是否正常、考核是否正常。如果一家公司天天提醒他说你是特殊照顾进来的，时间久了谁都会不舒服。”

“真正好的状态，是几年以后企业不再统计‘我们有多少刑释人员’。他就是营业员、司机、后勤员工。别人直接叫他的名字。”林敏明说。

招聘刑释人员不是“慈善”

在林敏明看来，一年前，争论集中在“敢不敢招”。一年后，问题已悄悄变成“怎样让一个人留下来”。再往后，还应该追问：这些人一年、三年、五年以后怎么样？有没有真正摆脱那个曾经定义过自己的标签？

林敏明不赞成把胖东来招聘刑释人员简单归入“慈善”。“企业不是救助站，劳动者也不是被供养者。如果只是因为一个人很可怜所以企业招他，这件事很难持续。企业提供岗位，劳动者创造价值——能胜任就留下，不能胜任也接受正常考核。这才是一个成年人真正需要的尊严。”

他希望企业面对刑释人员时，说的不是“因为你很可怜，所以我帮你”，而是“我知道你过去犯过错，但你已经承担完责任，现在我愿意看看你今天能不能把这份工作做好”。

他认为，法律可以明确刑释人员享有平等权利，监狱可以帮助一个人改变，企业可以提供一个岗位，社会组织可以陪伴一个家庭走过最难的阶段。而这一切最终要完成的，也许只是一个朴素的目标：让一个已经为错误付出代价、愿意重新生活的人，有机会靠自己的劳动，重新过上普通人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