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长安街知事

该书将目光投向一种长期被忽视却无处不在的现象——羞辱，考察羞辱如何被制度化地运用于惩戒、教化、规训与统治，并由此塑造人与人、人与制度、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和秩序。作者揭示了始终如一的真相：羞辱不仅是一种情感体验，更是一种政治实践，是通过贬抑他者来确认自身权力的重要手段。即便近现代以来个人权利提升，羞辱仍以更加隐秘、更具传播性的方式四处渗透，它所需的公共舞台从广场转移至附近、日常空间、网络，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围观者、审判者，以及被羞辱的对象。

当众羞辱总是为了展现权力。社会行为者当着目击者的面让他人卑躬屈膝，是在强调自己崇高、有力的地位。

正如古代哲学家已经知道的那样，羞耻是一种具有巨大力量和效力的情感。它可能是致命的，即使幸存下来，受到羞辱的人身上也会留下不可磨灭的烙印。羞辱人的做法为什么这么令人厌恶呢？因为被羞辱的人深知公众的目光中包含的权力和暴力，这种目光会附着在被羞辱的人身上，钻进皮肉，洗刷不掉。个人犯了错误或违反了规则，一旦被他人见证，就会激发羞耻感；越是看重这一点的人，越会觉得羞愧难当。

出于这样的原因，心理学家把羞耻称作一种社会性或人际间的情感。大多数情况下，它会在第三方在场的时候出现。羞耻感植根于社会氛围之中，这使它变得很强烈也很危险。由于害怕受到羞辱，人甚至会拿自己的性命冒险。比如，在埃里希·凯斯特纳的儿童文学经典作品《飞翔的教室》里，男孩乌利从一个高高的爬杆上跳下来，想要证明自己不是胆小鬼。他的同学们经常因为他缺乏勇气而嘲弄他，每次他都会“满脸通红”。这一跳虽然使他受重伤进了医院，却让那些羞辱他、嘲笑他的人再也无话可说了。

在这部小说描写的那个年代，懦弱是一种严重的道德缺陷。男孩子必须勇敢，并且要证明自己的勇气。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就会受到鄙视，甚至被排除在群体之外。乌利接受并内化了这一观点，他不知道如何应对那些嘲弄，只能铤而走险。另一则因为羞辱带来创伤的案例里，13岁女孩伊莎贝尔·拉撒玛娜感到羞愧，是因为她的父亲严格禁止她在网上发布自拍照。当她仍然这样做时，他以侮辱性的方式对她进行了惩罚，并将其记录下来公之于众。羞辱使她感到羞耻，迫使她俯首帖耳。她无处遁形，除了完全毁灭自己，别无选择。

当众侮辱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在上述这些案例和很多其他例子中都昭然若揭。它们不但彰显了施害者的权力——施害者认为，他们有权对自己眼中违反某条规则或不符合他们期望的行为加以斥责或制裁；还彰显了观众的力量，不管这些观众是身临现场的，还是虚拟的。权力与无力、羞耻与羞辱、施害者与受害者之间的戏剧不断地在公共的展示场所上演。公众可以赞同这个羞辱行为并提升它的强度，也可以加以拒绝。如果羞辱别人的人自己被羞辱了，那权力关系就会发生扭转。

显然，在人类的集体记忆中，有关于以往羞辱实践的知识，并非停留在历史深处，而是可以被随时调用。面对伊莎贝尔的遭遇，人们可能会想起中世纪的示众，他们的眼前有可能浮现出耻辱柱的图像。他们也许还知道，剃掉头发，尤其是女性的头发，正是一种进行社会性羞辱和贬低的标志。

本书关注的正是这样的标志和实践。羞辱实践由来已久，随处可见，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会以同样的形式、在相似的语境中出现。谁在什么时候、针对谁、为何使用这些羞辱的方法，遵循的是一种政治的适宜性，而这种适宜性又是与社会条件和道德情况紧密相连的。

什么样的社会接受甚至要求进行这样的实践？羞辱的历史可以被理解为西方的进步叙事吗？是否因为信奉自由的市民阶层曾高举捍卫人之尊严的旗帜，便足以消解这套旧有机制？抑或是现代社会为公开羞辱提供了更多的展示场合，提供了新的理由和解释？

作者：乌特·弗雷弗特  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情感史研究领军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