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辽宁日报）

转自：辽宁日报

本报记者 郭平 文并摄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朝阳地区陆续发现隋唐墓葬200余座，其中有纪年墓志21方。这些埋入地下的石头，以工整的字迹记述了墓主人的生平，也记录下当时营州的政治、军事、社会生活、民族流动乃至宗教习俗。

一个家族的故事

2003年，朝阳市纤维厂原址基建工地发现了17座唐代墓葬，均为砖筑单室墓，排列紧密有序。其中三座墓各出土墓志一合，墓主人分别为孙忠、孙则、孙道，证明此处为孙氏家族墓地，是辽宁地区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的家族墓地。

孙则是这个家族中官职最高的人物。他的墓志顶盖刻着“唐故明威将军左骁卫怀远府折冲都尉上柱国沔阳县开国公孙君墓志铭”，志文楷书阴刻，全文675字。读这份墓志，像是翻开一个人的履历，又像是听一位老者在讲述自己颠沛却清晰的一生。

孙则，字孝振，营州柳城人。唐武德四年（621年），他就在安置契丹内稽部落的辽州总管府出任典签。后来奉皇帝敕命出使漠北，招慰薛延陀、拔曳固部族，志文记下了他出使的场面：“谕以威恩之义，示以祸福之规。莫不顺风而靡，随流而化。”贞观四年（630年），他带领各蕃部首领，携带部族地图入朝觐见；贞观十九年（645年）追随唐太宗出征辽东，担任左二军总管；之后出任松漠都督府长史，代表朝廷监理契丹羁縻府州。

同墓地出土的孙忠墓志，则记下了唐军在辽东作战的鲜活场景：“与营州都督程名振共领骁雄……直指虏庭；珥鹖长驱，横奔寇室。遂使稻粱漠漠，三韩罢剪获之心。” 史书里寥寥几笔的战事，借一方墓志有了更具体的细节——你能读到那支军队直捣敌营的果决，也能想象战后田野上稻粱静默的景象。

独特的“户籍册”

墓志更大的意义在于传递真实的历史信息。

省文物保护专家组成员、研究馆员田立坤通过对朝阳地区唐代墓葬出土志文深入研究分析认为，隋唐时期营州出土墓志对应的居民划分为三类：北朝营州遗民、隋唐中原移民、唐初内附蕃人。韩、蔡、孙、杨、骆、高等十余个姓氏的人们，在这里安家、仕宦、生老病死。

翻看这些姓氏，像是在翻阅一本边城的户籍册。氐人后裔杨和，十六国后燕迁居龙城，遂定居于此；骆英、高英淑、杨律，出身契丹部落，却遵从中原丧葬礼俗，镌刻汉字墓志；还有自称“南阳白水”、实为西域羯族后裔的张狼，前来营州担任羁縻州的属官。考古工作者结合墓葬实物发现，方形、圆形砖室墓被不同族群共同使用，“表明不同人群之间文化的融合与认同”。不管是中原远赴边塞的官吏，还是内附而来的奚、契丹、西域部族，在营州这片土地上共同推动当地的经济文化繁荣。墓志成为这种多民族共生共居生活场景的坚实物证。

事实上，考古证实隋唐以前由于民族大流动、大迁徙，当时社会对外来文化持包容与开放的态度，中亚商人来营州经商、移民没有任何限制，营州成为中亚粟特商人的聚居地和文化传播地。唐代从营州到朝鲜半岛还存在一条重要的交通路线——“营州入安东道”，营州的地域文化由此传播至东亚。这条路线不仅是一条连接东西方贸易的交通要道，也是连接农耕与草原文明的纽带与桥梁。

