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谭 梅 张得俊

记者：2200多年前，秦代五大夫使团在无导航、无成熟道路的条件下，精准抵达黄河源头扎陵湖畔。结合实地考察，当时使团西行面临怎样的极端环境？能够顺利抵达河源的核心支撑是什么？

侯光良：尕日塘秦刻石的发现，是一次极具震撼性的考古收获，填补了诸多历史空白。刻石纪年为秦始皇三十七年三月下旬，也就是公元前210年的初春时节。彼时的黄河源头依旧冰封雪裹、天寒地冻，高原牧草尚未返青，低温、大风、缺氧、物资匮乏是使团全程面临的常态挑战。使团从咸阳远赴千里高原，全程徒步车马，历经数月苦寒，在两千多年前的生产力条件下，这样的远征极具挑战性。

使团能够顺利抵达河源，依靠双重核心支撑。其一，是秦代强大的国家动员力与使命担当。刻石寥寥数字，彰显出官方遣使的权威性与使命感，凭借坚定的国家信念支撑队伍完成远征。这位不见于任何正史记载的五大夫，也成为秦代中原开拓探索西部疆域、不畏艰险的历史缩影。其二，离不开高原羌族群的鼎力相助。当时河源地区以羌人活动为主，熟悉山川地貌、气候规律的本地先民，为中原使团提供向导、粮草、畜力等关键补给，是此次跨地域交往得以实现的现实基础，印证了中原与高原族群源远流长的交往情谊。

记者：您长期坚持自然史与人文史交叉研究，从环境考古、物候地理的独特视角出发，尕日塘秦刻石能读出哪些传统文史研究之外的历史信息？

侯光良：历史事件从来无法脱离自然环境独立存在，解读昆仑文化与秦刻石历史，必须做到山河与文脉同证。从物候规律来看，黄河源头植被每年4月下旬方才返青，生长期仅有短短三、四个月。秦代使团三月下旬抵达河源，等待合适采药窗口期，说明五大夫一行的采药队对青藏高原的气候、物候、地理已有相当了解，此次西行是周密规划的官方行动，绝非盲目探险。

从古道地理来看，目前可梳理出多条可行性行进路线，其中唐蕃古道前驱通道可行性最高，证明连接中原与河源的交通脉络，远早于唐代已然成型。尕日塘秦刻石充分印证，昆仑文化研究必须走多学科融合之路，唯有结合地理、气候、环境、考古、文字等多元视角，才能还原完整真实的上古河源历史。

记者：昆仑被誉为华夏万山之祖、文化圣山，世人多将其视作神话符号。结合多年高原野外考察，真实的高原山河风貌，如何孕育出宏大的昆仑神话体系？

侯光良：昆仑神话并非凭空杜撰，其根基是青藏高原真实的山川地理与古人的天地认知。中华先民自古敬畏自然、顺应天时，依托农耕生产总结出天道有序的自然规律，形成“天人合一”的原始宇宙观。随着中原族群不断向西探索，逐渐认知到西部高原群山巍峨、河源辽阔，是距离天穹最近的地方。基于对高原壮美山河的实地观察，古人将黄河源头的高山雪域定义为神山圣地，衍生出“帝之下都”的昆仑叙事。看似浪漫的神话背后，是上古先民探索自然、认知山河、敬畏天地的真实过程，是古人依托高原地理风貌构建的早期文明认知体系。

记者：深耕高原文脉研究多年，高寒荒野的考古研究最打动您的是什么？如何让尕日塘秦刻石等硬核考古成果转化为青年喜爱的文化故事，让昆仑文化焕发新生？

侯光良：作为本土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溯源文脉是我的初心与使命。世人眼中高寒贫瘠的三江源，是见证万年人类活动、承载千年文明交流的文脉沃土。玉树丁都普巴旧石器洞穴遗址证实，至少4.5万年前已有人类在这片高原活动，再加上2200年前的尕日塘秦刻石，说明高原人文底蕴深厚，还有大量学术空白等待探索，每一次野外都期待新发现，不断激励我继续研究。

厚重的历史需要年轻化、时代化表达。想要让昆仑文化活在当下，就要打破学术壁垒。我们可以依托AI复原、短视频创作、可视化科普等国潮传播形式，将秦代使团风雪西行、探秘昆仑的历史场景具象化，把晦涩的考古史料转化为生动易懂的文化故事。通过学界、媒体、社会多方联动，深挖昆仑文化坚韧求索、交融共生的精神内核，推动其千年文脉赓续传承，在新时代焕发新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