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国防报）

江苏省射阳县军地协同寻找烈士牺牲地、完善烈士史料——

一捧乡土寄哀思 琅琅书声慰英魂

北风凛冽，山西省文水县凤城镇私评学校传来琅琅书声。刚从江苏省射阳县四明镇赶来的周从元，从随身锦袋中捧出一捧从老家田埂上取来的褐色泥土，走到校园东侧一隅，均匀撒在地上，轻声说：“大伯，我来接您回家。”

为了这一刻，周家人等了86年；为了这一刻，射阳县烈士寻亲寻史工作组寻访了近5年。这一切，要从射阳县烈士陵园英烈墙上的一个名字——周作青说起。

周作青，1917年出生于射阳县四明镇。在县烈士陵园英烈墙上排名首位的他，是该县最早牺牲的抗日烈士，但关于他的史料记载，只有一句话：“1939年周作青烈士牺牲于山西吕梁。”

为完善烈士史料，不忘英雄，告慰英雄，激励后人，2021年，射阳县成立烈士寻亲寻史工作组，由射阳县烈士陵园管理处主任侍昌平带队，挖掘整理射阳籍烈士和在射阳牺牲的外地籍烈士事迹。

“就从英烈墙上首位烈士周作青开始！”侍昌平拍板。

史料缺失，从何处下手？工作组首先联系了烈士的远房侄子周从元。

“大伯牺牲时才22岁。”周从元回忆，“听父亲说，大伯爱读书，干活麻利，后来离家抗日，家里人只知道他牺牲了，具体干了啥，安息在哪，都不清楚。”

没有得到任何有效信息，工作组只能从查找史料入手。他们一头扎进县档案馆，翻遍民国县志和抗战地方史料，只找到周作青的烈士名录，再无其他。

工作组又深入四明镇12个村落，踩着泥泞田埂挨家挨户走访各村老人，但老人们纷纷摇头：“太久了，记不清了。”当最后一户老人表示“不知道”时，寻访陷入“无迹可寻”的僵局，工作暂时搁置。

2023年5月，工作组抱着试一试的心态驱车1000余公里赶赴周作青的牺牲地。在山西省吕梁市档案馆查阅近百卷老档案后，依旧一无所获。

“去北京，国家档案馆资料更全！”在工作组成员沈健的提议下，众人风尘仆仆赶往北京，前往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查阅有关文献，结果同样令人失望。

返程火车上，车厢里一片沉寂。窗外的景色飞速后退，工作组成员的心情愈发沉重。“下一步怎么办？是不是真的找不到了？”每个人心里都泛起这样的疑问。

近乎绝望时，有人提议：“周作青牺牲时22岁，或许能从青年抗日组织找到线索。”工作组当即决定以年龄为突破口，前往中国青年报社查阅内部史料汇编。在报社资料库里，工作组找到一篇《烽火青春歌慷慨》的通讯，文中提到了一篇名为《周作青英勇殉国》的消息，来源标注为1939年延安出版的《中国青年》杂志第一卷第四、五期合刊。

工作组联系了全国23家省级图书馆和11家高校图书馆，令人失望的是，只得到“未见馆藏”的回复。

线索再次中断，但工作组成员并未放弃。此后，他们出差时，常去当地旧货市场、旧书摊寻找。

转机出现在今年秋天，侍昌平因公务再赴北京，刚下火车便直奔潘家园旧货市场。从上午9点到中午12点，他在密集的旧书摊位间穿梭，就在准备离开时，一本封面褪色泛黄且带水渍的1952年翻印版《中国青年》合订本吸引了他的注意。

翻开书页，第30页《周作青英勇殉国》的标题让侍昌平几乎窒息。文章中这样写道：“时任晋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常务委员的周作青，在敌占区秘密开展抗日斗争，组织青年传递情报、动员群众参军。1939年5月，因叛徒告密被捕，日军严刑拷打后将其残忍活埋于文水县东门外。”他激动得掏出手机立刻拍照，打电话告知团队“找到了”。

为确保史料真实性，工作组带着珍贵的合订本赶赴山西省文水县进行实地考证。86年的岁月变迁，曾经的“文水县东门外”早已物是人非，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高楼林立的现代城区。工作组当即兵分两路，采取“文献+实地+口述”结合的方式进行印证。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多方努力下，工作组最终锁定烈士牺牲的确切位置。一组成员深入社区，走访到一位83岁的老人樊润泽。老人回忆：“我继父是地下党，生前说过，日本人拆鼓楼建炮楼时，有位八路军被拖到护村墙外杀害，埋在村东文昌庙后。”这段讲述，与《中国青年》杂志的记载高度吻合。与此同时，另一组成员在县档案馆查阅资料时，发现一张1939年文水县行政区划图，上面标注有“东门外地界含文昌庙一带”。众人循着线索，发现那里如今已是一所学校。

“英雄的牺牲地，今天已成为孕育希望的学堂。这是历史的接力，也是国防教育最生动的课堂。”射阳县人武部负责人感慨。

征得学校同意后，一场简朴而庄严的祭奠仪式在校园内安静举行，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仿佛是献给英烈最深情的礼赞。周从元撒下故乡黄土，又取脚下泥土放入锦袋：“大伯您听，孩子们都在读书，您的血没白流。”

（张明玉、唐艳蓉）

责任编辑：宋   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