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项昊宇指出，中方作为APEC东道主重提亚太共同体目标，传递出一个明确信号：绝大多数亚太国家希望维护开放、包容、共赢的区域秩序，并愿意通过制度化合作而非零和博弈来管控分歧、共享发展利益。

近日，2026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APEC“中国年”)相关配套活动陆续进行。

9月5日，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在广东深圳开幕。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行业负责人、记者、专家等齐聚深圳，共同探索中国与全球经济的连接方式。

亚太，这个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经济占比超过六成，贸易占比接近全球一半的区域，是全球经济最具活力板块和主要增长引擎。中国作为亚太大家庭的一员，今年前7个月，与APEC其他经济体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

如此庞大的经济体量，也让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广泛而深厚的现实基础。然而，一个持续多年的设想始终没有真正成为现实：建立一个覆盖亚太主要经济体的自由贸易区——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

实际上，今天的亚太并不缺乏自贸区。从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到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从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到各种区域经贸安排，一张越来越复杂的“自贸网络”已经覆盖亚太。

而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供应链重构以及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作为APEC长期议题之一的FTAAP是否仍具有现实意义？

亚太多层次合作机制

全球贸易环境正在经历一轮深刻调整，但亚太经济联系并未因此减弱。

花旗集团日本、亚太东北及澳大利亚与南亚事务主管凯瑟琳·西蒙斯（Catherine Simmons）指出，“在全球贸易和投资格局不断重塑的背景下，APEC依然是各国企业和机构寻求前进路径的重要区域合作平台。”

花旗研究院（Citi Institute）报告显示，APEC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已从2004年的55%稳步增长至2024年的61%。其间，美国占比基本稳定在27%，中国的比重则从4.5%大幅提高至17%。

另据中国海关数据，“十四五”期间，中国与APEC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值125.49万亿元，比“十三五”时期增长39.4%。中国已成为13个APEC经济体最大贸易伙伴。今年1月—7月，中国与APEC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

增长背后，APEC面临的外部环境也变得更加复杂。关税、逆全球化趋势、贸易规则碎片化、地区冲突等因素，正在对亚太地区自由贸易构成威胁。

这种变化首先传导到企业层面。上海欧坚网络发展集团原产地工作室专家张雁卿向记者表示，当前各国在环境、劳工、原产地等标准上差异较大，叠加碳关税、外资审查等新型非关税壁垒，企业经营不确定性正在显著上升。

花旗报告也指出，美国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正在改变企业对生产、投资和贸易路线的安排。市场对关税政策的预期以及关税政策本身，都正在推动贸易流和供应链配置发生明显变化，并影响美国与APEC其他成员之间的商品运输规模和价值。

以美加贸易为例，7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即宣布，将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在此背景下，两国贸易表现进一步恶化。7月加拿大对美出口下降6.6%，自美国进口增长1.8%，加拿大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收窄逾40%，降至59亿加元。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变化并没有让全球化“退潮”。7月加拿大对美国以外市场的出口增长7.4%，进口增长2.8%，对非美地区的贸易逆差从6月的61亿加元缩小至51亿加元。

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马克·比森指出，全球经济仍保持高度相互依存，“脱钩”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当今亚太区域已经形成了东盟、上海合作组织、RCEP、CPTPP等多层次合作机制。

张雁卿也表示，RCEP以及更广泛的APEC，具有开放包容、非排他性、覆盖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的优势，这契合了亚太地区天然的供应链分工，能够深化产业融合。

“作用上，RCEP是亚太自贸的‘压舱石’，用统一规则稳定贸易预期，对冲逆全球化冲击；APEC是‘孵化器’，通过更广平台凝聚共识、缩小规则差距，为FTAAP铺路。”张雁卿说。

FTAAP重新进入视野

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多边合作机制的增多也带来了规则的分散。企业在选择一个新的生产基地时，不只要比较土地、劳动力和物流成本，还要计算“规则成本”。

欧坚在企业进出口报关、原产地证业务领域深耕已久。结合公司业务实践，张雁卿认为，当下亚太地区自由贸易正面临三项核心挑战：一是原产地监管全面趋严，日韩、东南亚纷纷收紧核查标准，穿透式核验成常态；二是区域内多协定并行，规则碎片化推高合规成本；三是产能出海易出现加工深度不足，无法满足实质性改变标准，陷入“转厂不享惠”的困境。

