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观新闻）

文/卡洛·金茨堡 译/鲁 伊

原刊于《书城》2026年9月号

一

我第一次读《追忆逝水年华》是在一九五九年，当时二十岁。但普鲁斯特这个名字，以及在黑暗中等待母亲来给他晚安吻的那个小男孩的故事，我却自幼便已熟知。我的母亲纳塔利娅·金茨堡（又译娜塔丽亚·金兹伯格）曾将普鲁斯特这部小说中的第一部《在斯万家那边》翻译成意大利文，即埃诺迪出版社一九四六年出版的《斯万街》（La strada di Swann）。多年之后，母亲回忆道，她初次阅读普鲁斯特的作品并着手翻译该书，是在阿布鲁齐的皮佐利村与我父亲莱昂内·金茨堡会合之时。那时候，他正作为“战时拘留平民”被关押于当地。（参见N. Ginzburg, “Nota del traduttore” [1990], in M. Proust, La strada di Swann, Einaudi, Torino, 1998, pp. xix-xxiii, 尤其是p. xx）将普鲁斯特译介到意大利的这个想法，必定源自我的父亲。此前，他曾因参与反法西斯活动入狱两年，重获自由后与朱利奥·埃诺迪一道创办了这家以后者姓氏冠名的出版社。他从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三年经历的这段监禁岁月，也是我最初的童年记忆。

然而，我母亲这边的亲戚却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起便已经在阅读并谈论普鲁斯特了。我母亲的妈妈，还有我母亲的姐姐保拉，经常在背地里谈起普鲁斯特，而我的外公朱塞佩·莱维，尽管并未读过普鲁斯特的作品，却依然不屑一顾地将其人定义为“土包子”（un tanghero）。我母亲在她的《家庭絮语》（Lessico famigliare）一书中提及此事。她接下来这样写道：

保拉跟一个大学同学谈起了恋爱。那是一个清秀、温柔、声音悦耳的小个子年轻人。他们一起沿着波河河岸散步，一起逛瓦伦蒂诺公园。他们还会聊起普鲁斯特，因为那个年轻人是个狂热的普鲁斯特迷。事实上，他是第一个在意大利撰文推介普鲁斯特的人。（N. Ginzburg, Lessico famigliare, Einaudi, Torino, 1963, pp. 59-60, 66-67.中文译本参见：《家庭絮语》，黄文捷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

这个未指名道姓的年轻人日后成了一位颇享盛名的文学评论家，他就是贾科莫·德贝内代蒂（Giacomo Debenedetti）。二〇〇五年，德贝内代蒂关于普鲁斯特的评论文集在其身故后出版，开篇的《普鲁斯特一九二五》（“Proust 1925”）一文，最早便发表于皮耶罗·戈贝蒂（Piero Gobetti）创办于都灵的《巴雷蒂》（Il Baretti）杂志上。正是在一九二五年，戈贝蒂因在政治活动中展现的坚定立场而为墨索里尼政权所忌恨，被一帮法西斯暴徒袭击，惨遭殴打；他流亡至巴黎，第二年在那里去世（当时尚未满二十五岁）。德贝内代蒂将他早年写作的普鲁斯特相关文本收录于《评论随笔集：卷一》（Saggi critici. Serie prima）中，一九二九年由素以反对墨索里尼政权著称的《索拉里亚》杂志旗下同名出版社出版。这些“索拉里亚人”曾被法西斯分子标记为“反法西斯分子、犹太人和同性恋”：那是一连串饱含敌意的标签，而德贝内代蒂关于普鲁斯特的那些评论文章，有很大的可能性也带着这些印记。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贾科莫·德贝内代蒂也开始翻译普鲁斯特的作品。但根据一九三八年颁布的一系列法西斯种族法，无论是他还是纳塔利娅·金茨堡，因为身为犹太人之故，都不能在其翻译作品上署名，而这些译本也直到战争结束后才得以出版。我已经在前文提到了《斯万街》这个译本。由德贝内代蒂翻译的另一个节译本《斯万的一次爱情》（Un amore di Swann）于一九四八年面世。之前一年，在一篇一直未公开发表、但被收入二〇〇五年身后出版的文集的随笔中，德贝内代蒂点评了近期出版的几个普鲁斯特译本，其中就包括我母亲的译作。对于这个译本，他写道：

