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田启威

　　“做研究已经分身乏术，再做科普是不是‘不务正业’？”这句抱怨在科研圈并不罕见。它的潜台词是：科学与科普此消彼长，属于零和博弈。

　　事实果真如此吗？

　　我们时常看到一种情形：各学科最具分量的学者，往往也是把问题讲得最接地气、最浅显易懂的那批人。他们能“讲得清”，不是因为口才，而是因为抓住了本质——能把模型收束为两三个关键变量，把现象压缩成可迁移的比喻，把不确定性安放在概率与边界里。换言之，“讲清楚”是理解的二次验证。

　　为什么大师既是最本质的掌握者，又是最好的阐述者？因为二者在高处同源。抓住生成规律的人，最清楚哪些是“信号”、哪些是“噪声”，长期打磨与教学互动，又会以受众的困惑为镜子，反复校准模型，逼近既不失真又不失易懂的路径。于是我们也能理解：优秀的科学家，往往天然是优秀的科普者；而“做科普”非但不会耽误研究，反而常常加深研究。

　　当研究者尝试把脑中隐性的“专家直觉”外显为清晰的概念网络，原有论证的薄弱环节会被照亮，新的问题与方法随之浮现。许多重大发现之前，都有一段“把问题讲给外行听”的时光：当你试图给出最短的解释链，你被迫在分叉处作出选择，去掉装饰、留下骨干。这种高质量科普，本质上是一种认知“反向工程”，把研究者带回第一性原理，也把受众带到理解的最短路径。

　　进一步说，科普是“模型压缩”的训练：把高维事实用低维结构表示，把海量细节安放在可迁移的框架里，压缩成功与否，反过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与可泛化性。一个只能在论文里成立、却无法对外讲清的理论，很可能暗藏着前提过窄或变量选择偏误的问题。科学共同体最宝贵的实践之一，正是不断把知识从“内行术语”转译为“跨域通用语言”，以便不同学科共享边界条件、共享方法论。

　　可有人或许会问：为什么非得科学家亲自站出来？难道不能把这件事外包给专业传播者、媒体与教育者吗？协作当然重要，但完全缺席不行。一来前沿命题变化太快，二手转述难免走样；二来方法论的气质——如何提出假设、如何设对照、如何承认“不知道”——只有一线研究者最熟练；三来当社会议题需要精确切面时，科学家能把刀落在正确部位，分清事实与推断、证据与价值、可能与可行。这种“切面能力”，是避免公共讨论滑向情绪对冲与立场对撞的稀缺资源。

　　也有人担忧，科普会被平台算法挟持，被热点与争议带偏，被剪辑与断章取义误读。担心并非多余，但解法从来不是退场，而是进场并设立标准。科学的尊严，不靠沉默维护，而靠可复现的表达、可检视的逻辑与可传递的框架来维护。

　　此外，“亲自进场”还有伦理与信任层面的效应。公众对科学的信任，不仅来源于结果，更来源于看得见的过程，即假设如何提出、数据如何获取、分歧如何处理、错误如何纠正。科学家在公共空间里“展示工作”，是在为一种面向事实的公共理性背书。长期如此，科学与社会之间会形成正向回路——社会给予耐心与资源，科学回馈清晰与诚实。

　　回到开头的问题：科学家该不该拿出时间做科普？答案是：该。真正高水平的学问，最终都以“深入浅出”的形态与社会相遇。把时间分给这件事，并非牺牲，而是一种更长远的投资——投资于公共理性，投资于下一代的好奇心，也投资于科学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系民进上海健康医学院支部主委、上海健康医学院医学技术学院副院长、上海市分子影像学重点实验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