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鄂一带方言里,至今还保留着一句老话——“不服周”,人们用它形容不肯认输、不肯低头、心里不服气的状态。它的历史原点,便是先秦时代那个雄踞南方的楚国。文史作家刘勃《不服周:楚国的奋斗与沉沦》跳出传统中原视角,从族群源流、周楚百年博弈、制度革新实践等维度,铺展开一部边缘族群的开拓抗争史,还原楚国在中国早期大一统制度演进当中,常常被人忽略的角色。

　　□长庚

走出中原的拓荒者

　　提起楚国,很多人第一印象便是南方蛮夷。《不服周》认为,楚人的先祖并非土生土长的南方土著,其族源要追溯到上古的颛顼部族,属于“祝融八姓”之中的芈姓季连一支。祝融部族早期活动于中原嵩山、新郑一带,掌管观星授时、管理火种、主持燎祭,“火正”便是其世代承袭的官职。

　　《史记·楚世家》把季连、鬻熊记作相隔数代的两位先祖,两者世系中间还隔着附沮一代,对此史学界长期存疑。根据出土文献“安大简”的记载,季连与鬻熊(穴熊)实为同一人。商代晚期芈姓部族首领季连,后期更名穴熊,也就是文献所记的鬻熊。

　　商朝时,原本居于中原腹地的祝融部族遭受打压,芈姓季连族被迫背井离乡,踏上向南迁徙的漫漫长路。商末,鬻熊审时度势,远赴关中投奔周文王,成为周阵营当中的谋臣。不过芈姓部族力量微弱,并未得到周王室的丰厚封赏。周成王举行岐阳会盟,楚人首领熊绎虽赴会参会,却只能承担摆放滤酒苞茅、守护燎祭火堆这类杂务,没有资格参与诸侯歃血盟誓。

　　此后,周成王册封熊绎为子爵。然而,与鲁、卫、晋等国的分封性质不一样,这并不属于周人开辟新国土的“初创分封”,只是对楚人已经占有的土地与部族身份予以承认。长期以来,楚国与周王室没有血缘、姻亲纽带,在周朝诸侯体系之中处于弱势地位。

　　鬻熊时期,楚部族定居丹江上游河谷。此后,部族持续向南移动,熊绎阶段迁居丹江、老鹳河交汇的丹淅之会,之后再度翻越山岭,落脚汉水西南侧荆山区域,定都夷屯。

　　《楚居》记录了一桩往事。熊绎营建夷屯,修筑“楩室”,却拿不出祭祀的牺牲,只能悄悄盗取鄀国的无角公牛,又怕被鄀国人发现,便趁着夜色举行祭祀,由此形成楚国独有的夜间祭祀习俗。这侧面映照出早期楚国物资匮乏、国力薄弱的处境。

　　楚国自诞生之日起,就处在周王朝秩序的边缘。他们向往中原礼乐文明,却又实实在在承受着这套体系带来的身份歧视。这种复杂的处境,埋下后世楚国“不服周”的历史根脉。楚国早期发展史,就是一部边缘族群求生存、谋发展的开拓史,既向往融入中原,又不甘于接受既定的等级安排,这种矛盾心态贯穿楚国数百年兴衰。

周昭王南征疑案新解

　　刘勃把俗语“不服周”拆解为三层历史内涵。第一层,便是西周时期,日渐崛起的楚国,与强盛的周王室之间旷日持久的较量。

　　西周早期,楚国对周王室还算恭顺臣服,可随着在江汉流域不断扩张,楚国慢慢成长为周朝南土秩序最强劲的挑战者。

　　《竹书纪年》记载,周昭王十六年,周王师第一次南征伐楚荆,渡过汉水取得军事胜利,不少随军贵族战后铸造青铜器记录军功,流传至今。而周昭王十九年第二次南征,周天子则迎来灭顶之灾:“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周昭王殒命汉水,西六师近乎全军覆没,这也是西周建立之后,周王朝遭遇最为惨重的军事挫败。

　　千百年来,关于周昭王之死,流传三种说法:胶船解体说、浮桥毁坏遭楚军袭击说、洪水吞没说,《不服周》更倾向于最后一种。周军计划搭建临时浮桥横渡汉水,大军驻扎汉水岸边安营,却对汉水上游秋季爆发的特大洪峰毫无防备。突如其来的洪水席卷岸边营地,周昭王连同大批西六师将士葬身洪水。

　　在天命观念深入人心的西周,天子率领大军遭洪水覆灭,这种真相一旦公之于众,很容易被天下诸侯解读为上天降下“天诛”,代表周王室已经丧失天命,直接动摇王朝统治根基。周王朝权衡利弊,对外只发布了一份措辞隐晦的官方通报,模糊写下“丧六师于汉”,同时记录观测到的阴天、鸟兽惊扰、星象异动等异象,将灾难包装成难以解释的神秘天变。

　　这份语焉不详的官方文书,给后世留下巨大猜想空间。各诸侯国无从获知汉水洪灾的真相,按照战争逻辑进行推断,普遍认定楚国是这场大祸的始作俑者。时光流转三百年,春秋时代的齐桓公集结诸侯联军讨伐楚国,管仲便拿“昭王南征而不复”当作楚国的一大罪状。楚国使者只能回复“君其问诸水滨”,把这件无头公案推给滔滔汉水。

　　《不服周》还分析了周昭王执意南征背后深层的战略诉求,认为并不单单是讨伐所谓楚国叛乱。西周属于青铜文明,铜、锡是维系国家运转的战略物资。长江中下游地区蕴藏着丰富的铜矿与锡矿,一条被后世称作“金道锡行”的交通线路,源源不断地将南方矿产输送至中原成周。楚国势力持续扩张,直接威胁这条战略资源通道的安全。

