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中央依法治国办、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共同主办的“宪法的精神 法治的力量——2025年度法治人物”宣传活动专题节目播出，检察官陈禹橦入选“2025年度法治人物”。（图片来源：央视提供）

陈禹橦，女，中共党员，现任北京市检察院经济犯罪检察部副主任、三级高级检察官，法学博士。参加工作以来，陈禹橦始终奋战在刑事办案一线，曾参与办理一批疑难复杂、关涉人民群众重大利益的经济犯罪、职务犯罪大要案。先后获评“全国十佳公诉人”“全国模范检察官”“首都劳动奖章”“第十一届北京市人民满意的政法干警”“2025年度法治人物”等荣誉。

“我其实不太习惯站在‘聚光灯’下。”这是北京市检察院经济犯罪检察部副主任陈禹橦在接受《方圆》记者采访时说的第一句话。

陈禹橦身上，有许多“光环”：市文科状元、清华大学本硕毕业生、“全国十佳公诉人”、“全国模范检察官”……纵然如此，她还是会有意识地想和“聚光灯”保持距离。她说：“当人站在‘聚光灯’下时，总是会下意识地美化自己的过往。而‘聚光灯’下毕竟只是一瞬间，人生的路还有很长。”

在检察机关工作的15年，陈禹橦始终奋战在刑事办案一线，她享受“在一线的感觉”。她参与办理了一批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大要案，带领团队撰写多个办案指引，编发多批参考性案例、典型案例和白皮书。与此同时，她还先后参与编写了6部实务书籍，参与多个课题项目，发表专业论文30余篇。

无论是实践办案还是理论研究，陈禹橦好像都很“卷”。但在成为“卷王”的背后，是陈禹橦长期以来对极致的追求。她说，很多时候自己做某件事，并不追求什么结果，她是一个得失心不重的人，只是希望既然做了就做到最好。“如果最后结果不尽如人意，我也能坦然接受、没有遗憾。但我没有遗憾的前提，一定是做了所有我该做的和所有我能做的，这是我工作中一以贯之的坚持。”

扣好第一颗扣子

陈禹橦选择学习法律，是从小的性格使然，但选择到检察院工作，则纯属偶然。

她小时候便是一个“爱掰扯”的人。有次看电视剧，大人们针对剧中某个角色的行为，随口点评说：“这个男的也是没办法才这么做的。”而当时仅六七岁的陈禹橦已经会逐一分析，问大人们“什么叫做这个男的没办法了”，甚至还讨论给角色“加戏”，“一般人在同样的情况下怎么做，他在那个时候可能有哪几种选择”“他做了这件事情会有什么结果”等等。这种爱讲理的性格和与生俱来的朴素正义感，让她在高考结束后选择了学习法学专业，并在研究生时期师从刑法学家张明楷教授学习。

受张明楷老师的影响，陈禹橦一直认为，最好的刑法理论一定是能解决更多刑法实务难题的理论。但她选择到检察院从事刑事实务工作，却是多种机缘巧合叠加后的结果。

在大学时期，陈禹橦曾在检察院短暂实习过，那时候资讯并不发达，她和同学们对检察院的了解也不多，单纯觉得那是一个“办案子”的地方。等到找工作时，彼时24岁的陈禹橦自己也没有什么规划，看那一年检察院招人多，就报考了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刑事检察相关岗位，“当年我甚至都分不清市检察院分院和县区检察院的区别”。

陈禹橦说：“我来到检察院工作非常偶然，但我也认为，一个人深思熟虑之后的选择，未必一定意味着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可能误打误撞，恰恰成了最好的选择。”如今回首当年自己的选择，陈禹橦觉得，择一业，爱相随，坚守初心，她从未后悔。

在误打误撞进入检察院后，陈禹橦成为了一名书记员。彼时，部门里她和另一名书记员共同承担了全处十余名案件承办人的协助办案工作。复印、打印，给卷宗归档、编页码，制作提票、换押证等各类法律文书，还需要陪案件承办人提讯、询问、开庭并进行记录等等。

起初，名校毕业的陈禹橦也经历了一段适应过程。她想，总是干这些琐碎的事情，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那时候，她的处长说了一句话：“一个好的书记员，也许不一定能成为一个好承办人，但一个好承办人，一定曾经是一个好书记员。”