（这位译者）并未改变自己细说家常的文风来适应普鲁斯特的风格，而试图从她的那小小一方天地中汲取对等表达，以此呈现同样的“去抒情化”、言之有味和温柔平和的风格。当然，我们不能说，这里是在用金茨堡的家常话来实现普鲁斯特的家常话所发挥的功能；但无论如何，译文中另一个家庭——那位小姐生长其中的特定家庭——的语言韵味比比皆是：这是一种带着点儿小坏的天真，一种使眼色示意的方式，它们属于一个与普鲁斯特一家不同的中产阶级家庭，这个家庭也会从“爸爸的小淘气”（Birichino di papà，德国女作家亨尼·科赫[Henny Koch]创作于二十世纪初的系列小说，一九四三年被拍摄为大获成功的喜剧电影——译者注）和“玫瑰色书屋”（Bibliothèque rose，法国Hachette Jeunesse出版社推出于一八五六年的著名童书系列——译者注）的其他系列小说中借鉴言谈举止和嗜好怪癖。

我并不关心这段文字中包含的敌意（以及确然无疑的厌女腔调），但我想强调指出的是这位评论家非同寻常的悟性。他精准地感知到了译文中那种“家常话”的回声余响，而因为个人原因，他对这种“家常话”知之甚稔。同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还如预言家般说中了一本当时仍未写出的书，那就是《家庭絮语》。他注定将作为一个角色在这本书中登场，尽管是以匿名的形式。

二

因为一系列并非全然出于巧合的环境因素，在法西斯统治期间的意大利，普鲁斯特主要风靡于一个由反法西斯主义知识分子、犹太人和都灵人组成的小圈子中。这也是我生长于其中的小圈子。但我的个人阅读之路，却不同于这个小圈子和我的家庭为我暗中安排好的路径。我读的是“七星文库”（Pléiade）的三卷本法文版《追忆逝水年华》，由皮埃尔·克拉拉克（Pierre Clarac）和安德烈·费雷（André Ferré）担任编辑（我通过阅读普鲁斯特和波德莱尔学会了法文）。母亲翻译的那个译本，事实上促使我将法文当成了母语来学习；这种心态一直保持了下来，不管我的学习结果如何。（相比之下，尽管我更经常使用英语，但这种语言对我来说永远都没有那么多的感情色彩。）

《追忆逝水年华》第1卷

[法]马塞尔·普鲁斯特 著

陈太乙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4年版

这门在某种程度上仿如母语的外语，为我打开了通向《追忆逝水年华》这个充满惊奇的神秘世界的大门。但今天的我扪心自问，当时我是以何种方式阅读《追忆逝水年华》的呢？那时我借助了哪些滤镜？在我写于二十年后的一篇文章《线索：一种推定性范式的根源》中，我找到了答案的端倪。“很容易就能证明，” 我写道，“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小说——《追忆逝水年华》——是依照一种严密的推定性范式创作的。”如今，我还想再补充一点以求精确：“而这个‘推定性范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普鲁斯特小说的启发。”我会在下文中对该论断的重大意义加以澄清，因为它所涉及的，是一些远比本文作者更重要、更影响深远的普鲁斯特的读者。

我提出的“推定性范式”这一主张，其渊源本自莱奥·施皮策（Leo Spitzer）——以及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尤其是《国王神迹》）和阿多诺（尤其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在读完《追忆逝水年华》后，我读到了施皮策的文章《论普鲁斯特的风格》。但是，这些确然无疑地标志着施皮策阐释学发展历程之转折时刻的文字，其真正意义却直到最近才被我清晰感知。施皮策的文章一开始便坦承，该文深受恩斯特·罗伯特·库尔提乌斯（Ernst Robert Curtius）发表于一九二五年的另一篇关于普鲁斯特的随笔的启发。他写道：

