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正当欧洲多国正在忙于一系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一些建立在旧帝国废墟上的欧洲民族国家迎来独立百年庆典之时，德国也迎来了魏玛百年的纪念时刻。与此同时，在美国的社交媒体上，悄然开始流行一个词：“魏玛美国”。以研究大屠杀见长的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布朗宁（Christopher Browning）将特朗普第一任期的美国与魏玛时期的种种民主瓦解的特征相类比，对右翼民粹主义的上升势头发出了警示。而在德国，另类选择党（AfD）的崛起又让人不断回忆起一百年前那些具有强烈排外色彩、肯定威权政治且充满反智主义的话语。如果说，恰逢百年多少是一个人们捡拾回忆的时机，一些知识分子也不愿错过一个有条件借题发挥、用历史透视当下的完美场域的话——到了21世纪20年代，一些具体的政治事件让愈来愈多的人开始怀疑，当今世界是否就是个巨大的“魏玛”！

在德国，首先挑动人们敏感神经的是2020年图林根州的选举风波。位于德国地理中心的图林根州，在全德的GDP贡献占比只有1.8%，人口占比也只有2.5%，基础设施改造完全依赖联邦转移支付，青年人口外流严重。但这里是巴赫的出生地；歌德在此写出《浮士德》；席勒在此创作《阴谋与爱情》《审美教育书简》，定稿了《欢乐颂》；马丁·路德青年时期在此晋铎，中年在此翻译了《圣经》。而图林根州的魏玛市更是被赋予了德国文化重要的象征意义。1919年，为了避开柏林难以抑制的左右政治纷争和由此引发的暴力活动，新生的共和国决定在魏玛召开国民制宪会议，魏玛共和国由此得名。十年后的1929年，图林根的州议会选举中，纳粹党获得了州议会53席中的6席，看上去比例并不高，但在所有右翼党派联合阻止州议会第一大党——获得18席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进入州内阁的呼声中，纳粹党不仅成功进入州议会，还拿下了州内政部长的要职，开始了其最早的执政实践。作为州内政部长的威廉·弗里克（Wilhelm Frick）在任上打压左翼媒体，清除左派教师，清理警察队伍，将冲锋队组织彻底合法化，把图林根州变成了纳粹党最早的试验田。

2020年的图林根州选举看似只是一个中部穷州的事务，但暗藏玄机。在上一年10月的州议会选举中，极右翼的另类选择党一举拿下90席中的22席，成为该州议会的第二大党。2020年的州长选举于当年2月5日进行，来自州议会第一大党，德国左翼党（DieLinke）的博多·拉梅洛（Bodo Ramelow）寻求连任，他打算联合本党的29票、社会民主党的8票，加绿党（Grüne）的5票，组成42票，虽然没有达到绝对多数的46票，但凭借“两轮投票后，若无人获得绝对多数票，从第三轮起，获得最多票数的人自动当选”这一原则，他就能稳步胜出。果然，当天的前两轮投票，另类选择党都把票投给了自己推举的候选人，而州议会第三大党基督教民主联盟（CDU，简称基民盟）的21人又都投了弃权票，因此无人胜出。于是，投票来到了第三轮。就在此时，来自州议会中只占5席的自由民主党（FDP）推出了自己的候选人托马斯·凯默里希（Thomas Kemmerich），这位表面上的搅局者居然凭借另类选择党的22票，加本党的5票，以及一些基民盟议员的加持一举拿到45票，当选州长。

