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排左起：何剑峰、王长友、郭荣启、韩德福、钟德海 后排左起：肖四北、杜三宝、陈玉田、希世珍、李福增、臧鸿、张世芳、张喜林

本文作者早年学习的留影

　　徐德亮

　　如今，一些相声迷可能还听过相声表演艺术家、曲剧表演艺术家佟大方的名字，而佟大方的老搭档杜三宝，就鲜有人知了。杜先生官称“杜三爷”，我们俩相识是1997年，他在票房唱京韵大鼓《宋江坐楼》《包公夸桑》，在游园会演老派的双簧，“后身儿”带弹三弦的那种，都是相当少见却又十分经典的传统艺术。

　　杜先生平易近人，对谁都笑呵呵的。他原本住在天桥商场后边的杂院里，院门朝西，市政修路时（由南纬路往永定门内大街右拐）把他家给拆了。那间南房面积不大，阴暗、杂乱，几乎没有落脚的地方；每次到访，我都会不由自主地进入他的世界，虽然很多记忆已模糊不清，但掩盖不住博大与精彩。在中式对襟棉袄、青布棉裤与沉沉眼皮下，一个个遥远的故事汩汩而出。

　　民国时期，他和佟大方一天跑北京、天津的五个电台。在北京的电台播完，赶紧买火车票去天津；在天津的电台播完，又回北京睡觉，第二天继续。当时都是直播，车次少、车速慢，路上要花两三个小时，能这么赶场，也算独一份了。杜先生回忆道：

　　（佟）大方嘴最快，包袱儿脆，我们俩腻乎极了。那会儿都是节目当中插播广告，插播广告有规定，比方说一段节目中间只许播十个广告，可我和大方不按顺序念，前边念一条，后边念一条，让旁边监督的人找不着在哪儿。我们每次都多报，报得多，钱就多啊！

　　新中国成立前，我什么都说过、唱过，什么火就来什么——得活着啊。我父亲是弹弦的，最初我也学弹弦，后来父亲不让我学了，为什么？弹弦的地位低呀。我就学唱，拜了王文瑞先生。四十年代中后期，我又拜了郭荣启先生。相声、双簧、单弦、京韵大鼓、梅花大鼓、太平歌词、竹板书……什么都演，难不住自然能挣钱，难住了就再找师父学。

　　我们一家子都是干这个的。我父亲叫杜茂田，我姑姑叫杜利顺，父亲教过很多女徒弟，我只记得一位，叫陈秀玲。过去要吃这碗饭，是门里出身的都得另投师，这样到外面演出才吃得开。我八岁拜王文瑞先生为师，那年，王先生六十岁。

　　王文瑞先生是民国时期著名的老艺人，很多历史资料都提过他，却始终语焉不详，只有从杜先生这里，我得到了第一手材料：

　　我是在李铁拐斜街的同和轩饭庄举行的拜师仪式，那天请了五十多人，唱的、说的、耍杂技的、变戏法的，都到了。小孩儿什么都不懂，全由父亲操办。记得文书上写了某某某拜谁谁谁为师，什么“三节两寿”，出师以后，各自凭心，也就是这些。我哥哥杜玉春是中华戏校“玉”字科的，他们梨园行的文书写得极详细，什么学艺期间死走逃亡、投河溺井，都与老师无关，最后还有一句“打死勿论”！那会儿“打戏”是往死里打，打得受不了，真寻短见。

　　王文瑞先生门里的排字为富、贵、长、春，他是“贵”字辈的，文瑞是家里的名字。我们师兄弟一共六个，大师哥杜长海是拆唱八角鼓名家杜贞福的儿子，外号“杜小栓子”；他特别“嘎”，当时有个出名的强盗叫杜小栓子，我们就叫他杜小栓子。二师哥广长福是八角鼓名家阿鉴如的小儿子，广少如的兄弟，小名“四砖儿”，又叫“广四儿”。马长青是三师哥，他家里的名字是马存瑞，比我大九岁。四师哥果长宝是拆唱八角鼓名家果万林的三儿子，外号“三螺蛳”。五师哥屈长庆是弹弦的屈国瑞的儿子、演双簧唱莲花落的屈国田的侄子，小名“四喜子”。我叫杜长林。

　　说到王先生的女徒弟，太多了。像林红玉（官称“林二姑”）、孙书筠、张大千的夫人杨宛君等，都是王先生给开的蒙。女徒弟一旦唱红就去外地唱，或是结婚不唱了，跟王先生也就没什么关系了。

　　我看过好几个版本的张大千传记，都说张大千在北京听大鼓，娶了一位三夫人杨宛君，后来他去敦煌考察时，一直由三夫人服侍。虽然我对民国时期的大鼓界挺熟悉，却始终不知杨宛君的情况；按理说，她能被张大千看上，在当时肯定很红，可就我所见的历史资料，无一提到这位鼓姬，至于她所唱曲种、师承关系，一概不知。从杜先生这里，我才知道她是王文瑞先生的徒弟。