一开始，陈禹橦并不能完全懂这句话，尤其是后半句。但在工作了十余年后，她觉得自己越来越明白了。“当书记员那段时间我收获很大。我看着不同的案件承办人处理工作，也不用他们教，跟得多了，做得多了，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

陈禹橦举了个很小的例子：她有个工作习惯，会在案件办理的每个时间节点，例如起诉、开庭后，立即将该案件相应的文书查缺补漏后归档。这是她当书记员的时候从一位案件承办人那里学到的好习惯。那位案件承办人告诉过她，在办案每个节点结束后，把所有文书打包拿绳子系一下暂时告一段落，等到下一个节点到来时，就不用慌了。

“很多人会说，干嘛这么着急，等到案件完全办结了再来归档不行吗？但我仍然一直严格遵循了这个习惯，这会让我很安心，好像是暂时将这件事‘存档’了，我不用在其他时候老想着这个案子，反而分心干不好别的事情。而这种及时‘存档’的习惯，其实应用在别的工作中也很有效。”陈禹橦说。

而让陈禹橦至今受益匪浅的另一个习惯是，在写审查报告的证据分析时，不仅仅给结论，还要给论证过程。如果只给结论，那呈现在审查报告里的会是“本案证据相互印证，形成完整证据链条”等等。陈禹橦认为，得出这个结论的分析过程才是最见案件承办人功力的，这部分证据分析，是认定案件证据确实充分，进而准确法律适用的关键。而这，也是她当书记员的时候学到的。

那时，有位案件承办人工作特别细致认真，每一份审查报告里的证据分析部分，她都会根据犯罪构成要件，分析论证哪些证据证明了什么，存在哪些矛盾证据，以及如何排除合理怀疑等等。这种严谨的论证习惯，陈禹橦也一直保持至今。

陈禹橦说，她一直很庆幸，在刚工作的时候，遇到了非常优秀的师傅们，他们的办案习惯长久地影响着她，让她“扣好了第一颗扣子”。而对于“扣好了第一颗扣子”的重要性，陈禹橦举了一个她身上的“反例”。

陈禹橦是在工作后学会打乒乓球的，但她完全是个“野路子”，跟同事边打边学。练了几年，她觉得自己打得还算有模有样，还会削球呢。直到有一天，她和一个体校的六七岁小孩对打，尽管对手只练过一年乒乓球，但陈禹橦发现，自己甚至连他的发球都完全接不着。当时，小孩的教练也在场，开玩笑地和她说：“在我们竞技行业，野路子和专业完全是两个概念。”

虽然在乒乓球场上很“受伤”，但陈禹橦也因此举一反三。“我觉得办案也是这样，开头很重要。一旦一开始没做好，养成的不规范习惯后来很难纠正，像我打乒乓球那样，现在再想规范持拍和发球，就很难了。”

遇到困难不要慌

得益于初入职时“师傅”很多，陈禹橦有机会可以博采众长，除了优秀的办案习惯，陈禹橦还学到了如何办理新类型案件。

当时，她跟的一位师傅临时收到了一个他从未办过的新类型案件。那天，几推车的卷宗推向了他的办公室，陈禹橦在一旁看着就着急。但这位案件承办人没有直接开始看卷宗材料，反而开始逐字逐句学习相关的法律规定、司法解释，并调取了院里此前办理的同类型案件材料。只不过，他研究前案并非为了“照搬”前人经验，而是带着陈禹橦一起，分析此类型案件中一般有怎样的证据，会出现什么问题。这些沉下心来的学习和探讨，花费了他俩一周的时间。一周之后，承办人才终于打开那堆成山的卷宗。

陈禹橦说，这是她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作“磨刀不误砍柴工”。“我们办案，总会遇到没办过的案子。师傅用自己的行为教会了我：第一，遇到困难不要慌；第二，不要张嘴就问，最重要的是自己去学。”

2013年，陈禹橦开始独立办案，2019年被任命为员额检察官。近年来，她先后参与办理了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某非法集资专案、北京市首起“对赌收购型”合同诈骗案等一系列案情疑难复杂、关涉人民群众重大利益、社会关注度高的大要案。

在啃这些“硬骨头”案件时，陈禹橦一直遵循着当年师傅的办案模式。“这些年，作为专门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检察官，我面对的经常是各种新型复杂的经济关系、金融背景。正是这个案子建立的办案习惯，让我习惯于自己去学习探索，搞懂案件背后的专业知识。此类案件卷宗很多，如果一猛子扎进去了，特别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越走越慌。只有提前深入了解其模式、框架及特点，才能抽丝剥茧地梳理出案件事实，搭建起有逻辑的证据体系，做到办好一个案子，会办一类案子。”陈禹橦说道。