此举直接引发了德国统一后最严重的政治危机。因为，绝不与另类选择党等极右翼团体联合组阁、绝不靠极右翼选票上台几乎是战后德国政治伦理的基础。何况图林根州的选择党党魁比约恩·赫克（Björn Höcke）又多次发表炸裂言论，如反对在柏林建犹太大屠杀纪念碑、主张优生理论、警示“欧洲守城型人类”将被“非洲扩张型人类”淹没、鼓吹基督教和犹太教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宣称二战中盟军对德国人所做的才叫种族灭绝，属于极右翼团体中最右的派系。当选后，凯默里希与赫克握手的画面传遍全德，舆论炸锅。此事一出，远在南非访问的总理默克尔罕见地在国外的新闻发布会上对着本国地方性事务发飙，称这次选举“不可原谅”“是民主的灾难”“完全不可接受”，并怒斥图林根州的基民盟党团背弃建党原则，甚至要求图林根州尽快解散议会重新选举。她动用其权力，解职了联邦东部事务专员克里斯蒂安·希尔特（Christian Hirte），只因希尔特对凯默里希的当选表示了祝贺；随后，默克尔钦定的党内接班人，基民盟主席安妮格雷特·克兰普-卡伦鲍尔（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被迫辞职。凯默里希的州长之位只维持了28个小时，就宣告结束。自由民主党和基民盟在半个月后汉堡的地方议会选举中惨败。一次地方选举，搞得各大政治派别几败俱伤，皆因这一系列事件勾起了人们太多的有关魏玛共和国的回忆——为阻止左翼执政，宁可联合极右翼；议会被处于政治光谱两端的派别操纵，中间力量难以发声；因无法选出绝对多数的党派组阁，议会不断对政府投不信任案、政府不断解散议会。2月5日晚，左党领袖拉梅洛在推特上直接转发了1930年2月希特勒关于纳粹控制了图林根政局的狂妄言论，以警告民众切勿遗忘历史。舆论危机爆发的2月6日恰好是魏玛制宪会议召开的纪念日，而作为德国文化象征的魏玛——就在图林根州。

魏玛共和国已经过去一百余年，放在当时的欧洲看，它恐怕缺乏普遍性。它保留了德意志帝国时期中央与地方司法可以互不承认的若干顽疾，正因此，希特勒才在巴伐利亚人民法庭的庇护下，躲过了《共和国保卫法》本应给予他的重刑。财政上虽通过税制改革实现了权力向中央的倾斜，但由于同时承担战前和战时大量内债与战后巨量外债，中央财政即便吸纳了大量税源，依然入不敷出，财政压力巨大。这么看，魏玛共和国的内疾并非欧洲或全球的普遍问题，而是威廉帝国负资产的受害者。但从另一个角度看，魏玛共和国又不具特殊性：它从美好的共和理想走向威权，直至独裁。如今人们可能会简单地用“魏玛”一词指代这个过程，但在当时，这并非魏玛的独创：纳粹德国是欧洲在一战后诞生的第10个独裁政权；到1939年二战爆发时，欧洲28个国家中，只有11个国家的议会还在有效运行；放眼全球，当时全世界65个主权国家中只有17个施行拥有民主体制。另外，德国人——准确地说，德意志文化——创造的璀璨光环容易让人忘记：统一的德意志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其运行的时间不过数十年。民主政体作为一种实践，其在德国的成熟度与中东欧其他政权，以及那些在旧帝国废墟上新生的民族国家不相上下。

如此看来，纳粹攫取政权的过程既非毫无参照，亦非不可预料。那我们为何还要把魏玛作为一个无可替代的样本去观察呢？我想原因必然包含以下几点：

第一，魏玛并非唯一失败的民主实验，但随后的第三帝国产生的破坏力却让其他法西斯们望尘莫及。

第二，《魏玛宪法》确实表达出人类某些崇高的政治理想，而魏玛共和国的覆灭也展现出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张力。

第三，魏玛时代创造出的璀璨文化在随后的一百年深刻地影响了整个世界。无论是包豪斯的艺术，阿诺德·勋伯格与库尔特·魏尔的音乐，布莱希特的戏剧，托马斯·曼与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的小说，或是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本雅明等人的哲学思考，爱因斯坦、普朗克与劳厄的科学成就，不胜枚举。然而正是这种高度智识的胜利与政治组织的混乱与失效之间的巨大落差，才更让人扼腕。

第四，如果把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完全归罪于《凡尔赛和约》，无疑是非常片面的，毕竟从“道威斯计划”到“杨格计划”，人们都在致力于提供对德国足够有利的解决方案。但魏玛共和国确实可以作为凡尔赛体系失败的一个样本，且是所有失败者中最失败的——不仅因其民主制度的瓦解，更因其让全世界买单的政治负资产。