“过去出海企业更关注‘能不能拿到优惠关税’？如今则必须进一步回答，产品在哪里生产？增加值在哪里形成？生产环节是否达到相应原产地标准？”张雁卿指出，尤其是在多项自由贸易协定并行的情况下，同一产品面对的原产地标准、认证方式和海关核查要求可能并不完全一致。如果企业不做任何准备就将部分生产环节转移至新的经济体，就可能因为加工深度不足、没有达到当地要求的标准等，最终无法享受新产地的协定优惠。

这并不是要求减少亚太区域合作，而是要思考如何让合作更加有效。这也是FTAAP重新进入视野的重要背景。

从历史进程看，FTAAP并非一个新概念。1994年，印尼茂物会议上提出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茂物目标”，将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与创新增长确立为核心推进方向；2014年北京会议首次勾勒出亚太自贸区愿景；2020年《2040年布特拉加亚愿景》正式通过，各方同意以自主自愿和协商一致的合作方式致力于推动区域的持续繁荣和共同发展。

今年是APEC中国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全国两会记者会上介绍对主办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期待。王毅表示，我们将构建亚太共同体建设的主要支柱，协调亚太自贸区进程的不同路径，规划区域互联互通的合理安排，大力推动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三大转型。此前，王毅在出席2026年APEC第一次高官会开幕式时表示，要凝聚各方在贸易、投资、监管、产供链等领域合作共识，探讨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对接融合，拓展亚太自贸区建设路径。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项昊宇指出，中方作为APEC东道主重提亚太共同体目标，传递出一个明确信号：绝大多数亚太国家希望维护开放、包容、共赢的区域秩序，并愿意通过制度化合作而非零和博弈来管控分歧、共享发展利益。

项昊宇进一步指出，亚太共同体建设有助于推动高标准区域经济一体化，为亚太长期增长注入新动力。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到2030年，亚太地区将贡献全球经济增量的约60%。如能在投资便利化、数字经济规则、绿色转型标准等新兴领域形成高质量的区域规则体系，亚太经济体的整体竞争力将大幅提升。

多机制间相互协调

王毅外长的表态向国际社会发出了一个清晰而坚定的信号：中国愿以实际行动推进这一历史进程，并真诚期待得到所有亚太经济体的积极响应和广泛参与。

实际上，FTAAP的推进本就是一个渐进过程。它并不是要替代已经存在的自贸协定，而是试图在这些机制之上，为更广泛的亚太经济一体化寻找共同方向。

这样的定位，在今天尤其重要。现有区域贸易安排已经提供了一部分答案：RCEP、CPTPP以及众多双边和次区域协定已经构成一张复杂的经贸网络，FTAAP的推进，更现实的路径并非另起炉灶，而是在既有机制基础上寻找规则衔接和制度升级的空间。

中国—东盟自贸区3.0升级为之提供了一个值得观察的区域实践。项昊宇指出，东盟国家虽然政治制度、宗教文化、经济发展水平各异，却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维持了合作势头。其核心特征在于：协商一致、不干涉内政、以共识代替对抗、以对话化解分歧。

在经济一体化方面，项昊宇特别提及了以东盟为核心的“10+X”机制。这一机制将主要大国纳入地区多边合作，通过“东盟中心性”原则保障机制中立性与包容性。项昊宇认为，东盟模式的启示在于，多样性与一体化并不必然相互排斥，关键在于找到超越政治分歧的经济利益公约数，并在合作中逐步累积互信。

而RCEP为亚太贸易自由化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基础。2022年正式生效的RCEP涵盖东盟10国及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覆盖全球约30%的GDP和29%的贸易，是迄今规模最大的自贸协定。项昊宇期望，可以在此基础上吸纳其他APEC成员，设定高标准规则，力争在2030年前完成框架谈判。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东盟自贸区3.0与RCEP并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东盟方面已经明确提出，要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3.0与RCEP的有效实施，并加强两套机制之间的协调。

这实际上提供了一种思路：区域经济一体化不一定要通过一份全新的协定“一步到位”，也可以先在已有机制中不断升级规则，再通过不同平台推动经验扩散和规则趋同。当区域贸易安排从“各自降低关税”走向“彼此协调规则”，FTAAP也就从一个远期愿景，逐渐转化为一个可以拆解、可以试验、也可以不断累积成果的区域合作进程。

企业方的视角则更为具体，张雁卿对FTAAP的核心期待有三：一是统一原产地规则，实现亚太全域价值累积；二是推动证书电子化、海关核查互认，实现通关便利互通；三是新能源、电子等优势产业先行降税，给出明确过渡期。

在FTAAP的长期愿景下，张雁卿期望，中国能够做好务实规则的推动者、便利化落地的示范者、多机制协同的协调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