库尔提乌斯借以在普鲁斯特的语言风格中发现其“精神”的方法，正是出自普鲁斯特亲授，也正是我多年来倡导的那一种。这位评论家开始阅读，起初为如此独一无二的风格所攫住，直到碰上了一个让他隐隐约约地感受到该作者特色的“半透明的句子”：继续读下去，他又遇到了第二个、第三个这种类型的句子，如此一来，他最后便凭直觉感受到了让人得以领悟“一位作家形式精神”的“法门”……依我之见，这种归根结底旨在成为一种邀请，邀请读者阅读和重读自己所研习之文本的方法，不仅适用于阅读普鲁斯特，也适用于阅读每一位我们想要真正领悟其语言风格的作家。

三

这则关于经由多个中介达成理解的方法论宣言，其重要性无须过多强调。此处“中介”一词的复数形式，是必需的：施皮策指向了库尔提乌斯，而库尔提乌斯又指向了普鲁斯特。被施皮策以寥寥几笔勾勒出的这一知识谱系，我们固然不应照单全收，但若完全无视，却也实属荒谬。话虽如此，但在这种讨论本应发生的地方，它却并没有发生。例如，在彼得罗·奇塔蒂（Pietro Citati）为施皮策的意大利文版文集《马塞尔·普鲁斯特及其他现代法国文学随笔》所作的序言中，库尔提乌斯虽然得到了应有的承认，但其关于普鲁斯特的文章却未被提及。而在出自让·斯塔罗宾斯基（Jean Starobinski）笔下、被用作一九七〇年出版的施皮策法文版选集《风格研究》（Études de style）一书前言的那篇文章中，库尔提乌斯的名字则根本不曾出现。然而，任何一个在今时今日读到库尔提乌斯关于普鲁斯特的那篇文章的人，都会认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奠基性文本，一个不仅在当时，也在很久之后激励两位杰出读者——莱奥·施皮策和埃里克·奥尔巴赫——有所作为的文本。（后来，被迫流亡海外的那群人和选择“国内迁徙”的那群人渐生龃龉，两个群体在学术研究和个人生活上的冲突，掩盖了这种智识上的相互启发关系：本文将不就这一话题进行讨论。）

对于这种双重连接（库尔提乌斯/施皮策，库尔提乌斯/奥尔巴赫），我想仅发表两点意见。那个在库尔提乌斯看来构成了文本分析之起点的令人费解的句子，便是后来施皮策在讨论“诠释学循环”（circolo ermeneutico）时提出的著名的“灵感触发点”（click）。一九二七年，奥尔巴赫专门撰写了一篇关于《追忆逝水年华》的文章，其题词引用了小说第五卷《女囚》中的一句话：“宇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真实的，对每一个人来说却又各不相同。”两年前，库尔提乌斯曾在自己的一篇随笔中引用过这句话。在题为“相对主义”的那一段中，他解释道：这种相对主义并不意味着难以计数的不同视角尽属虚妄，相反，它们全都是真实的。一九五八年，奥尔巴赫提出了“历史相对主义或视角主义”的主张，我们可以隐约辨识出来自维柯的启发，尽管那是一个被库尔提乌斯这位普鲁斯特读者暗中或无意识地重新解读过的维柯。但或许我们还可以再补充一句：在重新解读维柯时被暗中或无意识地用作滤镜的普鲁斯特，本人亦是埃米尔·马勒（Émile Mâle，法国著名美术史家）的读者。马勒在《十三世纪的法兰西宗教艺术》一书中主张，《圣经·旧约》对《圣经·新约》的预示（la prefigurazione）在哥特式大教堂装饰中有重要意义。有人曾指出，普鲁斯特正是从这本书中汲取了灵感，以此来演绎《追忆逝水年华》中各个角色——比如斯万和叙事者——之间复杂的预示关系。倘若真的如此，那我们就不能排除另外一种可能，即奥尔巴赫有关“喻象”（figure）的观点，其灵感也源自《追忆逝水年华》，而他后来又将其重新演绎（和世俗化）为“视角主义”这一概念。