但种种这些还掩盖了一个更加深刻的问题，那就是：魏玛共和国纵使有诸多先天不足，有内外交困的政治环境，但她依然像一个“小径分岔的花园”一样，包裹在数个非线性的历史转折之中。好似本雅明笔下历史的裂缝，召唤救赎的降临；又可能跨时间共振，让当下与过去叠合成“星丛”，形成历史的“辩证停顿”。通俗地说，就是人们要反复追问，是不是有一些时刻，历史可以被处于当下之人带入另一个方向；甚至，是否存在一种结构制度可以避免最具灾难性的“坠落”。因此人们反复书写魏玛，阅读魏玛，以求一丝线索。

书写魏玛的人众多，即使在中文世界也有堆积如山的文献可供查阅。有时书写者不同的身份或职业，也会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角度，甚至是别样的时间透视。在译介的著作中，《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与《掘墓人：魏玛共和国的最后一个冬天》是两本颇引人瞩目的德语译著，前者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很有影响，后者则是近年来的翘楚。二者有一个共同特点，其作者并非职业历史学家，而是记者。恐怕出于长期采写新闻人物或报道的职业习惯，记者们写史，不会像年鉴派史学家那般，动辄以数百年作为一个文明进程中的结构单位；亦少如量化史学那样将大量处于不同时空的人用某一个视角进行统一观测，在数据上得出结论。他们更愿意着眼于每一个历史纠结的瞬间，或强调具体人物在特殊逆境中做出的抉择。因而，这些书不像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理念的产物，更像丸山真男释义下的《史记》，其中司马迁并非史料的搜集者，而是历史舞台剧的总编排。其中每个故事都如同演剧般，有过程、有高潮，有分幕登场，有明暗线索。马国川先生正是这样一位学者型的资深记者，他有着常年对日本近代史的深入研究，又曾采写过多位20世纪末21世纪初具有重要影响的政经巨擘。从他的《看中国》一书中，可见他从世界观察中国的谦逊与敏锐，同时亦可窥见他对世界近代史，尤其是各国现代化发展路径的深入思考。这本《魏玛十五年》，是马国川先生的又一部力作，是他从短命的魏玛观察民主如何失序的一次旅程。

本书并非一部纯粹的政治史，亦非对魏玛文化的纵览，既不站在左或右的立场上批判每一次危机的发生，又避免了完全后验的、不带同理心地审视每一个局中人。全书的核心议题是：民主为何不被人们信任，为何变成左右派别自说自话的角力场；在这个过程中，知识精英、政客、技术官僚、军人乃至普通群众又是如何在其中寻求自我认同、确定个体立场，从而让民主渐渐瓦解、彻底让位于独裁的。同时，所有这些切片的瞬间又都能引发人们对当下世界的思考，让魏玛成为一面审视现实的镜子。

书中最能唤起当下中国人共鸣的，恐怕是《德国青年到哪里去寻找生存空间？》这篇。我在其中读到，魏玛时代的德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就开始面对学历贬值的困境。对一心想要进入精英阶层的大学生们来说，这种冲击不亚于1923年那轮通货膨胀带来的严重货币贬值。1930年11月12日，柏林大学的学生举行了大规模反犹游行。根据《柏林日报》的报道，游行很快变成了针对左翼和犹太人的暴行。按道理，这种演变为暴力的游行明显是标志性事件，但作者并未对事件本身着墨过多，而是将目光放在了同年“德意志大学生会”（DeutscheStudentenschaft）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德国青年到哪里去寻找生存空间？成千上万有能力有抱负的年轻人去哪儿找工作？这个问题应当成为德意志民族真正的领导人所面对的最棘手、最迫切的问题。”这段话在当时无疑引起了巨大共鸣，暗含在其中的玄机是，这篇文章的呼吁对象是所谓“德意志民族真正的领导人”，而非魏玛共和国政府。这清晰地反映出大学生群体对现实政治的绝望。

