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天

　　近期广州有两场展览，一为经典，一为通俗：一场是齐白石珍藏展，展出徐悲鸿旧藏的齐氏真迹；另一场是徐惠君的黄河主题画展。我都没有动身前往。这与我的评判画作标准有关：真正动人的绘画，绝不只是“画得好”，更要有陌生感，要有悬念，有独出心裁的形式、趣味。

　　齐白石无疑是近现代画坛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笔墨精纯，气韵天成，是美术史公认的经典，拥有极高的大众认可度。可对于作为美术专业研究者的我而言，却实在没有奔赴现场的冲动。齐白石的图式语言流传太久远，花鸟虫鱼的造型、笔墨路数，经由展览、画册、教学范本反复传播，早已固化为大众熟知的审美符号。

　　一切都太过熟悉。目光尚未落在原作之上，脑海里已经预先填满固有的印象，没有意外，没有悬念，看不到意想不到的变化，也没有值得细细揣摩的未知。当审美惯性把陌生感彻底消除，即便作品历史地位崇高，也很难唤起新的审美刺激。这并非大师的艺术有所减损，只是一套高度成熟定型的范式，很难再带给专业研究者新鲜感受。即便是一些世界名家，如果面貌早已烂熟于心，我也未必有强烈观展欲望——这只是个人审美取向，并不否定作品本身的价值。

　　宏大山水题材画作，自带广泛的群众基础。我在网上浏览过徐惠君的作品，属于照片式写实，将黄河奔涌浩荡的外在样貌如实描摹，场面宏大，视觉冲击力直接。但站在创作者的角度看，这种画作的技术门槛并不高。照搬照片逻辑作画，从根源上就消解了艺术所需要的陌生感，画面所见和镜头记录的现实高度趋同，全部落在观者的预判之中，不存在审美的悬念。

　　他的作品能够获得部分受众，依托的是题材自带的感召力，以及画面通俗易读的特质。但通俗往往意味着艺术创新的欠缺。翻看他其他题材的创作，也大多依靠反复渲染，笔墨力量偏弱，既缺少个人化的形式探索，对绘画本体语言也谈不上推进与贡献，生成不出属于自己的形式趣味。照片本就可以完成记录景象这件事，绘画再耗费心力去复刻光影表象，艺术层面的意义便十分有限。

　　对比这两场展览，我不由得想起此前广东美术馆黄永玉的展览，那一次我倒是前后去看了两次。黄永玉名气很大，但站在专业判断上，他在美术史里的位置并不算顶尖。可他的作品，恰恰能够持续给予我珍贵的陌生感。他题材跨度极大，表现手法也丰富多变，时而偏向写实，时而偏向抽象。得益于早年木刻与插图的创作积淀，不少形象提炼得简练精妙。当然作品并非完美无缺，部分造型夸张无度，也存在放纵失度的问题。但整体面貌活泼丰富，处处充满变数，观看时不断遇见意料之外的表达，常常能给我带来启发，这便是我愿意反复观展的缘由。

　　由此，我心中观画判画的尺度愈发清晰。

　　好画首先要有陌生感与悬念感。这种陌生，不是刻意猎奇、故作怪诞，而是跳出套路化的审美惯性，提供全新的视觉经验。面对一件作品，观者会生出好奇：为何如此用笔？为何这般取舍？留有一部分一时看不透的新意，才值得驻足反复品读。艺术的意义，正是打破习以为常，唤醒我们已经变得迟钝的感知。

　　其次是独属于绘画的形式、趣味。山河万物只是创作素材，绘画的价值在于艺术家借线条、色彩、虚实、节奏完成二次再造。同样是奔涌的大河，不同笔致墨法，可以演绎出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抛弃主观提炼，一味追逐表象逼真，再宏大的画面，也难以称之为真正的创造。哪怕作品存有瑕疵，只要有属于自我的形式探索，便有可观之处。

　　陌生感与形式趣味，最终根植于创作者的审美心性。笔墨即是人，画面的新意，来自不断向外探索、向内自省。一味复制现实、重复自我，便很容易落入模板化的困局。

　　技法纯熟不一定是第一要义，形象逼真也不是评判底线。虽说历史地位与大众口碑最终要由美术史去盖棺论定，但落到个人观画体验，我更看重作品能否带来意外，能否生出悬念，是否具备鲜活的形式创造。有未知，有新意，有自我，才值得我们满怀期待走向展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