《哥特式图像：13世纪

的法兰西宗教艺术》

[法]埃米尔·马勒 著

严善錞 梅娜芳 译

曾四凯 校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08年版

但是，作为普鲁斯特读者的库尔提乌斯，只不过是在极其聪明地附和着普鲁斯特本人而已，尤其是普鲁斯特为其翻译的罗斯金《亚眠圣经》所作的序言。我将从中摘引两段：

如今，人们在与某一个人交谈时，会留意到他的一些独特姿势，但只有当这些姿势在不同情境下反复出现时，才会被识别为具有个人特征、代表本质属性的姿势。对于作家、音乐家或画家来说，这种情境的变化，反而让人得以察觉此人那些万变不离其宗的细微特征及其作品的多样性，就如同是在进行某种实验一样……归根到底，帮助读者注意到那些个人特征，将他们的目光导向各种类型模式，让他们将其视作一位作家之天才的本质特征，这应当是每一个评论家最重要的功课。

阅读《亚眠圣经》的序言时，读出对《追忆逝水年华》的预表，在今日已成不可避免之定局。实践与理论反思在普鲁斯特各种类型的作品以及《追忆逝水年华》中，永远都是交替出现、密切交织在一起的（欧洲文学传统中，另一个类似的交织风格的实例是但丁）。通过他的这部小说——同时也是一部众所公认的元小说——普鲁斯特把对其进行诠释的工具交到了它的诠释者手上。这并非一种前定和谐（armonia prestabilita，又译为先定和谐、预定和谐或预定调和，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提出的“单子论”中一个关键术语——译者注），而是作者加诸其读者身上的一道禁制。《追忆逝水年华》的评论者始终都无法摆脱普鲁斯特预设的这些诠释工具。二十世纪中期，彼得罗·奇塔蒂曾将普鲁斯特定义为“我们这个世纪最伟大的风格评论家”，对此我们固当作字面理解，但同时也应尽可能地深挖内涵。对作品风格的评论源远流长，至少可以追溯至十六世纪（我希望可以在别处对这一话题展开讨论）。但如果普鲁斯特从来都不曾存在，那我们如今所理解的那种风格评论就根本不会出现。

四

因此，我也像其他读者一样，在普鲁斯特或明或暗的指引下完成了对普鲁斯特的阅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贬低评论家的居间沟通之劳，而是恰恰相反。我将试着通过聚焦于一点来加以证明。

我将重读一遍普鲁斯特在《亚眠圣经》序言中的这段话：

对于作家、音乐家或画家来说，这种情境的变化，反而让人得以察觉此人那些万变不离其宗的细微特征及其作品的多样性，就如同是在进行某种实验一样。

此处提到的实验——科学实验——将会在他的小说中得到进一步发挥，这首先便体现在书名上。《追忆逝水年华》中的“追”字，会让读者一见之下立时便能联想起该词的另一层含义“研究、考查”，即具体而言的科学研究，以及广义上的认知科学。一九二三年出版的《马塞尔·普鲁斯特：来自英语世界的致敬》（Marcel Proust. An English Tribute），收录了多位作家（包括约瑟夫·康拉德）撰写的纪念文章，其中大部分是赞誉之词，但并非全然如此。下面是我信手从中摘引的一句。与布鲁姆斯伯里文人小圈子关系密切的作家弗朗西斯·比勒尔（Francis Birrell）点评道：（被英文版不甚贴切地译成“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的）“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这个法文书名，“大大超越了那种想要书写自传、重演那些一闪即逝的自身经验的欲望。它是在试图重构完完整整的过去……”

诚然如此，但是以何种方式？施皮策向我们伸出了援手：

叙述者与叙事之间的距离，赋予了叙事更强烈的真实感和自主性：对于他笔下的人物，普鲁斯特希望拉远他们与观看者的距离，在这一点上，他就像是一位与距离自身相当遥远的材料打交道的历史学家（但不是编年史作家）。

施皮策极其细致地分析了普鲁斯特为强调这种距离而使用的各种手法：加括号，使用虚拟语气，等等，不一而足。他在某处指出：

那个最陈词滥调的表达，可能把守着灵魂最深处的秘密。普鲁斯特是个人语言的笔迹学家和相面师，致力于“追寻”（ricerca）那种如今已烟消云散、支离破碎、“逝如流水”（perduto）的日常语言的真实意义（spirito）。正如现代心理学使用同样的方式来建立识破谎言的方法机制，普鲁斯特通过比较语气和话语的方式，让前者来揭示隐藏于后者之中的“谎言”。

