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

　　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内在逻辑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为何能发展得如此迅速？分析任何问题都应探究其本质。要了解中国经济为何能快速发展，就要先探究发展的本质。

　　发展的结果表现为人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是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这就需要新质生产力不断涌现。如何实现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新质生产力的不断涌现？要求现有的产业技术不断创新，附加值更高的新产业不断涌现。这是新质生产力的来源，也是发展的决定因素。这一点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是相同的。

　　然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有一处重大不同。美国、西欧等老牌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其技术和产业一直处于世界最前沿，所以这些国家要想继续创新，就必须自行发明新技术，创造新产业。发明的投入巨大、风险极高，若成功则一本万利，但大多数的发明尝试以失败告终。因此，从工业革命至今，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增长缓慢。

　　发达国家之所以必须进行发明创造，是因为其技术水平已经是全世界最先进，如果不发明就没有新技术，如果不发明也就没有新产业。发展中国家同样需要努力进行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然而，发展中国家发现目前所采用的技术尚不如发达国家先进，目前的产业附加值也较低，那么，为何不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引进发达国家附加值更高的产业呢？因此，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方面有两种可能的方式。一种是自行进行发明创造；另一种则是利用后来者优势，引进、消化、吸收，作为再创新的来源。自行发明创造的成本非常大、风险非常高；而引进消化吸收的成本相对更低，风险也相对较小，因为所涉及的技术与产品已经成熟。

　　基于上述分析，若发展中国家懂得利用后来者优势，其技术创新的速度和产业升级的速度都有可能快于发达国家。从理论上讲，其发展速度有可能快于发达国家。但是具体能快多少，在理论上难以精确量化，需结合历史经验来分析。

　　因此，如果懂得这个道理，理解这个历史经验，就不难解释为何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能够取得这么长时间的高速增长。

　　中国的未来发展前景如何

　　目前，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存在一些悲观的看法。原因主要基于两方面：一是人口老龄化，二是中美摩擦。在国际上也出现了“中国见顶论”的论调。那么，我们的发展前景究竟如何呢？我认为，这主要取决于我们的发展潜力。如果我们能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仍然能够实现快速发展。

　　中国的发展潜力如何衡量？如前所述，我们快速发展的原因是利用了后来者优势。但是有人质疑，经过了四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我们的后来者优势是否还足够？一种观点是，亚洲四小龙利用后来者优势实现了约20年的8%-10%的增长，而我们已经实现了45年的年均8.9%的增长，潜力似乎即将耗尽。另一种观点是，那些曾经利用后来者优势实现高速增长的国家，当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达到14000美元时，经济增长速度普遍放缓，降至与发达国家相似的3%左右。据此，有人认为中国也将如此。如果中国仅能有每年3%左右的增长，那将不可能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这是“中国见顶论”的一种理论依据。

　　但实际上，我们是否仍具备后来者优势，不取决于我们利用该优势的已有时长，也不取决于我们现在的绝对水平有多高，而是要看我们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还有多大。这才是后来者优势的根源。看问题应看本质，而不能停留在表象。后来者优势的本质，正是我们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后来者优势能够带来更快的发展，但究竟能发展多快则需参照历史经验。我自2019年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当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人均GDP为美国的22.6%，这相当于德国在1946年、日本在1956年以及韩国在1985年与美国的差距水平。这三个国家在其与美国存在类似差距时，均表现出色。德国在1946年至1962年的16年间，平均年经济增长率为9.4%，人口增长率为0.8%，因此其人均GDP增长率为8.6%。日本从1956年至1972年的16年里，平均年经济增长率为9.6%，人口增长率为1%，人均GDP增长同样为8.6%。韩国在1985年至2001年的16年间，尽管遭遇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有负增长，但平均经济增长率仍达到9%，人口增长率为0.9%，因此人均GDP增长率为8.1%。鉴于历史上同类优势带来的增长，我们利用与美国之间的技术差距，理应在从2019年起的16年里有人均GDP年均8%的增长潜力。