2019年年底，陈禹橦接手了一起“硬骨头”案件。这是一起“对赌收购型”合同诈骗案。案发前，4名主犯销毁大量证据后外逃，剩下1名主犯被捕后始终“零口供”。而在当时，这种“对赌收购型”合同诈骗案北京地区还没有先例，罪与非罪争议很大。

此案里，北京一家上市民营企业想以14.5亿元的价格对赌收购某互联网公司，以获得该公司客户业务数据资源，没想到却遭遇了大规模财务造假。所谓对赌收购，是指双方对赌，被收购方在接受投资款后，承诺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一定的业绩，否则就要加倍赔付收购方钱款。

然而，北京这家企业在接手互联网公司后发现，这家业内前列的互联网公司完全是被“包装”出来的，对方此前宣称的高业务量和庞大的数据资源也有很大水分。但是，从案件开始的审计结果上看，这家互联网公司虚增利润的比例并不高。一方面，通过对案件事实证据的把握，陈禹橦觉得造假的应该不止这些数据，否则几名主犯也没必要在案发前就集体外逃；另一方面，现有证据，距离合同诈骗犯罪事实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也无法建立起她内心对这个案子的判断确信。如此高额的收购交易，为何被害公司收购后好几年都没发现端倪？犯罪嫌疑人在这场对赌收购中欺骗的核心事实到底是什么？

于是，为了弄懂案件事实，陈禹橦决定先学习什么是对赌收购。她恶补了许多民商事法律知识，对着CPA（注册会计师）教材、审计准则一点点学，还关注了很多相关的微信公众号，成天“泡在”各种对赌收购案例中，逐渐摸清了一般的对赌收购流程。同时，她多次直接和被害公司相关人员沟通。在被害公司负责人补充了更多细节后，陈禹橦大致还原了这场骗局。由于签下“对赌协议”，在约定的时间内，被害公司不能介入被收购互联网公司的经营管理。也正是钻了这个空子，被收购互联网公司以数据资源属于商业秘密为借口，未向被害公司派去的代表开放完整的数据系统。被害公司的代表说：“我们只能在会议室里看到一部分数据，而真正的数据实则在另一间屋子里，得刷卡才能进。自始至终，我们都被拦着。”

搞清楚了为什么被害公司没发现被骗，那被收购的互联网公司是如何完成欺诈行为的呢？这么大规模的财务造假，为什么审计的“虚增利润比例”却并不高呢？问题出在哪儿？那段时间，陈禹橦非常焦虑，始终找不到案件的“突破口”。直到一次和审计人员交流的一个偶然问题，终于让她发现了线索。她对着银行交易流水，询问审计人员：“为什么这笔高额的转账记录不属于虚增利润？”对方从专业角度解释，这笔钱款经多方流转后又转回来了，所以从审计的角度不能认定为“虚增利润”。

陈禹橦又追问：“那这样走了一圈流水，会实现什么效果？”得到的答案终于让这场骗局的手法实现了闭环——流水+虚假合同，会使这家公司业务量夸大，相应显得掌握的数据资源海量。这一刻，陈禹橦脑海中盘旋不去的疑问终于有了出口：被害公司之所以高价收购这家互联网公司，看中的正是对方的业务规模和海量的数据资源，这也正是这家互联网公司实施的根本性欺诈手段。后来，陈禹橦据此提出新的审计委托事项，梳理出数亿元的“资金打圈”虚增交易规模事实，这也成为此案后续提起公诉的关键证据之一。

此案最后也获得法院生效判决支持，成为类案处理的典型标杆。陈禹橦还通过院里向监管部门制发检察建议，为上市公司财务总监、审计机构负责人进行专题授课。在授课现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都说“想不到搞法律的检察官，对收购、审计也这么专业”。那一刻，她觉得，专业是检察官最好的名片。

尽管事后回忆这些办案过程，陈禹橦能很有条理地梳理，但她也说，办案时压力太大了，焦虑是工作的常态。比如，在办理一些疑难复杂案件时，也常常“碰壁”，有时候是有了取证的方向，但客观条件下取证困难；有时候是案件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都有很多争议，有限的时间里需要逐一“破解”。