“追寻”“逝如流水”，普鲁斯特这组小说的标题，以及它可能引发的认知上的连带后果，再一次浮现出来。与之一道浮现的，还有笔迹学、相面术和现代心理学。而对测谎仪的提及，让我们依稀看见一位揭谎大师的身影，那便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今时今日，当我重新阅读这些段落时，思绪会不禁转向我在《线索：一种推定性范式的根源》一文开篇提到的那个莫雷利—弗洛伊德—歇洛克·福尔摩斯三人组合；而我如今才意识到，即便在那时，我也深受施皮策——以及普鲁斯特——的启发。这是一笔我当时便已坦承不讳的“智识之债”：但随着岁月流逝，它的种种深远影响在我眼前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五

《线索：一种推定性范式的根源》发表于一九七九年，后一年，我在《批判》（Critiqu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针对雅克·勒高夫文集《试谈另一个中世纪》（Pour un autre Moyen Âge）的书评。在文中某处，我几乎是不经意地点评道，历史学家不应想当然地套用自然主义小说的叙事模型，而应更进一步，接受那些伟大的二十世纪小说作家——普鲁斯特、乔伊斯和穆齐尔——发起的挑战。我的这句戏言背后，藏着一个没有明说的论战对象，那就是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的《叙事的复兴：对一种新的旧史学的反思》。该文首次发表在《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上，随即被《争鸣》（Le débat）翻译转载。几年前，我曾参加过劳伦斯·斯通主持的普林斯顿大学戴维斯中心研讨会，受教颇多。但是，斯通提出的“回归叙事”这一论点，却让我十分失望，因为它无异于暗示只有一种叙事——也就是自然主义小说的那一套。然而，一种不同的故事讲述模式，又会带来哪些认知上的连带后果呢？

《试谈另一个中世纪：

西方的时间、

劳动和文化》

[法]雅克·勒高夫 著

周莽 译

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这是我很久以前便问过自己的一个问题，那时，我正在撰写一本名为《奶酪与蛆虫》的书，在其中，我试图将历史叙事与研究反思交织在一起。促使我走上那个方向的驱动力之一，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我参与过的一个最终徒劳无功的项目：那是一份筹办中的学术期刊，策划人是两位小说作家，一位是业已成名的伊塔洛·卡尔维诺，另一位则是文坛新秀詹尼·切拉蒂（Gianni Celati）。正是切拉蒂的推荐，让我读到了埃米尔·本维尼斯特（Émile Benveniste）的精彩论文《法语动词的时态关系》（1959）。我将摘引其中一段：

我们想将历史叙事定义为一种排除了一切“自传性”语言形式的表达（enunciazione）。历史学家从来不会说我、你、这里或现在这种话，因为他从来不会借用主要由“我-你”这一人称关系构成的现成话语形式。因此，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叙事中，我们只能发现“第三人称”这一种形式。

当然，不可能将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定义为“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叙事”。但我想问上一句，假如我们采用一个比本维尼斯特的提议更宽泛的定义，又会发生什么？这显然并不是在建议历史学家都应当去模仿普鲁斯特，而是在建议，应当对历史学家能从《追忆逝水年华》这样一种别具一格的历史叙事中学到什么有所认知。

多年来，我一直在反思着这些论点，质证了众多主题。尽管这些主题彼此相差悬殊，但全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真的、假的、虚构的”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联系在一起。这三个词构成了我的文集《线索与痕迹》的副标题，但倘若我没有搞错的话，它们也定义了我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开展的那些五花八门的专题研究所处的全部场域。在与那些主张不可能明确区分历史叙事和虚构叙事的新怀疑论者旷日持久的论战中，我一次又一次地转向了普鲁斯特。为什么？我将再一次引用施皮策的观点来回答这个问题：

事实上，在普鲁斯特的作品中，再没有任何其他一组词语会像“真的”“真实”和“实现”一样，如此频繁地出现，且饱含着如此深沉的怀旧之情。

没人能把幼稚实证主义的罪名扣到普鲁斯特头上，即便是那些最激烈的新怀疑论者也不例外。在普鲁斯特这里，追寻真实和真相（不带引号的真相）与清醒地意识到此种追寻之举必须克服的重重主观和客观阻碍，二者是并行不悖的。