故事还要从一战结束开始讲起，彼时大量复员军人，面对凋敝的经济，无法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于是，让复员军人进入大学成了卓有成效的解决办法——既可缓解就业压力、培养人才，又能一定程度地稳定社会治安。这些大学生经济拮据，前途渺茫，却有着对精神食粮深切的渴望，经历了战争和国家幻灭的他们，对社会、对政治充满期待。这批人中，有一些后来成了20世纪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但经过1923年和1930年的两次经济危机，大批人员失业，中级公职岗位稀缺，使得此时的大学生面临毕业即失业的窘境。一些人被迫延长在校年限，导致博士学位泛滥，而就业市场的萎缩又无法得到缓解，又让这些博士毕业后继续失业。

这一切与如今我们眼前发生的情况何其相似！从那一代德国大学生的表现来看，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仅在这样关乎自身的事情上没能拿出更具智慧的解决办法，甚至没有展现出比之普通人更多的善意。他们提出的建议无非是让一些人提前退休，压低高中毕业生数量，或在由国家主导强制高中毕业生劳动一年云云。全都是自己冲进舒适区，把后来人挡在门外的办法。另一些建议更符合字面意义上的“寻找生存空间”，如建议国家开辟殖民地，给知识分子派发土地农庄等。不用说，这些建议既缺乏合法性，又难有具体的操作流程。于是更激进的建议被抬上了桌面，如淘汰所有的女生，让她们回归家庭主妇，以及清除大学中的犹太人！由此，大学内的意识形态极致右转，且暴力程度愈发失控；中间、温和的声音被逐渐淹没，理性的思考让位于极端言论。最终，狂热的行动便是这些大学生面对自身困境交出的答卷。于是便有了令人不安的一幕：在宣泄反犹主义情绪的同时，对共和国政治的不满程度也达至顶点——大部分持共和主义立场的教授们被视为长期堕落、思想僵化的老顽固；越来越多贫苦的日耳曼大学生开始倒向纳粹主义，他们宣称要“反抗堕落的体制”。在这些狂热青年看来，赶走犹太学生、驱逐支持共和制的学者，就能立刻为自己腾出升学的资源和未来的公职岗位。经济上的绝望与种族主义的毒药，就这样在柏林大学的广场上完成了合流。

书中数篇有关当时重要知识分子的人物剪影都相当引人入胜，这些短文展示的是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智识精英，如何面对时代的突变。若说大学生们年少轻狂、纸上谈兵且自身前途未卜，那教授们总该有更冷静、更具建设性的判断吧？事实展现出了更复杂的图景：其中的一些人发出警示却并没有给出良好的药方，如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一些人敢于承认自己曾经的短见，愿意面对当下，成为民族的良心，如马克斯·韦伯和托马斯·曼；一些人从不妥协，如埃米尔·尤利乌斯·贡贝尔和卡尔·雅斯贝尔斯；另一些人见风使舵，如马丁·海德格尔和卡尔·施密特。其中最引我深思的是海德格尔。

作为20世纪当之无愧的、最重要的哲学家，他在1927年，用那本《存在与时间》确立了自己不可动摇的学术地位，这本书也成为此后一百年每一个勤于哲学思考、热衷于现象学还原的人不可逾越的里程碑著作。比这更可贵的，恐怕是他的学生们几乎塑造了二十世纪的哲学版图，如汉娜·阿伦特、卡尔·洛维特、汉斯·约纳斯、君特·安德斯……不一而足，如果算上旁听他课程且受到重要影响的赫伯特·马尔库塞等人，这个系谱还可以大幅延伸。从他诸多学生的自传和回忆中可见，比之语言艰涩的著作，海德格尔在长达三个小时的课堂上，那些逐层还原的现象学思辨更是点燃智慧的火种。但在1933年，纳粹上台伊始，海德格尔就主动投桃报李，成了弗莱堡大学的校长。为此，他断绝了和曾经被他称为“如父亲般的朋友”的导师埃德蒙德·胡塞尔的一切联系，将当年胡塞尔为他争取弗莱堡大学教职的种种都抛之脑后。看看海德格尔当年5月27日的就职演讲，在如此多的——如“属己”（Jemeinigkeit）、“此在”（Dasein）等等自创的、内涵复杂的哲学概念之下，竟是对国家权力意志的高度认同与赞扬，令人不胜唏嘘：