　　与此同时,周王朝分封制度运行日久,王畿之内能拿来赏赐的土地越来越紧缺。周王室想要征服汉水以西的襄宜平原,把这片沃土纳入王室土地储备,用来分封宗室亲贵,缓解土地供给危机。多重现实诉求叠加,促使周昭王投入王室精锐,大举向南方用兵。

　　周昭王南征惨败,成为西周历史一道分水岭。经此重创,周王室再也没力量组织大规模南土远征,周人向南扩张的步伐就此停滞。楚国抓住这一百余年窗口期,在江汉地区快速开疆拓土。熊渠在位时期,楚国国力达到高峰,他册封自己的几个儿子为王,公开挑战周天子权威。等到周厉王大举征伐南方,熊渠又审时度势主动去掉王号,选择韬光养晦。一张一弛之间,尽显楚国生存智慧。待到西周末年镐京陷落,周王室走向衰败,某种意义上,楚国算是“熬赢”了曾经高高在上的周邦。

　　进入东周,周王室名存实亡,“不服周”进入第二层内涵。楚国冲破周王朝封国体系自立为王,和周王室的代理人,也就是中原各路霸主展开长达百余年的角逐。

　　楚武王熊通率先不再接受周天子授予的“楚子”爵位,自立为王,和东周天子形成“二王对峙”的政治格局。《不服周》指出,楚武王称王,相当于先秦时代“王天下者宁有种乎”的一声呐喊。这一举动打破唯有周天子可以称王的惯例,也为后来吴越称王、战国七雄纷纷称王埋下伏笔。

　　自此,楚国确立“北上中原,转型升级”的国家目标,不再满足做南方区域强国,梦想取代周天子,建立楚人的大一统王朝。楚庄王兵临洛邑,向周使询问九鼎轻重,多年之后楚灵王再度遣使问九鼎。两次问鼎,本质上追求的是迁移九鼎、改朝换代。

　　楚国北上争霸,最主要的对手是获得周王室授权、维护中原秩序的霸主,前期是齐国,之后是晋国。晋楚博弈长达一百四十余年,双方直接决战不多,斗争的主要形式是争夺中原中小诸侯国的归附。城濮之战晋国取胜,邲之战楚国扬威,双方各有高光时刻。受制于南方地区整体经济文化底子,楚国始终没能彻底打垮晋国,完成一统中原的宏图。

　　中原大国国君即便手握霸权,依旧恪守周的礼制,只做诸侯之长。楚国则认为,既然周王室不肯给予对等地位,便不如自立为王,以王者姿态逐鹿中原。

楚式集权小一统

　　《不服周》还总结出楚国被长期忽视的制度贡献,也就是“不服周”的第三层内涵。早在春秋时期,楚国就率先打造集权大国,构建起“楚式集权小一统”,为日后秦朝郡县大一统提供实践样本。

　　西周的大一统,本质是分权式大一统。周天子把土地大量分封宗室、功臣,诸侯再把土地向下分封卿大夫,层层裂土,地方权力掌握在世袭贵族手中。春秋时期晋、齐、鲁等中原大国延续这套逻辑,对外战争夺取新土地,大多分封国内卿大夫作为私邑,国家权力持续向下分散,国君权力被卿族不断蚕食。后来晋国出现三家分晋,根源便是这套分权制度。

　　楚国则走出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春秋早期,楚国征服一块新领土后,极少把土地世袭分封卿大夫,而是大多设立县,由楚王直接派官吏进行管辖,这是春秋时代最早的中央直辖县制实践。其实,楚国也有贵族私邑,但是私邑的规模、政治影响力,远比不上楚王直辖的各县,国家治理主要还是依靠直辖县体系。在中央层面,楚国建立以楚王为最高决策者的君臣治理架构,军政大权牢牢收归国君手中。凭借这套集权体制,楚国得以集中全国力量,一面向东吞并诸多小国,一面北上和晋国周旋争霸,在春秋中期便掌控天下半壁江山,形成“集权小一统”格局。

　　过往历史叙述将秦郡县制视作横空出世的创造。《不服周》注意到,楚武王设立首批直辖县十年后,秦国才设立了直辖县,并同样走上君权集中的发展道路。春秋时期,秦国国力远逊楚国,殽之战战败后,秦国东进中原的通道被晋国牢牢封锁,转而向西称霸西戎,长时间游离于中原舞台边缘。刘勃认为,秦楚同处在周文化圈外缘,同样推行集权治理,殽之战之后两国结成长期战略同盟。秦国通过近距离观察楚国依靠集权体制抗衡晋国,进一步坚定了走集权道路的决心。

　　耐人寻味的是,就连敌对的晋国,也曾尝试学习楚国的县制经验。晋文公流亡岁月,曾旅居楚国、秦国,亲眼见识两国集权体制的优势。晋文公归国掌权,拿下南阳地区,尝试推行楚国式直辖县。可是晋国盘根错节的卿大夫贵族势力强大,导致集权改革很快失败,新设的县最终变成卿大夫私产。

　　晋国国君失败了,卿大夫却把楚国集权制度学了过去,用到自家封邑管理之上。卿大夫不再把领地继续向下分封家臣,而是直接委派家臣治理土地,在自家封地内部搭建小型集权政权。这些卿族不断壮大,演化出赵、魏、韩三大势力,最终三家分晋,拉开战国时代大幕。魏文侯率先开展变法图强,魏国的改革经验又传递到秦国,影响秦献公,促成商鞅入秦主持秦国变法。

　　楚国作为西周分权体系的反叛者,却成为秦朝大一统制度的先行者,这是楚国留给后世的一份神奇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