　　不仅如此，中国还拥有一个当年的德国、日本、韩国所不具备的优势，即第四次工业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特征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这些技术的特性是研发周期很短。研发周期短意味着资本投入相对较少。以DeepSeek为例，仅需几百人和三四年的时间，所以资本投入相对较小。2024年我国人均GDP为13445美元，尚未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与美国的人均85000美元相比，差距明显，美国的资本实力显然更为雄厚。然而，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研发周期短和资本投入少的特点，使得人力资本成为更关键的因素，而资本相对少已不构成我们的劣势。人力资本包括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等领域的教育所获得的能力，这些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要素。在这些学科，我国每年有超过600万的大学毕业生，这一数字超过了七国集团的总和，因此我们拥有显著的人才优势。

　　而且，我们拥有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国内市场为世界最大，这为任何新产品或技术提供了迅速实现规模经济的可能。此外，我国拥有全世界最完善的产业配套。

　　综合以上来看，我国在2035年之前具备8%的增长潜力，这并非高估。或许有人会提出疑问，美国对我们采取技术限制措施，我们在技术引进受阻的情况下是否还能依赖后来者优势？其实，我们所需引进的技术中的大部分，美国都不是唯一供应者，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同样拥有这些技术，并且愿意与我们进行交易。因此，尽管存在“卡脖子”问题，但这种情况少之又少。既然如此，我们有足够的底气相信，通过新型举国体制，短则3年，长则5年，这些技术我们基本上都能实现突破。

　　到2035年之前我们仍有8%的增长潜力，但要将潜力转化为现实，我们仍需克服包括人口老龄化在内的一系列困难。尽管人口老龄化不会影响增长潜力，但其对社会的影响不容忽视，需要我们妥善照顾老年人群体。美国的“卡脖子”措施虽不会使我们陷入绝境，但面对限制时，我们必须拥有足够的资源进行技术攻关。同时，我们还需追求高质量发展，并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

　　尽管如此，我个人的看法是，在8%的增长潜力下，我们在2035年之前实现年均5%-6%的增长是可能的。若以同样的方式分析，在2036年至第二个百年目标的2049年期间，我们应有6%的增长潜力，可以实现3%-4%的增长。若能如此，到2049年，我国人均GDP有望达到美国的一半。

　　一旦我国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就会实现。届时，中美关系也会得到改善。原因在于，美国现在对我们发起贸易战和科技战，前提是其在科技和军事领域的实力强于我们。而到了2049年，当我国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时，国内经济比较发达的北京、天津、上海以及东部沿海的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五省，其人均GDP有望与美国持平。这三市五省的人口总和约为4亿多，略高于美国当前的3.3亿人口。美国同样面临人口老龄化，靠移民其人口增长速度快于我国，但到2049年时其人口应该还少于4亿，我国三市五省的经济体量将略大于美国，而人均GDP水平相当，这意味着这三市五省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和平均产业技术水平与美国持平。因此，届时我国在体量上略胜一筹，技术上与美国并驾齐驱，美国将无法再对中国施加技术上的限制。这是其一。

　　其二，届时我国的经济体量将是美国的两倍，而美国的高科技企业不能没有中国市场。因为高科技企业需要巨额的研发投入，而投入后如果有幸成功，之后的利润大小取决于市场的规模。中国市场的规模是美国的两倍，若失去中国市场，美国高科技企业的盈利可能从高盈利转为低盈利，甚至不盈利。若企业无法盈利，企业管理者的领导地位将难以维系。高科技企业需要持续而大量的研发投入，而高盈利是持续投入的保障。高科技产业的竞争相当激烈，因此，中国市场对美国高科技企业而言生死攸关。

　　同时，若美国老百姓无法获得来自中国物美价廉的产品，其生活质量将直接受到影响。而且，众所周知，贸易是互利共赢的，小经济体从中获益更多。当前，美国频繁使用贸易战手段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经济体量与美国相当，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济规模约为美国的1.3倍，而按市场汇率计算则为其65%至70%。因此，双方的经济规模孰大孰小尚难定论。加之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优势，使其能够对我国施加技术限制。然而，到了2049年，美国将无法在高科技领域对我们“卡脖子”，其经济体量又小于我国，中美贸易对美国的好处将超过我国。

　　因此，美国到那时一方面无法限制我国，另一方面与我国保持良好关系将对其更为有利，中美有条件实现和平共处。世界最大两个经济体的和平相处，将成为世界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石。

　　（作者为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国发院名誉院长、南南学院名誉院长）