　　感谢互联网，也感谢热爱曲艺的有心人，前段时间读了一篇曲艺爱好者整理的1934年12月19日《新北平报》的报道《鼓姬与画家结褵、花秀舫嫁张大千》，方才了解到内中细情：“本报特讯：名画家蜀人张大千前午在万明路新丰楼与平市名鼓姬花秀舫联合宴客，缘二人因情之所钟，已订为终身伴侣，即于本月二十日结婚，特宴谢媒人。本报当晚接得报告，且谓张出彩礼二千元与花之父母，但为尊重双方名誉计，未肯遽为发表，昨日此事已完全证明属实，惟两千元彩礼之说，为女家否认。”“花秀舫原名杨梦兰，年十九岁，幼年学二黄花脸及须生，曾登台，后拜王文瑞、金万昌为师学梅花调，即以此为生。有妹花秀云年十七，姊妹均在青云阁献技，由其父杨筱泉操琴，名噪故都。以《老妈上京》一曲为拿手，是为王文瑞编授，北平数百鼓姬中无能此曲者，曾游津、青、大连等地，均得佳评。稍工绘事，喜画兰，故以‘梦兰’名之。”

　　因杨梦兰天生颖慧，张大千遂收其为及门弟子，久之，二人鸳盟私订，由朋友出面撮合结婚。看来“宛君”这个名字，是婚后张大千给她取的，这也就解释了历史资料中为何不见“杨宛君”，亦表明当年杜先生所言可信度颇高。

　　谈及自己的学艺经历，杜先生回忆道：

　　我跟王文瑞先生学过单弦、京韵大鼓、梅花大鼓、双簧。幼时随后母筱月楼学的《层层见喜》《包公夸桑》《昭君出塞》，是启蒙的段子，像《大西厢》之类的大活，都是跟王先生学的。我还跟王先生学八角鼓拆唱带唱小戏儿，那会儿不叫曲剧，什么《打面缸》《一两漆》《一匹布》《马思远开茶馆》，都带“包袱儿”。《打面缸》就是京戏的《打面缸》，但比其他人的笑料多。

　　王先生又高又瘦，平日里穿着长袍马褂，像个老学究。那会儿就算不富裕，也得是这身扮相。他烟酒不沾，什么嗜好都没有，就爱看书，还能写，梅花大鼓《劝黛玉》《思亲》《探病》《补裘》《葬花》《叹晴雯》，这些红楼的段子都是他整理、改编的。一写出来，就交给金万昌先生，金先生条件好、嗓子好，他的笼子（本意为装乐器的圆笼，代指演出机构）叫“文瑞堂”。

　　我跟他学艺时，他先带着念词，口传心授，一天念几句，或者一番儿。背完词上腔，他坐着，我站着。桌上有本书，拿它当鼓；有副板，打老七点。上腔的时候他念弦子点，等合成的时候他就弹了。腔说完了，再说身上。我学一段大概得花半个月，学的时候小声唱，学会了上弦就大声唱，他说一次要两个多小时。

　　王先生对待徒弟，真应了那句老话：“师徒如父子。”在过去，师父一般都吃徒弟——“我养你小，你养我老”嘛，可我师父从来没有过，也搭着他和我父亲的关系特别好。过年了，我去师父家拜年，没钱就不买东西，三节（五月节、八月节、春节）两寿（师父、师娘的生日）各自凭心，有余钱就买点，不买，师父也不挑理。有时候，反倒是师父给徒弟送礼：一年年下，师父给我和马长青各二十斤棒子面，还是他自己扛来的。那会儿我才十几岁，挣钱不多；马长青家里人口多，只能晚上去园子，白天蹬三轮儿。其实师父自己也不宽裕，却总惦着让徒弟过得好些，真是史无前例！

　　当时，王先生是北京鼓曲长春职业公会（“北平曲艺公会”的前身）的会长，为人耿直，助人为乐。每年四月十八是祖师爷的生日，生日之前有“义务戏”，即所有名演员聚在一起演一回，演出所得拿出一部分，让大家在祖师爷生日那天吃一顿。虽然公会也收会费，不多，主要靠演义务戏的收入。有的人家人口多，挣的钱不够养家，还得靠这笔钱来帮衬一下。王先生当会长时，用这笔钱在左安门外买了块义地，各地的曲艺演员来北平演出，如果困死在这儿了，皆埋于此处。本地人如果死后家里没人管或没钱买地的，也埋在这儿。

　　王先生是六十年代故去的，八十多岁。他会做指甲（弹弦专用）、弦子码儿，能拴鼓板，就指着这些过活，也没参加什么文艺团体，晚景凄凉……

　　我跟杜先生学了不少东西，也记下一些陈年掌故。令人遗憾的是，2000年他一氧化碳中毒，我去探望时他已经不认人，没过几天就与世长辞了。

　　记得他曾托我帮忙寻找1946年的某期《小实报》，说报上刊登了一篇写他的文章《杜三宝演双簧，台上台下戏两场》。这都2026年了，我还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