就在办理“对赌收购型”合同诈骗案的几乎同一时间，陈禹橦还和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的检察官们，联合办理了北京市一起非常复杂的非法集资案件。

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钱梦珂也是专案组的一员，她对当时办案的艰难深有体会。“这个案子卷宗有1万多册，嫌疑人100余人，案情十分复杂，证据体系存在一定缺口。”钱梦珂说，专案组办案的工作时间是“5+2”和“黑+白”，而专案的牵头人陈禹橦，永远是整个团队里最早到、最晚走的人，她每天都会带着大家分工、讨论，然后汇总决定，在紧张的时间里，顺利推进案件办理工作，在她身上，我们感受到了规范、专业办案的样子。

回忆起办理这个案子的过程，陈禹橦说自己因为焦虑，大哭过很多次，她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不过，我每回哭后，很快就能收拾好情绪，再次投入工作，感觉也是一种压力的释放。”

大家眼中，陈禹橦是个很“卷”的人，不过她只“卷”自己，不“卷”别人。同时，她也会提醒新入职的年轻人，在一个团队里，不要认为检察官、检察官助理和书记员就只用各干各的活儿，一旦有这种意识，自我的成长会变得很片面。她鼓励大家，踏实干好眼下的工作，不“应付”那些看似简单的活儿，以一个学习的心态，不断积累办案经验。

北京市检察院经济犯罪检察部检察官卢阳形容陈禹橦，对法律事业可能是“真爱”。卢阳说：“北京市检察院办理的案子里，疑难复杂案件比较多，而陈禹橦从来没有推诿过，反而会觉得这样的案子‘有意思’‘有挑战性’，她更愿意好好研究研究。”在遇到各方意见不统一时，陈禹橦会做足准备，拿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来应对各方的疑问。

当案件办理遇到“卡壳”的时候，陈禹橦也会焦虑，但她不会钻牛角尖。她说：“很多时候遇到障碍和瓶颈，不是非得要使蛮劲熬过去，我会停下来想想，我是不是只有这条路能走？像是取证困难，那我会思考取这个证据是为了证明什么，能否通过其他证据迂回证明。”

有时候工作时长太久了，陈禹橦觉得脑子“锈”了，她会选择下楼跑跑步。她告诉《方圆》记者：“我是不会再留在办公室的，我告诉自己接下来是无效时间，我不应该这么辛苦地‘感动’自己。”跑步的时候，陈禹橦脑子里有时会完全放空，有时想一想乱七八糟的事，无论如何，都能让她从办案的僵局中喘个气、放松放松。

陈禹橦说，其实，作为案件承办人，面对争议大的疑难案件，有时候说放弃要比坚持走下去容易得多，但她不是个轻言放弃的人。“一旦我坚定了目标，并且认为这个目标是对的，就不会轻易放弃。”她接着补充道，“不过，这不是固执，当情况变化，或者说综合考虑有必要更改时，我也会反复思考。”

办案，终归要落到具体的“人”

在陈禹橦的职业生涯里，她办理了许多经济类型案件。闻所未闻的专业术语、高深莫测的商业逻辑和动辄过亿元的涉案金额，是这类案件的常态。然而，无论案件多复杂，陈禹橦都会在这些案件中找到核心的“人”。

陈禹橦说：“为什么我们被称为‘人民检察官’，‘人民性’是我们办案的一大特点。案子办到最后，终归是要落到具体的‘人’身上。”

平日里，陈禹橦是一个很追求高效率的人，她会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得有条理且紧凑，但在她的日程表里，往往会给案件的被害人留下一块完整的时间。在那段时间里，她是一个倾听者。她心里清楚，有时候，和被害人见面，也许对办案定罪量刑本身没有那么多的影响，但她知道被害人有很多想法想表达，而这是一次难得的可以和检察官倾诉的机会。

除了被害人，陈禹橦也很重视与犯罪嫌疑人的每一次对话。陈禹橦说：“任何人在被法院判决之前，都要假定他是无罪的，这是每个法律人都曾学习过的道理。但在内心深处，真的这么认为吗？是否多多少少带上了有色眼镜？我觉得，检察官和犯罪嫌疑人接触的时候，要把客观公正义务真正变成行动上的指引。”