六

在某种动机的驱使下，普鲁斯特运用极尽精细的笔触，逐一描述了出现在他的系列小说中的无数声音的独特音色。关于这一动机，已有大量著述问世。这是一种让诗人与科学家合二为一的冲动。但历史学家为自己设下的功课，其实与之并无太大差异。我相信，就我个人而言，与宗教法庭审判记录长期打交道的经历，一直在强化着对此种邻近性的认知：在那些庭审文件中，审判官与被指控者的声音交替出现，而这常常会掩盖前者对后者的滥权凌虐。这种滥权凌虐时或以身体暴力的形式出现，但始终都是一种文化暴力。想要捕捉众声交织而又不至于扭曲作者，历史学家必须学会如何对林林总总的分析工具进行无菌化处理；换言之，他必须学会不把自身预期和偏见投射到庭审文件之上。他必须学会把已知的那些东西放到一边，从而得以将真实视为某种难以看透、无法领会的异物。他必须放弃寻求理解，才能理解更多。

某种异物。多年以前，我曾试图探寻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意：Viktor Šklovskij）在一篇著名论文中提到的“间离异化”（俄：ostranenie，意：straniamento）这种文学手法的渊源。不同于从乡野村夫、野蛮人或动物那里获取异化视角从而对社会习俗加以批判的一众前辈（比如马可·奥勒留、蒙田、伏尔泰和托尔斯泰），普鲁斯特似乎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埃尔斯蒂尔（《追忆逝水年华》中的画家——译者注）把大海画成了一片青草地（不是画出他知道的，而是画出他看到的），驱使他这样创作的动机，是一种纯粹出于美学考量的间离异化。但是，在《追忆逝水年华》的结尾，埃尔斯蒂尔的常规创作手法却再度出现于一个不同的、更宽泛的语境中。《失而复得的时间》中有一段名实相符的绝妙文字，在其中，叙事者跟希尔贝特（Gilberte）聊起了她新近去世的丈夫罗贝尔·德·圣卢（Robert de Saint-Loup）：

他开始领悟到战争的另一面，也即战争中人性的那一面，人们经历它，如同经历一场爱恋或一段仇怨，它可以像小说一样被讲述，因此，虽然总有这人或那人重复着战略是一门科学的滥调，但那其实并不能帮我们理解战争，因为战争并不是战略性的。

但是，紧跟在这个科学逊色于小说的论断之后，是对一种有别于传统之科学的倡议：

如果我们假定战争是一门科学，我们就必须像埃尔斯蒂尔描绘大海那样，以一种反转的方式来描绘它，始于幻象与盲信，随即一点一点地校正，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讲述一个人的一生时，想必亦会如此。

埃尔斯蒂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或是塞维尼夫人身上具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特征的那一面。普鲁斯特曾凭记忆引用过《塞维尼夫人书信集》中的一段，她在其中描述了自己某个月夜出行时见到的景象：“几个白衣和黑衣修士，一大群灰衣和白衣修女，东一件西一件的待洗衣物，直挺挺靠在树边的数具死尸……”普鲁斯特点评道：

这种表现手法与埃尔斯蒂尔如出一辙，都是按照我们感知事物的次序来将其呈现在我们面前，而不是一上来就解释其原因。

摒弃抽象智识提供的预设阐释，以此来趋近真实（风景或是人物）：在普鲁斯特的这些文字中，那时的我辨识出了一种潜力非凡的认知模型，而今天的我依然作如是观。我的那篇关于间离的论文，在结尾处这样写道：

我想对前文引用过的普鲁斯特的一句话稍加改动，以此来描述我个人认同的那种史学研究项目：“如果我们假定历史是一门科学，我们就必须像埃尔斯蒂尔描绘大海那样，以一种反转的方式来描绘它。”

特别声明：本文经上观新闻客户端的“上观号”入驻单位授权发布，仅代表该入驻单位观点，“上观新闻”仅为信息发布平台，如您认为发布内容侵犯您的相关权益，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