一旦我们——在谈到“新的科学概念”时——只不过是为了替今天的科学争取它的属己特性和无前提性，那么我们就肯定不会体会到科学本质的最内在必然性。这种任意地否定的行动，这种眼界极少超出最近几十年的行动，实际上是真正理解科学本质之努力的假象。……科学不是一个“文化财富”，而是民族—国家整体此在的最内在决定性核心。对于他们，科学也不是把无意识变成有意识的单纯手段，而是深入此在整体之核心并且聚拢此在整体的力量。

德国学生决心在德国命运的极端艰难时刻坚守这一命运，一种追求大学本质的意志正是来自这种决断。只要德国学生通过新的学生法案服从大学本质的法则，并且由此第一次明确界定这个本质，那么这种意志就是真正的意志。自我立法是最高的自由。德国大学必须清除那种备受歌颂的“学术自由”；这种自由仅仅是否定性的，所以并不真实。这种自由主要是漠不关心，意图和倾向任意武断，行动和受命毫无约束。今天，德国学生的自由概念正在重返自己的真理。德国学生的义务和服务，必将从这种自由之中发展出来。

对此，卡尔·洛维特评论道：“以严格的哲学标准来衡量，这篇演讲是彻头彻尾的模棱两可，因为在演讲中，海德格尔竟然有办法把生存论－存在论的范畴概念拿来为历史的‘此刻’（Augenblick）（《存在与时间》，第74节）服务，而且手法巧妙，以致使人产生某种印象，好像这些范畴之哲学目的跟当前的政治局势先天就能够也必须合流为一，而学术研究的自由也同样先天能够也必须与国家的强制措施合为一谈。”“海德格尔并没有推翻他实质上属于这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及恶质（WesenundUnwesen）的事实。因为国家社会主义的‘精神’跟国家与社会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反而是跟那彻底的决心有关，跟那拒绝一切讨论与沟通的冲劲有关——因为这样的决心完完全全只依赖自己本身，只依赖每个人本有的（德意志的）‘能够存在’（Sein-Können）。国家社会主义式的政治论述与海德格尔哲学所使用的语言，两者从头到尾都充斥着染有暴力色彩的表达方式。独裁者风格的政治论述，与海德格尔激烈的、断言口吻的措辞方式互相呼应。”

此处，海德格尔无限向内的“诗意地栖居”在肯定精神的原初动力的同时，却否认了行动目的之合法性与普遍价值。海德格尔在加入纳粹党之前，几乎从不谈论政治，在他短暂的十个月校长任期之后亦如此。但直至1936年，他去意大利讲学，依然时刻佩戴着纳粹党徽。在看到昔日的学生卡尔·洛维特因流亡而如此落魄的时候，他露出惊愕，但依然不愿承认自己在政治层面的误入歧途。卡尔·洛维特在离开德国前，最后一次去弗赖堡听了海德格尔的讲座。这次的主题是“沉默有哪些不同的方式”，或许这正是他最擅长的。但从更广的历史维度来看，从1914年10月4日93位德国知识分子联名签署的那份《九三宣言》中——“我们将以一个文化民族的姿态战斗至最后一刻”——便可看出，一种刻意突出精神性、否定现实政治经济规律的思潮已经充斥在德国主流知识精英内部。后来被马克思·舍勒、维尔纳·桑巴特和托马斯·曼等人宣扬的否定西方文明价值、企图用文化精神取而代之的观念，正是脱胎于将精神生活置于政治之上的所谓“德意志浪漫主义”迷思。

最后，我们来说说政治。本书最多的篇幅还是对魏玛时代那些波谲云诡的政治事件的描写，其中包括共和国初期对财政部长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和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的暗杀。从数字上说，魏玛共和国建立的前四年，全国有多达四百多起政治暗杀，但这两位人物的遇刺，产生了更加灾难性的后果。书中对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这样一位理性的共和主义者之侧写同样引人入胜，不仅阐明了作为总理和外交部长的施特雷泽曼在洛迦诺会议中起到的无可替代的作用，也展现出一个保守的君主主义者蜕变为现实理性的政治家的过程。