为此，陈禹橦在正式提讯犯罪嫌疑人前，会和对方简单地“唠”一下，告诉他案子目前大概的情况，争议焦点在哪里。更重要的是，陈禹橦会告诉对方：“虽然今天是你坐在栏杆那边，我坐在这边，但你要相信我们都是平等的。在法庭判决之前，你在我眼里就是一个无罪的人。”

陈禹橦对于“人”的重视，也会给办案带来转机。她曾办理过一起挪用公款案，案中有一些证据能初步证明犯罪嫌疑人与一名女子有不正当关系，但犯罪嫌疑人此前也有一些辩解存在一定合理性。尽管此案的卷宗材料陈禹橦已经反复看过，也看过犯罪嫌疑人此前接受侦查机关讯问的录音录像，但她觉得，得真正见到对方，她才能捕捉更多细节。

陈禹橦说，她提讯犯罪嫌疑人时，会仔细观察对方的肢体语言，看对方回答问题时的眼神。而她在观察犯罪嫌疑人时，犯罪嫌疑人也会观察她，这是一场相互的试探和互相的评估。而在此案这场较量中，对方露出了马脚。

当时，陈禹橦先抛出了几个常规问题，与合同签订有关，对方果然对答如流。接着，陈禹橦突然发问：“你和女子某某的房子租了几年啊？”这时犯罪嫌疑人突然就懵了，眼神飘忽，这种被“突然袭击”后的临场反应，让陈禹橦当下心里就有了讯问盘算——她发现，这个犯罪嫌疑人习惯于打有准备问题的仗。于是，陈禹橦接下来的提问，开始“贴着核心问题的边儿”发问，虽然在她心里案件事实脉络很清晰，但她故意跳跃着问，一来二去，再谨慎的人也终会露出破绽。回去的路上，书记员问她为什么要这么问时，她笑着说，每次提讯都是一次“较量”，提讯时当然要根据不同嫌疑人不同情形，调整“讯问策略”。当然，这得建立在已经吃透案件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和对方真正交流。

在陈禹橦经手的案子里，案值过亿元的不少，但她也从不轻视一些“小案”。前阵子，陈禹橦刚办理了一起当事人申请审判监督的案件，涉案金额仅几千元。“单从金额来看，这就是个很小的案子。但对于当事人来说，他就是想要这个‘理’，尤其是这个案子还涉及一些行业惯例的合理性，如果当事人申请监督的理由成立，有抗诉必要性时，我们就应该提出抗诉。”

陈禹橦说，这些年她也不断思考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的关系。有的人认为，为了这么一个“小”案，这么多人付出大量时间精力，值得吗？但她认为，值不值得应该放在更高的层面去思考。每个人都应当被看到。在她眼里，民生无小案，人民检察官中“人民”二字，除了捍卫法律正义的勇敢，还要有一份传递司法温度的柔软。

然而，案子总有不尽如人意的时候，有时候是侦查时机一旦错过，证据确实很难获取；有时是犯罪嫌疑人将钱款挥霍后，追赃挽损实在无法弥补被害人的全部损失。但陈禹橦觉得，公诉，有时候就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办案的过程中当自己已经穷尽一切办法，做了所有她能做的事情，结果无论如何，她都可以坦然接受。

“虽然办案质量有评价标准，但其实办案是个‘良心活儿’，案子办得好不好，其实很难精准量化，但办案人自己要尽全力去查证，才可能真正还原案件事实。”陈禹橦说道。

在陈禹橦眼中，一个案子的办理怎样才能被称之为“高质效”？她觉得，从个案的角度，要实现天理、国法、人情相统一；从类案的角度，能通过办理个案，形成相关规则指引，为类案办理提供参考；最后，办案还要看到个案与整个案件领域、态势的关系，将其放到社会大局中去看待。

因此，陈禹橦常说，新时代检察官要做到“两耳要闻窗外事”，除了低头办案，一定要抬眼看世界，要让自己的脉搏与时代同频共振，才能真正把检察工作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

理论和实践缺一不可

2023年，陈禹橦从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调到北京市检察院经济犯罪检察部工作。同年，她顺利获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为什么读博？陈禹橦有自己的坚持。

在办案一线工作多年，陈禹橦常常有一些碎片化的思考，有的也写成了短篇文章发表，但她觉得还不够。陈禹橦希望通过撰写博士论文，系统性梳理自己的实务心得、提升自己的学术研究能力，真正做到能够用理论更加妥当地解决实务难点痛点问题，以理论深度维护司法公正。