站在今天的朝阳回望，那些跋涉在古道上的商旅、使者、部族首领，他们的足迹与这些墓志上的名字重叠在一起，勾勒出一幅边城生活的完整图景。

石面上的韵律之美

唐代墓志的阅读有两道门槛。其一，志文用的是繁体楷书，并非今天通行的简体汉字。其二，是如何欣赏唐代碑志的骈文。

骈文也叫四六文，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书面文体，兴盛于南北朝时期。初唐的朝廷制诰、诏书、碑铭、祭文普遍采用骈文。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初唐四杰”，都是骈文高手。我国古代墓志出现于汉魏，南北朝时期成熟兴盛。到唐初，这套碑志写作范式被直接继承下来。骈文辞藻华美、对仗工整、用典渊雅，自带庄重华丽的文体气质。唐人往往重金请专人来书写墓志，期望让先人的事迹得以永久流传。

孙则墓志的序文采用骈散结合的形式：开篇家世用大量四六骈句；履历记事部分转为散行叙事；结尾哀辞重归骈俪；最后的铭辞是标准四言韵辞，完美体现了初唐墓志的典型形态。开篇之后讲家世：“自赤雀呈祥，表周王之受命；绿竹为美，彰卫君之懿德。” 这句话说孙则的先祖为周文王和其第九子卫康叔，用了“赤雀呈祥”这个西周受命的祥瑞传说，又用“绿竹为美”这个《诗经》中的典故赞美先祖的美好德行。此后继续用骈文讲述孙氏家族祖辈上英才辈出的往事。随后从祖辈、父辈再讲到他自身的经历，体现中原重视家族谱系的传统。记述为官的经历，使用了“制锦”（喻指贤能之士担任县令）、“烹鲜”（《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典故，推崇儒家理政理想；哀悼丧亲，引用“风树”（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陟岵”（《诗经》指思念父亲）的典故，弘扬儒家孝道。

这些典故、修辞和价值理念，随着志文完整传入营州，在唐王朝的东北边域扎根传承。读这些文字，你能感受到骈文的韵律之美在石面上起伏，也能感受到一个时代对礼法、孝道、功名的郑重其事。

临摹千里之外的笔意

营州地处边陲，远离长安、洛阳，但并不缺少谙熟中原文化的本土读书人。从出土的21方纪年墓志来看，大多数没有留下撰文、书丹者的署名。

田立坤通过大量的比对研究，将这批墓志的撰稿人来源主要分为两类：多数是墓主人的直系子孙，也有一部分出自亲友、僚属之手。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营州存在墓志写作范本流传。田立坤指出：“撰写墓志铭对于当时的一般士人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而且在民间可能还有范本流传，撰志者可根据逝者的行状及自己的见识学问有所损益。”部分志文甚至直接化用南北朝庾信的碑志旧文，除改换姓氏、郡望之外，句式结构几乎原样承袭。远在辽西边地，中原内地的碑志范文已经在营州士人圈子中传播使用。

志石的书丹书写同样藏着时代信息。对比孙则墓与杨和墓两方仅相隔三年多的墓志，二者虽然同为楷书，但书风差别明显——杨和墓志字形纵长、布局紧密，孙则墓志字形横扁疏朗，说明并非出自同一书手。勾龙与左才墓志、骆英与高英淑墓志，两两年代接近，书法面貌却判然有别，可见营州当地拥有多名擅长碑志书写的士人。书法风格也能看到文化流动的痕迹：部分早期墓志还保留北朝魏碑遗意；时代稍晚的王德、韩相墓志已经显现褚遂良楷书的影响；骆英墓志则带有王羲之行书的风韵。边陲营州的书家，持续跟进着中原书风的演变。这让人忍不住去想：在那个没有快递、没有网络的时代，一种书体的流行要翻越多少山岭才能传到辽西？而营州的读书人又是以怎样的耐心，临摹着千里之外的笔意？

唐代的教育普及程度较高，在地方州县都设有官办的州县学，民间还有私学和家学。营州虽然是“境连边奥，地接戎藩”的边州，也不应例外。通过对隋唐营州纪年墓志撰文和书丹人的考察，可知当时在营州活动着一个包括唐初内附蕃人后代在内的本土士人群体，营州的教育无疑是这个群体得以成长的重要条件。这些读书人或许不曾到过长安，但他们手中的笔，却与那个时代最前沿的文化脉动保持着某种共振。

1300年过去，营州早已改换名称。沉睡地下的一方方墓志，却把那个多民族互动的时代保存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