但最令我感兴趣的却是“巡洋舰与儿童餐”的故事（见《总理反对内阁决议：魏玛共和国的一出闹剧》一节）。相比书中那些血雨腥风的场景，这件事儿实在不算大。来自社会民主党的总理赫尔曼·米勒一方面要稳固自己好不容易建立起的左右翼联合政府，又无法承受本党议会党团出于党派利益施加的压力，最终上演了一出“自己投票否决自己内阁决议”的闹剧。此事虽小，却严重损害了米勒内阁的信誉，同时也给左右翼大联合政府蒙上了一层阴影。魏玛时期的两大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不仅不能联合组阁，甚至是完全对立的派系，这种意识形态上绝不妥协的政治文化，可以说最终葬送了魏玛民主。

其实，从天主教中央党的海因里希·布吕宁接手政府开始，魏玛共和国就已经进入了“脑死亡”的阶段。一方面，他的内阁完全依赖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宪法遗产——即《魏玛宪法》第48条运行；另一方面，天主教党派在德国这样一个新教占主流的社会中，事实上并不依靠政策获取选票，其票仓更多靠身份层面的政治认同。因此他的政府从一开始就放弃了凝聚社会共识的使命。对比当时同样面对经济危机的英国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国民内阁，布吕宁政府从未有意识地团结国家力量，始终摇摆于德国工商业与农业利益斗争的两端，既无法取得左翼政党的临时性妥协，又缺乏团结中右翼的基础。最终，魏玛民主成了得过且过的行尸走肉。而恰恰是在这段时间，纳粹党成了议会中各政党之间，意识形态最清晰、执行方案最明确的团体。面对一轮又一轮的失业潮，人们放弃了除经济自保以外的一切诉求，同时放弃了政治伦理的底线。

回到当下，其实开头讲到的图林根州的故事也远未结束：凯默里希在默克尔的压力下被迫辞职，一个月后（2020年3月），左翼党的前州长拉梅洛通过又一次选举拿回州长的位置。但另类选择党也没打算善罢甘休，他们以干预地方选举违宪为由，将默克尔告上了联邦宪法法院，并于2022年最终胜诉。在2024年9月图林根州的新一届议会选举中，另类选择党一口气拿下88席中的32席，一举成为州议会第一大党。而在联邦层面，2025年，另类选择党拿下了联邦议会630席中的152席，成为议会第二大党。如果说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在2005年德国统一后第一次组成大联合政府，还是出于226席对222席的不相上下，如今这种左右翼联合的局面几乎是为了阻挡极右翼所能采取的自救方案。从全球层面看，魏玛时期面临的很多问题，依然困扰着当下的世界，如社媒政治带来的观念撕裂、中间温和理性声音的缺位、各国政府部门采取的外交问题内宣化等。如此看来，魏玛的故事远未结束。

1975年初的纽约，在希特勒逼迫之下流亡的魏玛政治家、帝国议会议员、普鲁士地方议会的社会民主党副主席恩斯特·汉姆伯格在一次谈话中，用一句话总结了这一事实：“波恩没有变成魏玛，也是因为以前有过魏玛。”

2025年9月，面对近年来欧美社会不断升级的政治撕裂现象，意大利记者瓦伦蒂娜·贾内拉在其主笔的《柏林之外》中发表了《当子弹响过选票：魏玛给当下的教训》一文。在重新审视了2025年美国保守派青年领袖查理·柯克遇刺事件引发的震荡后，作者是如此总结的：“不——我们不是魏玛共和国。至少现在还不是。但滑向那个方向所需的条件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少。保持警惕，并从过去和现在吸取教训。”

1930年之后，将魏玛带向衰亡的民主仇视已经不再是当代的问题了。我想，我们确实没有必要过度悲观，但也不能遗忘魏玛带给我们的若干启示。让我们怀着谦逊的态度，在马国川先生的书中，走进那段历史，在短暂的文化辉煌与最终的理想幻灭之间，发现一段跌宕起伏的岁月。

本文为《魏玛十五年：一个国家失败的样本》序言，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