早在陈禹橦读本科时，她就从张明楷老师身上学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她回忆说，“楷哥”每年都会把《检察日报》等媒体发表的案例文章剪下来，集结成册，放在课堂上让大家讨论。而且，“楷哥”往往不会先说自己的观点，而是先让同学们发表自己的意见。读博时，导师林维教授开阔的实务视野也让她受益匪浅。“我记得，很早时候，林维老师就研究网络犯罪问题，还让我们多关注这方面理论和实践问题。他说，搞学术研究不能脱离实践。”陈禹橦回忆道，前后两位导师的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学习方式，让陈禹橦受益至今。

陈禹橦说，只要在办案中积极思考，就能挖掘实务中有研究价值的真问题，而梳理清楚解决问题的思路，文章自然就写出来了。在写文章时，陈禹橦很重视逻辑的自洽。有时候，她的观点并非是业内主流，但她说自己从来不追求“主流”，只希望表达清楚自己论证清楚的观点。

有一次，陈禹橦的观点还和张明楷老师冲突了。在她写的文章《<刑法>第37条免予刑事处罚条款的刑事一体化解读》中，她反驳了“楷哥”的观点。文章发表前，陈禹橦也有些惴惴不安，还提前和老师发了微信，没想到老师特别包容，觉得是在讨论观点，完全没问题。而在今年，这个发文章的小插曲还有了新进展，张明楷老师在新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正是因为肯定说的结论具有实质的合理性，所以笔者拟对以往的争论进行反思”，还引用了陈禹橦的文章观点。这让陈禹橦既敬佩张明楷老师对于学术争鸣的开放包容态度，又觉得，这给予了作为学生的她极大的荣耀和肯定。

在同行眼里，陈禹橦的文章很有口碑，她发表的多篇文章在业内有着很高的阅读量，也常被检察官、律师群体引用。

江苏省苏州市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王勇正是因为陈禹橦写的一篇文章让他很有共鸣，找到了她加上联系方式，之后又因为共同参与编写了《国家公诉人出庭指南（修订版）》而更加熟识。

王勇曾经总结过陈禹橦的几个“高”，高个头、高学历、高标准，对待工作全力以赴，哪怕再忙也会抽空写文章。陈禹橦发表文章数量之多，让王勇还感慨：“我都来不及看了！”

办案子那么忙，陈禹橦是怎么做到还有时间写文章的？王勇说，陈禹橦非常会利用地铁、高铁上的时间，很多次他和陈禹橦的业务交流，都是陈禹橦下班后在回家的地铁上进行的。

广东省广州市检察院职务犯罪与经济犯罪检察部副主任张瑜和陈禹橦是同一届全国公诉人大赛的选手，也因此结识。在张瑜眼中，陈禹橦这个“学霸”格外真诚。两人尽管所处地方一南一北，但在交流业务时很少有隔阂。张瑜说：“有时候，我向她请教北京地区办理的某一类案件时，她会很热心地答复，提供全面深入的建议。有时候，她在研究写作时，也会联系我，想多了解广州这边办理的一些案例。”张瑜表示，日常工作中，她也会和同僚们学习陈禹橦发表的理论文章，因为北京市检察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时遇到的问题，广州市检察机关同样也会遇到，而陈禹橦往往能提出十分具有可操作性的、易推广的解决方法。

陈禹橦很重视同行的认可。她说，这种认可不是图一个虚名，而是看到自己研究的问题是大家共同的痛点或难点，就会感到很开心，感觉自己的努力是有意义的。

日复一日的写作，让陈禹橦不断进行着“头脑风暴”。她说，只有多动笔，才能越来越熟练表达自己的论证逻辑，同时反哺自己的办案能力，把碎片化的个案思考集成为体系性的实务逻辑，把办过一些案子的司法经历，凝结成会办一些案件的司法经验。

现在，陈禹橦在接触了解一个新案子时，可以很快抓到案子的核心脉络，这正是她常年保持思考习惯后的经验积累。“办理不同类型的案子，深入了解了不同个案后，有一部分经验会沉淀。像一棵思维逻辑树，每一种具体类别的案子像树的枝杈。在枝繁叶茂的同时，自己的底层逻辑也就是‘树干’，也会随之粗壮。”陈禹橦解释道。

