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叶

光绪九年（1883年），王闿运在成都尊经书院当山长，可能想离开，这年六月廿七日的日记中写道：“稚公衣冠来，为书院坚留我，乃知其意重儒术，专欲委我以兴教为治，可谓诚而近愚，然其意竟非同时巨公所及。刘霞仙所谓积诚足以感人者，余亦不能不感也，为旁皇半日。谚云：‘烈女怕缠夫’，又自笑矣。”（《王闿运日记》，中华书局，2022年5月版，1024页）

钱锺书一九四四年读王闿运《湘绮楼日记》，摘录了这天的日记，还在“谚云”边上打了勾（《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四册117页）。几十年后，这句谚语频频出现在钱先生给朋友的书信中。

一九七九年九月四日致黄裳信：“拙选初非惬意，本勿欲灾祸梨枣，而出版社强聒不舍，以台湾盗印为口实，烈女怕缠夫，遂增数注与之，未及细校，讹错殊多。重劳齿及，徒增颜汗。”说的是《宋诗选注》的再版。

一九八五年九月五日致朱雯信：“惠函奉悉。‘烈女怕缠夫！’兄既强聒不舍，弟只能厚颜出丑。写得不好，我不任过。”说的是应朱雯之请，为“上海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题名。

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七日致潘耀明信：“《人民日报》之舒展兄、花城出版社之黄经伟兄皆于拙著嗜痂有癖，舒兄并着手分类编选；二君怂恿，弟‘烈女怕缠夫’，不得已允所请。”说的是花城出版《钱锺书论学文选》事。

一九九〇年春夏之际，文学所的古继堂陪一位台湾来的崇拜者拜访钱先生，交谈中，钱先生把古继堂叫到书桌边，“手里握着毛笔，带着十分愉悦的神情说：‘继堂，你看！’我朝他指的纸上看去，那纸上写着几个墨迹未干、十分工整的毛笔字：‘烈女怕缠郎。’当我看清楚，并领会了那五个字的含意时，我们俩都哈哈大笑了。”那位台湾朋友问笑什么，钱先生风趣地说：“这是我们家乡农村流传的一句古老的俗语。”（古继堂《小楼里的钱锺书》，载《不一样的记忆——与钱锺书在一起》，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8月版，318页）。

一九九一年末，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说钱先生授权某作家撰写他的传记。这位作家在两年前的言行很不敢恭维，我给钱先生写信说了自己的看法。这年最后一天钱先生复信说：“得书甚感。此事并非我‘首肯’，只仿佛‘文革’时挨斗被迫‘低头！’他向杨绛软磨，通过内线，又来软磨我。湖南土谚：‘烈女怕缠夫’，我勉强消极地由他去干（和积极地支持或许可，还有区别——天主教casuistry最讲究这一点）。”这位作家直到去年去世，只写了几篇印象式的散文，也没写出传记来，把可能是唯一一次“授权”给浪费掉了。但也不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