近些年，陈禹橦先后牵头或深度参与北京市检察机关保障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打击治理新型网络传销、互联网企业商业腐败、新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网络空间治理以及打击治理非法金融活动等多个专项调研活动，带领团队撰写《办理金融领域不法中介贷款诈骗案件工作指引（试行）》等多个办案指引，编发多批参考性案例、典型案例和白皮书，指导更多同事办好类案。因专业能力强，陈禹橦先后入选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济犯罪检察人才库、检察理论研究人才库，最高人民法院“法答网”首批审核专家，公安部网络安全法律咨询委员会委员等。

陈禹橦认为，一开始，她其实不太擅长带领团队，她有点“i”（网络流行词，指性格比较内敛），以前总觉得自己是个“独行侠”。然而现在她发现，和团队的小伙伴们一起，通过研究、指导类案、出台办案指引、编发案例等方式，可以指导更多人办好案子、规范办案，能带来辐射面更广的积极影响，这让她体会到了不同于个案成功办理的成就感，感受到了工作的新意义。

好奇心，能克“职业倦怠”

进检察院的第一天，师傅就告诉陈禹橦，好公诉人都是拿案子“喂”出来的，关键是你得有“那股劲儿”。那时候，陈禹橦还不能定义“那股劲儿”是什么，但现在，她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是对案件事实证据始终如履薄冰的态度，以及对办案质效始终精益求精的追求。

“很多人会觉得，检察官办案是重复性很强的工作，年轻时办理第一个诈骗案，可能会很兴奋，会精益求精，但到了办理第50个、第500个诈骗案的时候呢？这时很容易出现职业倦怠，不再那么追求极致了，也没有精益求精的想法了。”陈禹橦说。

在陈禹橦眼中，克服职业倦怠最好的方式是保有好奇心。日常办理经济犯罪案件时，她会对涉及的相关经济活动过程的合理性感到好奇，在反复的论证、思考中找到建立内心确信的路径。她也喜欢对社会上发生的热点事件背后涉及的方方面面“刨根究底”。有时候，她的“好奇”甚至还会引发“信任危机”——她的爱人会抱怨：“为什么我说一件事你总是不相信我呢？”陈禹橦也只能解释，她的好奇心与生俱来，她总是想知道这件事为什么是这样的，怎么就变成这样，有什么不合理之处等等。

陈禹橦希望自己始终是一个有好奇心的人，她觉得如果缺少好奇心，就很难有自主学习的动力。而一旦停止学习，人很容易变得固执己见，封闭自我。

刚入职那年，陈禹橦参加了单位举办的“我的检察梦”演讲比赛。在演讲稿中，她写道：“希望10年后的自己，变得更加强大、走得更加坚定。”

15年过去了，当问到陈禹橦是否达到自己当年的希望时，她笑着说，自己的专业能力、心理的成熟度、承压抗压能力和调整心态的能力确实一直在成长，对于从事检察事业的初心也越来越坚定。

“以前工作时可能会手忙脚乱而且很急躁，现在的我要从容得多，这是专业能力提升带来的底气，也是不断应对多头挑战后慢慢琢磨练出来的能力。尽管现在的工作实际上要比以前的工作困难更多、挑战更大，但我反而没有之前那么焦虑。”陈禹橦说，她是个追求完美的人，以前特别希望所有人都能对她感到满意，一旦案子有什么不完美的地方，她心里会过不去那个坎儿。但现在，她会给自己的焦虑“设限”，认识到案子总会有让人纠结的地方，只要自己拼尽全力，就可以坦然接受结果的“不完美”。

12月4日，中央依法治国办、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共同主办的“宪法的精神 法治的力量——2025年度法治人物”宣传活动专题节目播出，检察官陈禹橦入选“2025年度法治人物”。（图片来源：央视提供）

2025年12月4日，中央依法治国办、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共同主办的“宪法的精神 法治的力量——2025年度法治人物”宣传活动专题节目播出，陈禹橦入选“2025年度法治人物”。

获得这么多荣誉，会不会怕有一天辜负大家的期待？当被问到这个问题时，陈禹橦毫不犹豫地回答：“不会！”她回答的速度之快，让《方圆》记者感到诧异。

问及缘由，她说：“我对自己的期待，远比大家对我的期待要高。与其担忧外界的评价，不如把精力用在实际的行动中。不辜负大家期待的方式，就是一直变得更好，而我也始终在朝着自己期待的方向坚定地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